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藏·兵家部·黄石公卷（附武侯书、李卫公问对）（全七册）

本書包含黄石公《素書》29種、《三略》22種，附《諸葛武侯新書》12種，《李衛公兵法外》14種。本書將其版本的遴選放在編纂工作的首位。收錄目前所知有關以上古籍各種之白文本、注釋本、節選本、校勘本、批校本及相關研究著作等珍稀古籍版本。本書的出版，必將有力地推動相關學科的研究與發展。

蘇成愛

《子藏·兵家部·黄石公卷》收《三略》二十六種、《素書》二十九種，並附《武侯書》十三種，《李衛公問對》十六種，整合成精裝十六開本七册予以出版。本卷收録目前所知有關《三略》《素書》的白文本、注釋本、節選本、校勘本、批校本及相關研究著作等，實集《三略》《素書》各種版本及研究文獻之大成。

黄石公爲秦時隱士，亦即《史記·留侯世家》所謂圯上老人：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更爲神奇的是，據《史記》記載，這位把《太公兵法》傳授給張良的老父的話都得到了神驗！十三年後，張良經過濟北，果真在穀城山（在今山東東平縣境内）下看到了一塊黄石，就把它取回來祭拜，張良卒後與黄石一同下葬，後裔每當掃墓時都要在同日祭祀這塊黄石。

這位授予張良奇書、後來化爲黄石的老父，被後人稱爲“黄石公”。一種看法認爲“黄石公”是神仙。東漢王符（約公元八五—一六三）《潛夫論·志氏姓》：“秦索賊急，良乃變姓爲張，匿於下邳，遇神人黄石公，遺之兵法。及沛公之起也，良往屬焉。”《隋書·經籍志》稱黄石公是“下邳神人”。《史記》張守節《正義》引孔文祥之説曰：“黄石公，鬚眉皆白，杖丹黎，履赤舄。”也將之視爲神人。《文選》李善注：“黄石公，神人也。”另一種看法認爲“黄石公”是秦末隱士。晉皇甫謐《高士傳》：“黄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能知者。”宋人蘇軾《留侯論》也説黄石公是秦世“隱君子”。還有人認爲，黄石公是作爲“商山四皓”之一的“夏黄公”。宋人羅沁《四皓辯》甚至認爲黄石公就是夏黄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黄公。但這並不可靠，誠如顔師古所言：“四皓無姓字可稱，蓋隱居之人，祕其姓字，故史傳無得而詳。後代爲四人施安姓字，皆臆説也。”我們認爲，黄石公是人而不是神，很可能就是一位秦末隱士，《史記》記載的這位“黄石公”確實曾傳兵書給張良，但“黄石公”在十三年後化爲黄石的神奇故事則出於好事者踵事增華。

按照《史記》的説法，黄石公傳授的奇書就是《太公兵法》，張良深以爲奇異，並多次以之勸導劉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良數以《太公兵法》説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張良也真的成爲了名副其實的“帝王師”。關於《太公兵法》爲何，衆説紛紜。《漢書·藝文志·道家類》載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包含“《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素書》《三略》或爲其中一部分。

