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波西多｜免疫与暴力

免疫与暴力

一

这就是作为实际现实之本体论的哲学的任务：在分析的层面上，把差异置于本质与偶然之间，表面效果与使事物运动的深层动力之间，以及改造生活的因素与标识生存的因素之间。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时刻，关键的入口，从这里今天的新闻（cronaca）将具有历史的广度。被置于存在层面上的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我们所说的“今天”究竟是什么意思？今天的普遍意义是什么？它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也就是说，标志其有效性、矛盾和潜力的特征是什么？但这个问题并没有穷尽实际现实之本体论的任务，这不过是提出另一个问题的条件，而这次涉及一次选择和一次决定的形式。思想何以要把现在假定为特定的现在？除此之外还能释放什么，也就是其他潜在的可能性？现在的哪一部分是与自身相一致的，可以为其冒险的，可以为其下赌注的？因为思想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描述现实——穿越我们时代[tempo]的力的路线——而是要在这个实际现实中识别出种比较的中心和不同视角之间的某种冲突，这些视角在实际现实的环境内部是并置而又相互区别的。思想是有环境的，而且总是被置放在内部与外部运动的边界上，在过程与事件之间，在真实性与可能性之间。这个边界，这个界限，这个前线，就是与哲学共享的场所；是其意义和当代命运的视阈。

我多年来的工作就产生于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选择。它涉及绝非容易的一种尝试，即寻找关键词和范式的位置，并围绕这些关键词和范式构建某一历史时刻的坐标，即便它们不是肉眼所能看见的一种形式，这至少是我开始研究时提出的问题，对此我试图予以回答：如此深切地构成我们时代特点的冲突、创伤、梦魇——但也有要求、希望——是什么？我个人以为我已经在免疫和免疫化的范畴里描述了这个关键词、这个范式。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在生物医学的语言中，我们把免疫理解成一种豁免或保护以免受感染的形式；而在司法词汇中，它代表一种保证，使人不致触犯普通法。在这两种情况下，免疫化指一个特定环境使人免受他或她（以及整个共同体）所面对的危险，这里事先描述的共同体（community）与免疫（immunity）之间的潜在对立就是我最近的思想来源。在不能就复杂的词源问题进行详尽讨论的情况下，我们说免疫或其拉丁语形式immunitas是作为共同体的反面，即communitas的反面出现的。这两个词都派生于munus，意思是“才能”、“职位”和“义务”，但communitas具有肯定的意思，而immunitas具有否定的意思。因此，如果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肩负这种天赋的义务，服从尊重别人的法律，那么，免疫就意味着豁免或解除这样的条件：免疫者是躲避涉及其他人的义务和危险的人。免疫者是打破社会流通而置身其外的人。

按照这种理解，我想要讨论的潜在命题就有两个。第一个是这种免疫的“装置”（dispotif）——这种豁免和保护的要求——原本与医学和司法领域相关，现在却逐渐延伸到我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和各种语言，最后成为当代经验中既是真实又是象征的一个凝聚点。当然，迄今为止每一个社会都有一种自我保护的要求。每一个集体都提出了关于保护生命的激进问题。但我的印象是，只有在今天，在现代性终结的时候，这样一种要求才成为旋转的轴，围绕这个轴来构建整个文明的实践和想象。要首先理解我所说的意思，只要看一看免疫学的作用就足够了，这等于说，致力于研究和加强免疫系统的这门科学不仅具有医学意义，而且具有社会的、司法的和伦理的意义。只要考虑一下艾滋病的自动免疫不足综合征对于正常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就足够了，这等于说，服从相关于个体和集体经验的确切标准不仅仅与卫生或健康相关；在所有内在关系的领域内，这种疾病的梦魇所针对的不仅是预防疾病的，而且针对社会文化。如果我们从传染性疾病的领域过渡到社会和移民的领域，我们还有更多的证据：移民数量急剧增加的事实被看做我们社会的最大危险——在我看来这是错误的——这从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免疫问题的重要性。无论在哪里，只要设置了障碍和新的检疫站，新的分隔线就出现了，表明某种威胁或至少威胁到我们的生理、社会和环境认同的东西。这就仿佛是艾丽阿斯·卡内蒂单独提取出来的那种恐惧，我们的现代性就起源于触摸接触和传染的邪恶短路之中。接触、关系和共同生存即刻在传染的危险面前土崩瓦解了。

