最近斯普林格撤回了107篇来自中国学者的稿件，原因是涉嫌同行评议造假。

大洋彼岸的美国为什么很少出现这类事件，他们是怎样的体制？

一位在“体制外”的著名血管外科专家讲述了自己从医数十年间的经历，试图给出一剂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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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生为什么不会被大面积撤稿

记者 | 黄昉苨

编辑 | 陈卓

《肿瘤生物学》期刊107篇来自中国作者的论文被撤，有人提出一个问题难住了我：“据说考核和指标的压力，国内国外都一样。为什么国外作者不会被大规模撤稿呢？”

我被问得目瞪口呆。第一反应是很感性的：国外怎么会有人干这种事，找死吗？

在美国一家肿瘤医院从事研究的科学家荣永琪告诉我：“被发现的话，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当然，事情也不会那么绝对。总有人会经不住走捷径的诱惑。一个数据是，在美国的科研群体中，平均科研不端的比例估计为10万分之一。

不端概率如此之低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荣永琪说，10多年前他去那家全美排名第一的儿童肿瘤医院入职的时候，“你说自己在中国是什么学历就是什么学历，根本没人会来怀疑”。对于需要同行评议的论文，研究人员也不会把时间花费在核实原始实验数据上——直到这两年，有人造假，东窗事发。

与这种信任氛围对应的，就是学术不端的代价极大。

“一旦造假，还在做研究工作的人，将终身不得申请经费，甚至已发的经费也会被追回。如果已经找到工作的，也会因此丢了工作——其实也是再不能做科研了。”荣永琪说。

但是，这种严厉并不是在事发那一刻才开始。在美国的感受是，对“信用”的坚守与重视渗透在学术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学里入学新生每门课的讲义上，都会印着提醒学生恪守学术规范的“荣誉保证书”。在读研究生的我先生老陈，去年有一门课的期中作业答案全对，却只得了20分，找老师讨论时，对方指着作业中的某一页纸严肃地问“为什么这几行运算过程与另一位同学如此相似？”在亚特兰大遇到的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因为在校期间有过一次随意伪造教授意见的经历，去年申请多所医学院，哪怕有教授的强力担保，也没得到一张录取通知书。

我的朋友陈艾薇，过年回婆家时起了一身疹子，拿着作为皮肤科医生的公公开的处方去买药，却发现药太贵，买不起——明明他的老公拥有能报销80％医药费的学生保险，可公公也爱莫能助：“我不能把药开到儿子名下，这违反职业道德。”

虽然看似“无情”，却并不“冷酷”。教授在听了老陈分析解题步骤之后，确定他并未抄袭，遂帮他改回了90分。申请不到医学院的越南裔姑娘，还可以找到与研究无关的工作……艾薇的公公，开着一家皮肤科诊所，固然不能为自己的儿媳假公济私，却也没有任何机构去要求他必须要做科研、发论文，他大可以把时间与工夫花在给人治病上。

类似这次发生的大批量学术不端行为，在荣永琪所在的肿瘤医院就很难发生：一则现在大多数医学研究都是团队合作的成果，团队中每个人利益不同，人人独立，就算是团队领袖也很难说服一群人跟他一起冒身败名裂的风险。

另一方面，对这儿的医生来说，SCI论文并不是升职加薪“一刀切”的利器——临床医生没有科研要求，专心看病就行。对有志于科研的医生来说，到了教学医院，有了实验室，专职做科研，才有提高职称的可能，而升职时论文、项目能不能申请到研究资金等条件都会纳入考虑范围，并不是有两篇或是三篇SCI论文就万事大吉。

荣永琪的一个大学同学，就在这回被媒体披露的524名涉及撤稿的医生名单中。

可他觉得，自己与同学并无道德的优劣之差：“说到底，还是环境不同。”

讲诚信说起来是个道德品质的问题，但在现实中，美国人重视诚信胜过“为尊者讳”或眼前利益，也不光是因为心里住着道德标兵。

“当信任被破坏，社会运作的成本会在无形中提高。以前我们做同行评议的时候不会想到去问作者要原始数据，可是现在会多很多工作量。看到汉语姓名的论文，也会检查得更严格一点。所有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的学者都将承担这种信用受损的后果。”

所以，对绝大多数了解这个体系的科研人员来说，学术造假太得不偿失了。

体制会有漏洞，总有能钻空子的时候，可他们就是不会钻——不仅是因为后果足以让自己身败名裂，也许更因为，生活中还有更多值得追求的事情。

我先生对此深有感触。有一天，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的课堂上，一个北大毕业的中国讲师突然给学生们发了他最新的论文。