《三略》最早見於漢光武帝詔書引用，但當時未見有《三略》之名。南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云：“魏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黄石之符，誦《三略》之説，言《三略》者，始見於此。”李蕭遠即李康。李康的事蹟，史籍記載不多。《文選》李善注引《集林》：“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其家爲尋陽長。政多美績。病卒。”然李康並不是最早言及《三略》之名者，此前陳琳《武軍賦》已將“孫吳之篇”與“《三略》《六韜》之術”相提並論。又據《後漢書·袁紹傳》，建安四年（一九九）郭圖在袁紹面前譖毁沮授之言曰：“夫臣与主同者昌，主与臣同者亡，此《黄石》之所忌也。”李賢注：“《黄石》者，即張良於下邳圯上所得者，《三略》也。”李賢明確指出郭圖之言出自《黄石公三略》。不過，郭圖不是一字不差原原本本地引用《三略》，而是撮其要旨。《魏書·劉昞傳》載，北魏、西凉時期的劉昞（約三七〇—四四〇）曾爲《黄石公三略》作注，並且“行於世”。劉注已佚，但俄藏敦煌文獻Дх17449夾注本《黄石公三略》有殘卷。《隋書·經籍志》載《黄石公三略》三卷，注云：“下邳神人撰，成氏注。梁又有《黄石公記》三卷，《黄石公略注》三卷。”成氏注已佚，内容不詳。《黄石公記》或是《黄石公三略》的别稱。又載“《黄石公三奇法》一卷”，注云：“梁有《兵書》一卷，《張良經》與《三略》往往同，亡。”《舊唐書·經籍志》載：“《黄石公三略》三卷。《三略訓》三卷。《張良經》一卷。”《張良經》下注云：“張良撰。”從書名上看，“《三略訓》三卷”是“《黄石公三略》三卷”的注本。《新唐書·藝文志》載：“《黄石公三略》三卷。又《陰謀乘斗魁剛行軍秘》一卷。《成氏三略訓》三卷。《張良經》一卷。《張氏七篇》七卷。”《張氏七篇》下注云：“張良。”《宋史·藝文志·子部·兵書類》載：“《黄石公三略》三卷。”

現存最早的《三略》完整刻本是藏於日本静嘉堂文庫的南宋孝宗至光宗年間《武經七書》所收《三略》刻本，一九三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據之影印收入《續古逸叢書》，今日研究《三略》，大多依據這一版本。現存最早的完整注本是南宋施子美《施氏七書講義》所收《三略講義》。施子美，福州懷安縣（今福州市倉山區）人，宋淳熙十一年（一一八四）武舉及第，早於其兄施子禮三年中舉。該書由與施子禮同榜中舉的武狀元江伯虎作序。流傳較廣的注本是劉寅《武經七書直解》中的《三略直解》，也是唯一收入《四庫全書》的《三略》注本。明代王守仁《批評武經七書》中的《批評三略》，也是重要的注本，但流傳甚稀，並没有引起人們應有的重視。《三略》注本中的集大成之作是收入朱墉《武經七書彙解》的《三略彙解》。《三略》在很早就傳入外國。唐代，《三略》傳入日本。一七七七年朝鮮開始出現由朝鮮武庫刊刻的《三略》，這是現存最早的朝鮮刻本。

文獻中有關《素書》的記載最早見於唐張弧《素履子·履平》，另一唐人史徵的《周易口訣義》亦引《素書》文句，且均見於今本《素書》。南宋鄭樵《通志》道家類著録《黄石公素書》一卷，兵家類分别著録呂惠卿注《黄石公素書》一卷、呂惠卿注《素書》二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録《素書》一卷，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著録《黄石公素書》一卷，但兩者均未言篇數。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卷八著録一卷六篇，宋代之前史志書目未見著録。傳世本《素書》六篇，與此相合。

可見，《素書》至少自宋代以來已成定本。今所見《素書》有兩種版本系統：白文本和注本。白文本最早傳本爲明萬曆四至五年（一五七六—一五七七）南京國子監刊《子彙》本，其後明、清刻本較多。注本今所見最早傳本爲明正統《道藏》所收張商英注《素書》。此外，《道藏》還收録了同是宋人的魏魯注本。