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信息技术。这里也存在着最严峻的问题，所有用户的梦魇，即所谓的电脑病毒不仅在外面的小小的家用计算机内，而且在全球规模上调控金融、政治和军事关系的大计算机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政府已经拨巨款建设反病毒项目，即能够免除病毒因子入侵的免疫系统，即便是与可能的恐怖袭击相关的话。今天，就政治领袖的司法免疫展开的战斗也是国际国内争论的焦点——如关于皮诺切特和米洛舍维奇的争论，但还有更多的人——这进一步证明了我的论点。除了这里所举的例子外，人们所恐惧的是单一国家主权的削弱，民族组织的司法界限的打破，以及仍在建立的国际正义的某种形式。简言之，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从个体身体到社会身体，从技术身体到政治身体，都涉及免疫的问题，这是每一个旅游路线的交叉口。而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防止和遏制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的传染。如上所述，对自我保护的这种专注不仅仅属于我们的时代。在时间的流程中人们对危险的认识也是相当不同的，但恰恰在我们的时代达到了巅峰。这是由于一系列同时发生的原因都与所谓的全球化相聚不远，也就是说，人——还有观点、语言、技术——的交流和融合越多，作为反冲的生成就越多即防御性免疫的要求就越多。最近与地方团体的认同可以解释为对全球传染也就是全球化的一种免疫拒绝。“自我”越是认同于“全球”，也就是说，越是难于把外部的东西包括进来，它就越是内在地融合每一种否定的形式，就越能生产否定性。恰恰是由于柏林墙的倒塌，既是真实的又是象征的一堵墙，才导致了许多小墙的搭建最终把共同体的观念改造和堕落成一种受攻击的堡垒。最重要的是，无论是在洛杉矶的边缘还是中心，都出现了对过度流通、因此也是对潜在传染的阻止。从这个观点出发，病毒就是我们全部梦魇的总隐喻。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中曾有一个时期恐惧——至少是生物的恐惧——已经被削弱了。我说的是20世纪50、60年代传播的乐观观点，即抗生素可以使世界摆脱多种千年疾病。在艾滋病出现之前这种乐观情绪一直持续着。艾滋病冲垮了人们的心理防线。象征的和真实的病毒再次显得不可战胜，它们是真正真正能够渗透并把我们拖入意义真空之中的恶魔。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免疫的要求开始强烈了，最后成为我们的根本措施，成为我们赋予生命的真正形式。

二

然而，恰恰在这里我提出了第二个命题，即免疫对于保卫我们的生命是必要的，如果越过某一界限的话就必然迂回否定这个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它迫使这个界限进入一种牢笼或盔甲，其中，我们不仅丧失了自由，也丧失了我们个人和集体生存的出现（因此也指在构成上暴露的生存特性）；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生存的外部。这里有一个我们应该集中考虑的可怕的矛盾：拯救个体和集体生命的也恰恰是阻止其发展的东西，也就是在特定的时间迂回毁掉了生命的东西。我们可以用瓦尔特·本雅明的语言，他本人就死于界限的关闭——高剂量的免疫就是牺牲生命，这指的是从每一种有质量的生命到简单的生命。把生命简约到纯粹的生物层面，从自然生命（bios）到永恒生命（zoē）。要维持这种状态，生命不得不让位于一种外部力量，它渗透到生命之中，压垮生命；融入它希望避免的一切，深陷于意义的真空之中。

另一方面，这个矛盾——保护生命与否定生命之间的这种二律背反的联系——就暗含于医学免疫的程序之中。如我们所知，为防止某种疾病而给病人种疫苗，要给生物机体注射那种疾病受控制的、可持续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医学也包括它所极力要防御的同一种毒药，为了让某人活着，就有必要让他先品尝死的滋味。这就好比现代免疫过程已经强化到其矛盾的最大程度：医治总是以致命的毒药的形式进行的。如果这种免疫实践与社会身体的的机制相关的话，那也就有了相同的二律背反，相同的与事实相反的悖论：要不断提高社会防止风险侵入的门槛，这也是我们已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所熟悉的东西，意味着阻止发展，甚至倒退到以前的某个状态。这不是调整保护的层次使之适应风险的有效性质，而所调整的是根据日益增长的保护需求来看待风险就是说风险，是为了控制风险而人为制造的，是保险公司的例行公事。所有这些都是现代经验的组成部分，但我的印象是，我们已经触碰到了一点，一个界限，由此，风险与保险之间、保护生命与否定生命之间相互强化的机制，就真的冒无从管理之险了。为了从非隐喻的角度理解我的意思，先考虑―下所谓自动免疫疾病所发生的一切，当免疫系统如此强烈以至于调转枪口袭击自身，袭击它应该保护的机制时，它就毁掉了这种机制。当然免疫系统是必要的。任何个体和社会身体都离不开它。但是，当他们毫无限制地发展时，他们迂回地把整个生物机体推到了爆炸或内爆的边缘。