这位王姓老师特别自豪地说：“你们是第一批看到这篇论文的人。我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法，思考了好多年，现在终于印证了这种办法可行。”

“做研究那么多年，我看到很多人都喜欢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一旦毕业，他们的研究方式就很少再改变，所写的论文也会流于平庸。但其实，保持学习，不断更新知识，找到新的研究方式，是很快乐的。”王老师一时说开了闲话，告诉学生们，“我希望你们都能在研究生涯中找到这种乐趣。”

如何解救“键盘医生”

自述 | 张强

采访、整理 | 胡宁

编辑 | 陈卓

张强  血管外科专家，他曾在“体制内”的公立医院成为主任医师、教授，也曾在2012年走出“体制”，并在2014年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医生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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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107篇文章被期刊《肿瘤生物学》撤稿，既有道德问题，也有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在公立医院工作时，职称晋升也有论文要求，但没有现在这么高。尤其在高校附属医院，现在高级职称的晋升都有SCI文章的数量要求。

作为个人，我那时候的论文都是在临床中总结出来的，所以也没有特别的压力。我的主任医师职称是在2005年获得的，当时晋升的条件除了英文外，对论文的要求是至少两篇论文在中华系列医学杂志上发表，比较轻松。

但是，后来渐渐把论文（尤其是SCI文章）和科研基金数量作为科室的考核指标，这对于科室主任来讲，确实带来了临床业务外的额外压力。

印象当中，最近10年在各家医院，尤其是公立三甲附属医院，都出现了一些靠嘴皮子和键盘的“外科医生”。这给同单位把精力大多投入在临床工作的医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在三甲附属医院的体系中，临床和科研真正兼顾的医生是很少的，毕竟人的精力有限。院长或者科室主任有条件利用手中的行政手段，动用资源，发表大量的论文，或者拿到科研经费。对于普通专家来讲，这就很难做到。而在三甲附属医院以论文为导向的医生评价体系中，往往临床不怎么强的医生反而比临床能力强的更容易成为所谓“名医”。因此，追逐SCI论文，自然成了许多医生的“事业”目标，能让很多人名利双收。

我做科室主任的时候，也常常有各种论文公司找上门。我一直认为搞学术还是应该有诚信，毕竟很多人会应用论文上的数据和结论。医学研究往往人命关天。我曾经尝试过和独立的科学家联合搞科研，效果不错，也达到了医院指标，但这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科研。

我记得我当年写论文是发自内心的，常常查找资料、翻译，写作到半夜。那时候并没有感到压力，只是希望把心得分享给更多的同行。这在我看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写论文的同时会查阅大量的文献，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识面。

我大概发表了几十篇论文，绝大部分并不是出于晋升的压力而为。不过，要平衡好临床工作和科研的时间，确实是很难的。我愿意看到的是，临床医生把精力放在患者身上，把大部分的科研任务交给科研人员。毕竟医生以治病为天职，离开这个，发再多的论文，患者遇上就倒霉，又有何意义呢？

实际上，国外许多著名医院，如梅奥诊所等，都有大量的研究人员。临床医生应该聚焦在临床。

在名利驱使下的中国科研体系，导致了论文写作和科研申请成为一门“生意”。第三方公司大量出现，专门洗钱的公司也出现在瓜分国家科研经费的道路上。纳税人的钱被虚假科研糟蹋，更严重的后果是医务人员的信誉被破坏。甚至一些虚假治疗技术得以横行，损害患者利益。有些医药公司用利益绑架科研，腐蚀一些医学专家，制造各种所谓指南来引导产品销售。

这些媒体都曾报道过，而且导致老百姓对医疗的不信任和抱怨，会直接影响到民生和社会稳定。

我们作为体制外的专科团队，可以专注于临床工作，在内部取消职称评价体系，对医生采用国际上通行的Attending制度（记者注：由主诊医生负责病人的全程诊疗和长期随访，不按职称将医生分为不同级别）。我们也会非常重视科研，但绝对不是把服务患者的时间用来做科研，而是鼓励做临床科研，和科学家团队合作，或者将来成立自己的科研队伍。

真正的科研，绝对不是天天有成果，而临床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套路。还是那句话：没有临床服务能力的医生，或者很少把时间花在患者身上的医生，无论有多少论文，对中国医疗而言就是一个悲剧。

医学论文造假和制造假冒伪劣商品都属不良行为。不同的是：前者可能害命，后者只是谋财。一旦查处，前者往往把责任推给体制，后者则自认倒霉。某种程度上，前者危险更大：用“科研”的虎皮来掩盖低质医疗，让真正重视临床服务患者、真正搞科学研究的医学同行蒙羞。

最好的医生评价体系，是用技术和服务质量获得口碑和收入，交给市场。这是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做法。医院、保险、患者的监督和评价，远比论文可靠。