《三略》專講戰略，但不限於軍事戰略，很大篇幅講的是與軍事戰略密切相關的政治戰略。其核心觀念是“收攬人心”，包括收攬賢士之心、庶民之心、兵衆之心。所謂賢士，即《三略》所謂的“英雄”，是包括將士、謀士以及其他異能之士在内的各種人才的統稱。《上略》首句云“夫主將之灋，務擥英雄之心，賞禄有功，通志於衆”（宋刊《武經七書》本，以下所引，均出此本），其中“英雄”即是賢士。《上略》云：“夫所謂士者，英雄也……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又云：“夫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可見“士”即是“英雄”，即是“賢”，我們稱之爲“賢士”，不稱之爲“將士”，因爲軍隊中不僅需要像韓信那樣的善於領兵打仗、百戰百勝的將士，也需要像張良那樣能够運籌帷幄之中，决勝千里之外的謀士。王守仁把《三略》要義概括爲“攬英雄之心”，即委以重任，收攬賢士之心，讓賢士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這確實是抓住了要點。

《三略》認爲要“通志於衆”，“庶民是國之本”。在論及决定勝負因素時説：“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破敵者，衆也。”“謀及負薪，功乃可述。” “以弱勝强者，民也。”《三略》的作者認識到，將帥的作用固然重要，直接殺敵的還是普通的廣大士兵；以弱勝强，歸根結底還是要靠民衆；遇事能够吸取普通民衆的智慧，也是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三略》强調收攬民心要養民、富民：“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上略》）“四民用虛，國乃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下略》）《三略》認識到了“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爲了達到這一目的，將領養士要“不易於身”，即對待士卒要如同對待自身一樣。《三略》還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做法，如與士卒“同滋味”，並舉例説明：“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上略》）這樣與士卒同甘共苦，能够使得“三軍之士，思爲致死”，最終達到“兵有全勝”的目的。《三略》所言統治者要“通志於衆”“與衆同好” “與衆同樂”，都是對秦王朝滅亡經驗的總結。

《三略》以“收攬人心”爲主綫，主要講了爲君之道，内容涵蓋君主的識人用人之道、任將親民之道、治國安邦之道。《上略》講的是如何“設禮賞，别姦雄，著成敗”，是“任賢擒敵”之術；《中略》講的是如何“差德行，審權變”，是“御將統衆”之術；《下略》講的是如何“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如何“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紀”，是治國治吏治兵的綱紀。

《三略》書中對各略的内容和主旨的概括都是不够全面和恰當的，實際上，各略的内容有不少是相互交叉的。如所謂《上略》講到“設禮賞，别姦雄，著成敗”問題，在《中略》《下略》也有不少地方再次講到。《中略》一開始就指出，“皇者”“帝者”可以分别通過其各自高超的手段役使臣子，能够“不待禮賞”就能達到“美而無害”的境界；接下來指出，“霸者”可以通過“權”的手段“結士以信” “使士以賞”，而實際上“霸者”的做法就是“設禮賞”。《中略》還説，“非計策無以决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實際上也是在説“别姦雄”。《下略》説“降體以禮”“降心以樂” “禮者人之所體” “夙興夜寐禮之制也”，實際上都是在論證“設禮賞”的問題。《下略》有的文句還同時講論“設禮賞”和“别姦雄”以及“著成敗”的問題，如：“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王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再如：“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至。衆疑無定國，衆惑無治民，疑定惑還，國乃可安。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失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

《三略》有少部分内容在揭示爲君之道的同時，也揭示了爲臣之道。用書中的語言來説，人主“深曉《中略》則能御將統衆”，人臣“深曉《中略》則能全功保身”。《中略》告誡君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然後告誡爲臣者“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中略》强調“觀盛衰，度得失，而爲之制”，即根據歷史上盛衰得失的經驗而謀劃相關的對策，因爲“非計策無以决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這實際上在告誡君主的同時，也在告誡那些爲臣者要擺正自己的位置。《中略》云，“人臣深曉《中略》則能全功保身”，此言不虛。《中略》還揭示了鳥死弓藏、敵滅臣亡的道理，這正是大多數的開國皇帝都喜歡濫殺功臣的原因。當然，《中略》還是主張用懷柔的辦法解决功臣的隱患，“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悦其心”。《中略》明確地告訴君主：大臣“還師罷軍”、凱旋之時正是君主“存亡之階”，因此主張對功臣要“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最終《三略》的作者還是站在大臣的立場上説話，全書之末有云：