这恰恰是2011年9.11事件发生后出现的威胁，我相信眼下的战争与免疫范式有着双重关联：这既是它的恶化形式，又是一种失控；我们可以说这是这次“免疫危机”的悲剧结果，也就是热内·杰拉尔德用“献身危机”所表达的意思，当献身的逻辑横扫限制献身者的堤坝时，结果必然是整个社会都趋向暴力。正是在那时，献血到处喷涌而出，人也被撕成碎片。我想要说的是，现行的冲突产生于两种鲜明对照的、镜像一样的免疫偏执的结合，一个是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它决心誓死保卫自己宗教的种族的和文化的纯洁，不受西方世俗化的污染；另一个是西方的组合，要把地球上其余人排除在他们过剩的物质丰富之外。当这两股矛盾的冲动在没有任何分隔方式的情况下合在一起时，整个世界就发生了动荡，其特点就是最具破坏性的自我免疫疾病的特点：过度的防范来自机体外部的因素，致使矛头指向了机体自身，导致潜在的致命效果。随双子塔一起爆炸的就是此前一直把世界聚拢在一起的那个双重免疫系统。

我们且不要闭眼不看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悲剧事件完全发生在一神论的三角之内：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其真正的和象征的震中是耶路撒冷。一切都是在那里发生的；一切都是在那里首先受到压抑，然后又释放出来，都是在致命的一神教圈子之内（而不是在佛教或印度教之内）。为什么呢？我要冒险指出的是，这些文明——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处于冲突之中不仅因为它们相互敌对，相互分歧，恰恰相反，它们太相像，太紧密地相互关联，在构成范畴上，在一的逻辑上，在一神论的综合征上，都太紧密相关了。在东方，这是以一个神的形象出现的，而在西方，我们的唯一真正的神是具有绝对价值的金钱，这并不能使我们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即两者的逻辑都服从于统一的原则；两者都想要依据各自的观点统一世界。正是这一点，我将界定为这场以石油、领土和炸弹为前导的战争的哲学要塞。而最重要的是真理的问题；战斗并未在两个部分真理之间进行，而这两个部分真理的雄心是成为全球真理，而这恰恰是一神论的真理模式，至少可以说是已经政治化的一种政治一神论，而宗教的一神论所包含的就不简单是精神富裕了。一方面是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尚未黯淡的真理，完全与自身相偶合的真理——写在可兰经中、并由此而征服世界的一种真理。另一方面是西方虚无主义的空洞真理，一个世俗化的基督教的真理，按照基督教的信仰，真理是不存在的真理，最重要的只是技术表现的原则、赚钱的逻辑和总体生产。这些是两个真理，一个完全是充实的，另一个完全是空洞的；一个呈现给自身，另一个则退隐到自身的缺席之中；但两者都是绝对的、排外的，他们相互冲突，患有相同的免疫偏执狂征，所以要征服世界，塑造它自身反映出来的―个世界的全球性，使自身膨胀直到爆炸为止。政治一神论——即必须对应于一个神、一个王、一个国家的观点——以最暴力的方式表达了免疫化的本质：不能容忍外部事物、排除外部思想、不容许可能威胁到一的逻辑的任何外部疆界的关闭。