让医生回归到临床，这是中国特别需要做的，毕竟我们的医疗资源相比其他国家而言更为缺乏。

没有真实，所有科学俱为谎言

记者 | 陈卓

编辑 | 张国

在波澜壮阔的水面投入107颗石子，将会发生什么？

4月20日，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旗下《肿瘤生物学》期刊107篇发表于2012年至2015年的论文。这些论文全部来自中国作者，撤稿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

相比于近年来中国科研取得的成就，107篇被撤稿的论文或许只能算是微小的石子。可是，当这107颗微小的石子投入浩浩荡荡的洪流，激起的水花绝不容轻视。

524名医生，119家高校和医院，这是涉及中国学者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体撤稿。虽然出版集团对媒体表示，撤稿不会造成今后对中国科学家的投稿采用更为严格的流程，但还是有人担心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国际声誉因此受创——中国科学家的投稿或许会被预设为有问题而加大核查力度，延长投稿周期。甚至相关学术机构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科学从来都是踩在前人肩膀上进步的。看起来再微不足道的论文，也都将汇入科学发展的大潮，共同推进人类进步。旨在预防不良学术成果产生的同行评议，是建立可靠的研究和知识体系的关键，阻止大量的污泥浊水混入科学的清流。如今，被撤稿论文作者借助的“第三方”中介机构提供的虚假评议，正在冲击这条防线。

因此，这些微小的石子并不是科学发展洪流中的小插曲，它们在源头上损害了学术诚信，这种诚信是同行评议制度建立的基础，也是科学共同体的基石之一。若无真实，所有科学俱为谎言。

更可怕的是，类似的杂质不时随着发展的大潮浮现。2015年3月，英国现代生物出版集团宣布撤销旗下12种期刊的43篇论文，其中41篇来自中国。当年10月，爱思唯尔撤销旗下5本杂志中的9篇论文，全部来自中国。仅在2015年到2016年间，几大国际出版集团的4批集中撤稿中，涉及中国作者的论文就有117篇。其中，23篇标注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另有5篇被列入已获得资助的项目申请书。

由此而被损害的学术公信力，已经到了必须受到重视的地步。

107篇被撤稿的论文，涉及许多中国名校或医院。有人认为，僵化的评审制度是早已埋下的导火索。职称评审与论文发表数量挂钩，在一线疲于奔命的医生无暇写论文，提供润色甚至代发服务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就成了不可避免的捷径。

这样的现实不容回避。2015年2月，某家医学行业网站在约2000名三甲医院医生中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医生表示，在中级职称的评定中需要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其中23.55％的医生表示，需要2篇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而到了副高级职称的评定中，18.41％的医生表示必须发表SCI 论文。

制度的缺陷并不足以成为不端行为的借口。推动制度完善需要理性的声音、合理化的建议，寻求快捷的刊发论文渠道，只能算作利益诱惑下对现实的妥协。在由公共财政支撑的科研体系中，用粗制滥造的论文换取更高的职称，更多的项目资源，是科学战场上的一次退败，牺牲的是全体纳税人的利益。

如今，曾被视为藩篱的职称评定制度正在松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两会参加审议时就表示，县以下医院多拿论文评定职称，是“搞花架子”。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今年印发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合理设置职称评审中的论文和科研成果条件，不将论文作为评价应用型人才的限制性条件。

此时，我们更需要考虑，那些损害学术公信力的论文，是否会随着职称评定制度的变化而销声匿迹？

2015年中国作者被集中撤稿后，中国科协就重申了“不由‘第三方’代写论文，不由‘第三方’代投论文，不由‘第三方’对论文内容进行修改，不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人信息，不违反论文署名规范”的五不行为准则。对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还进行了集体通报，追回相关项目的科研经费，同时也勒令取消其5年基金项目申请资格。但是，鲜见涉事作者受到进一步处罚。对于论文代投和论文买卖，也缺乏明确法律规定。曾有报道称，一些撤稿事件的作者不仅没有被处罚，还在这一事件发生后，仍被评选为当地的“优秀青年”。

相比于不端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这样的处罚过于轻松。公信力的恢复和重建，既要靠学术共同体的自觉，也要靠明确的罚则来划定边界。

这样的要求或许严苛，但科学家理应有更高的操守。在中国百余年的变迁中，“德先生”和“赛先生”始终是国人追求的主题，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两个相辅相成的车轮。代表科学的“赛先生”并非只有科研成果和技术改良，科学精神也应是题中之意。若学术公信力从源头消失，科学精神从何谈起？

没有真实，所有科学俱为谎言；没有科学，所有未来皆为虚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