“傷賢者，殃及三世。”這完全是一種詛咒式的語言。據《後漢書·襄楷傳》，漢延熹九年（一六六），襄楷在給漢桓帝的奏疏中就引用此句來告誡桓帝不要“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喜讀《三略》的漢光武帝取得國家政權後没有濫殺功臣，書中的告誡功不可没。

《素書》從内容上看是《三略》的姊妹篇，可能是依據《三略》僞托之作。《素書》共分六章：原始章、正道章、求人之志章、本德宗道章、遵義章、安禮章。它以老子柔弱思想爲主導，以道、德、仁、義、禮五者爲綱領，對權謀之術作了比較深廣的闡述。

全書大致可以概括爲以下四方面内容：

（一）成功術。這裏所謂的“成功”並非通常意義上的成功，而是成就功業以顯身揚名的意思。《素書》第一章就指出賢人君子要“潛居抱道，以待其時。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絶代之功”（《原始》，明萬曆四至五年南京國子監刊《子彙》本，以下所引，均出此本）。可以説，明道的目的，就是建功立業，顯身揚名。張商英作爲一代宰相，宦海沉浮，同樣地諳於謀略，方能位極人臣。他的《素書》注是其政治鬥争的經驗總結和人民群衆的智慧結晶。

（二）帝王術。《素書》中有很多筆墨是講如何稱帝爲王、治國安民的，如“德足以懷遠”（《正道》）；“近色遠賢者惽，女謁公行者亂”（《遵義》）；“用人不得正者殆，强用人者不蓄”（《遵義》）；“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遵義》）；“聽讒如美、聞諫如仇者亡”（《遵義》），“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安禮》）等等。

（三）陰謀術。陰謀有兩個含義，一是指兵謀，二是指密謀。兵謀的如“戰士貧、游士富者衰”（《遵義》）；“令與心乖者廢”（《遵義》）；“後令繆前者毁”（《遵義》）；“行賞吝色者沮”（《遵義》）。密謀的如“陰計外泄者敗”（《遵義》）等等。

（四）處事修身術。如“省酒戒色” “絶嗜禁欲”“恭儉謙約” “高行微言”“親仁友直” “近忠篤行” “括囊順會”（《求人之志》）等均屬此類。

《素書》内容廣博，含義精微。以上分類衹是粗略的劃分，遠不能囊括其全部内容，而且有些内容很難歸之於哪一類。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認爲上述四點是《素書》的主要内容，而主導這些内容的則是老子的“柔弱”思想。所謂柔弱，就是以柔制剛，以弱勝强，以温和與安撫爲主要手段。

必須指出的是，我們閲讀和研究《素書》，應持批判繼承的態度，書中思想，儒、釋、道、仙各家雜糅，我們應該取其精華，古爲今用。可以肯定地説，《素書》這部兵家權謀著作對我們今天治國安民、處事修身仍有不少借鑒意義。

目前學術界對《三略》《素書》文獻的整理、研究都還較爲薄弱，《子藏·兵家部》將《三略》《素書》合題曰《黄石公》予以收録，主要有以下特點：

注重反映文獻全貌。歷代《三略》《素書》文獻精粗有别，本卷在精選各種版本的基礎上，注重對《三略》《素書》文獻傳承全貌的整體反映。《素書》收明至清白文本十種，注本、選本等相關文獻十九種；《三略》收宋、明、清白文抄本各一種，漢至民國研究著述二十二種，可謂集歷代《三略》《素書》文獻之大成，不僅完整體現了兩種兵家文獻的傳承過程，也爲學術界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資料。

注重收録抄本。《三略》《素書》文獻除刻本、排印本之外，還有一些抄本，在《三略》《素書》文獻系統中彌足珍貴。如清抄《武經七書》本《三略》、清抄《七書參同》本《三略》、清抄《武經大全纂序集注》本《三略》、清抄本《素書》、抄本張商英注《素書》等，本卷均收入。