三

由于不想检验这样一种事物状态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责任，我将把话题局限于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既然已经被托付给偏执地与自身相认同的一个自动免疫系统，这个世界，也就是整个人类生命，已经没有更大的存活机会了。对生命的消极保护，如此得到强化以至于转化为自身的反面，将迂回破坏的不仅仅是外部的人，还有它自己的身体。内化的暴力——对外部和对反面的废除，在一种彻底的否定中可以转化为绝对的外化。那么，我们该怎样打破这个死亡逻辑呢？如实际现实本体论所表明的，我们在哪里找到可以把当下转化为另一个可能的现在的地点呢？对类似问题很难给予完整的答复。所清楚的是，我们不再能够给予完整的答复了。我们当然不会回到“威斯特法利亚模式”（Westphalian），共同行动的国家，完全拥有主权、对其他国家持自由态度的国家，这个模式主导世界已经至少有500年之久了。同样不可能的是在相互对立的阵营之间建构平衡，这些阵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来到上个世纪最后十年就始终主宰整个世界。而回归到以伦理为限定的诸多场所构成的星群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场所是由地域、血缘和语言之间的绝对关系连结在一起的。在我看来，要走的路并不通过全球和地方的辩证关系，它看起来是对立的，而实则不然——所有当代政治哲学家都指出了这一点，但都指单一与世界整体之间一种新关系的建构。而这反过来又可认为是对一神论范式及其构成上的免疫逻辑的打破。这里我想要提出的是要摆脱神学--政治词汇的激进问题，尽管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结果，但我们都仍然会发现自己，如我以前说过的一神论综合征所表明的。我现在说的并不是伊斯兰世界，而是西方，如卡尔·施密特早就向我们解释过的，其世俗化充满了政治神学。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即要摆脱神脱神学政治的词汇，这是我们所有范畴的源头，从主权开始，直到司法的个人，这并非易事。但的确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不能走回头路，回到各个国家相互自治、并对外部抱有潜在敌意的一个世界。那意味着与免疫的破坏和自毁逻辑攻守同盟，而我们所关注的却是在共同体的开放和多元形式中免疫的反面。世界现已不可扭转地联合起来，不收在思想上，而且在“实践”上已经成为差异的统一，一个由不同因子构成的系统，其中，区别与差异并不是全球化过程的抵制和残存，而恰恰是抵制和残存的形式。我当然非常清楚，把这种哲学公式改造成实际的实践、政治逻辑和概念语言并非易事。然而，我们需要发现模式、形式、概念语言以便改造所有政治原教旨主义都以单一和多元逻辑采纳的免疫倾向，在这些倾向中差异恰恰是使世界统一的因素。我以为，西方——如果我们真的要非防御性地或防御性地使用这个范畴来反对其对立面的话——自身就有力量、资源和文化手段来进行这种激进的改造，而且是就“改造”一词最有力的定义而言的。而这仍然会使世界同质化为一个模式。从赫拉克利特的时代起，一就是由差异而非同质性达成的。多样性是西方的传统，只不过从未彻底地实现过。西方的暴力史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压抑和忘却为标志的。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悲剧悖论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向西方宣战的那些人已经再生和强化了那个相同的突发点，那种相同的病态恐惧狂，那种相同的信念，即不同民族之间的群体或关系如果不是必死的、自动免疫的冲突的话，就不能存在。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其中最具破坏性的倾向都在战争之路上加倍地反映出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打破只反映自身而看不到别人的镜像；换句话说就是打破符咒。伟大的法国语言学家埃米尔·本文尼斯特尼提醒我们，拉丁语中代词“我”（self），就其变格和各种现代派生形式而言，都包含古印欧语系的一个词根，由此派生出拉丁语的suus和soror、希腊语的éthos和étes，意思是关系和联合。由此，本文尼斯特推断这个词根是两个不同语义路线的源头：第一个指个体和私下的我，用ídios来表示（属于同一个我的意思）；第二个指较大的有更多主体参与的圈子，即我与他者的关系。由此而衍生出hetaíros和sodalis，这两个词都表示一种群体关系——即具有相同特征的人所共享的，也恰恰是共同体中的munus所共享的。我们因此而有了反映“同一个我”的“我”与区别于并脱离“他者”的“我”之间的复杂关系。这表明我们所说的“我”在其源头就是不能用同一和差异、同一和他性来解开的结。我们且不要以以任何方式高估这些词源学意义，但我们也许能在我们的语言传统内部，如福柯所说，发现颠倒当下路线的钥匙；在语言史的实际现实中释放另一种现已存在的可能性，即便那是尚未经验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