注重收録選本及考證文獻。選本與考證文獻在《三略》《素書》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如陳繼儒《藝林粹言》、陳仁錫《諸子奇賞》、江有誥《江氏音學十書·先秦韻讀》、张心澂《僞書通考》等所收《三略》《素書》文獻，本卷均予以收録。

韓榮鈞

諸葛亮（一八一—二三四），字孔明，號卧龍，琅琊陽都（今山東臨沂沂南）人，三國時期蜀國丞相，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於漢靈帝光和四年（一八一）出生於琅琊郡陽都的一個官吏之家，其先祖諸葛豐曾在西漢元帝時任司隸校尉，以執法剛正稱。陳壽評諸葛亮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佈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内，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陳壽對諸葛亮的治績頗爲推崇，對其將略有所保留。

諸葛亮治軍以嚴明稱。第一，提出明確的道德要求。如《將苑·謹候》指出師出以律，失律則凶，律有十五，其中明白地指出應有“勇”“廉”“平”“忍” “寬”“信”“敬”“明”“仁”“忠”等有關道德方面的要求。《將苑·將材》一文中要求將帥要具備“仁”“義”“禮”“智”“信”的才能。《便宜十六策·陰察第十六》一文中説陰察之政要有五德：“禁暴止兵” “賞賢罰罪” “安仁和衆”“保大定功” “豐撓拒讒”。第二，製定嚴格的法令規定。如諸葛亮親定《法檢》兩卷、《軍令》兩卷（現存僅爲《軍令》十五條），製定《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等條規。《便宜十六策·斬斷第十四》提出對不聽教令的“輕”“慢”“盜”“欺”“背”“亂”“誤”七種情形給予嚴懲。

諸葛亮治軍重信諾果行。諸葛亮强調治軍要以信爲本，“夫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他謂：“信，重然諾也。” “信”就是要做到言必信、信必行、行必果。如果不守信用，那麽作戰一定會失敗；如果有法令而不能够執行，那麽即使有百萬之衆，也是毫無用處。以信爲本，就賞罰而言，諸葛亮認爲要“賞罰有信”，因爲用賞罰來判定功過，士卒就會知道守信用；就將帥而言，諸葛亮認爲所謂信將，即“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

諸葛亮十分講究陣法：凡是部隊行軍、宿營、作戰以至挖井、壘灶、掘壕、設障等，諸葛亮都有嚴格的章則規定。諸葛亮去世後，司馬懿察看蜀軍留下的營壘，嘆曰：“天下奇才也。”（《晉書·宣帝紀》）諸葛亮的八陣圖，很是受後人重視。“《異苑》云，諸葛亮於漢中積石作八陣圖，號令儼然，無皷鼙甲兵之響。”（《北堂書鈔》卷九十五）西晉李興指出：“推子八陳，不在孫、吳。”（《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王隱《蜀記》）唐朝軍事家李靖曾根據諸葛亮八陣法，創製了六花陣法。諸葛亮的推演陣法在後世産生重要影響。　

經諸葛亮苦心經營，訓練出一支十數萬人的節制之師，“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袁子》）。諸葛亮五次攻魏，除第一次因用將錯誤、街亭之失致敗外，其他四次攻魏，基本掌握戰場主動權，進則能戰，退則能全，而自己始終立於不敗之地。司馬昭滅蜀後，特令軍事家陳勰學習諸葛亮的兵法兵制，推行爲晉朝的軍事制度。足見諸葛亮用兵的法則對後世的影響。

關於諸葛亮的著述，陳壽《三國志》載《諸葛氏集》目録：“開府作牧第一、權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計算第五、訓厲第六、綜覈上第七、綜覈下第八、雜言上第九、雜言下第十、貴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傳運第十三、與孫權書第十四、與諸葛瑾書第十五、與孟達書第十六、廢李平第十七、法檢上第十八、法檢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軍令上第二十二、軍令中第二十三、軍令下第二十四。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隋書·經籍志》載：“梁有《諸葛亮兵法》五卷，亡。”《新唐書·藝文志》記載諸葛亮著《集注陰符經》一卷等。宋代又出現了署名諸葛亮的《將苑》一卷、《兵書手訣》一卷、《文武奇編》一卷以及《武侯八陣圖》一卷等（《宋史》卷二〇七《藝文志六》）。明清又編輯多種諸葛亮的文集，如明王士騏編《武侯全書》二十卷［明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吳天挺刻本］、楊時偉編《諸葛忠武侯全書》十卷［明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茂苑楊氏刻本］、《諸葛丞相集》（明崇禎間太倉張氏刻本）、清朱璘編《諸葛武侯集》四卷、張鵬翮輯《忠武志》［清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冰雪堂刊本］、《漢丞相諸葛武侯集》、張澍編《諸葛亮集》《忠武侯諸葛孔明先生全集》《諸葛忠武侯文集》四卷、《諸葛丞相集》一卷、《諸葛丞相集》《諸葛武侯集》等。晚近又有《諸葛武侯全集》《諸葛孔明全集》等。

關於諸葛亮治軍的論述，張澍編《諸葛忠武侯文集》中收有諸葛亮軍事論著《兵要》《軍令》和有關軍事條令三十餘則。從中可以看出，諸葛亮論兵受到《孫子兵法》和《司馬法》等前人兵學著作的影響。在軍隊編制、訓練、將領選任、軍令條規、行軍駐扎等方面，尤其在兵器用具、機械製作等方面顯示出其獨創性的貢獻。各種書目著録諸葛亮所撰兵書就有二十餘種。《將苑》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種。

《將苑》又稱《諸葛亮將苑》（宋尤袤《遂初堂書目》、鄭樵《通志略》）、《諸葛武侯將苑》（清錢謙益《絳雲樓書目》）、《武侯將苑》（明高儒《百川書志》）、《心書》《武侯心書》［明崇禎九年（一六三六）刻本］、《新書》（元陶宗儀《説郛》）、《武侯新書》等。此書宋代稱《將苑》，明代始又稱《心書》，如焦竑《國史經籍志》；或稱《新書》，如陶宗儀《説郛》；也有稱《將苑》的，如《百川書志》。上海圖書館藏明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韓襲芳銅活字翻印本，正文題名《諸葛孔明心書》。《廣漢魏叢書》雖於書名題作《心書》，而篇章標題中間有《新書》字樣。國家圖書館藏有明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書林鄭少齋刻《諸葛武侯心書》殘卷。現存版本中，這幾種稱謂都有使用，其内容基本一致，當是同書異名。

宋代，《將苑》已獲廣泛傳播並且有了西夏文譯本。一九一四年，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在黑水城遺址掠得西夏文譯本《將苑》寫卷。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諸葛亮集》段熙仲點校本所收《將苑》共五十章，新發現的西夏文本《將苑》較通行本缺少部分章節。

明人所編諸葛亮文集中多收録《將苑》，且有多種單刻本行世。《文淵閣書目》載：“《武侯將苑》一部一册闕……《武侯新書》一部一册闕。”《百川書志》載：“《武侯將苑》二卷，《武侯十策》二卷，《武侯十六策》二卷，後漢諸葛亮孔明撰，共七十六篇，《將苑》《十六策》行世久矣，後人益以十策，總成卧龍文集，世儒疑其依託。”侯康《補三國藝文志》謂：“《諸葛亮兵法》五卷。《通典》一百五十六引《諸葛亮兵法》，一百五十七引《諸葛亮兵要》。《御覽·兵部》亦屢引《諸葛亮兵法》《兵要》，大約即一書而異名耳（《崇文書目》又作《兵機法》，《宋志》又作《行兵法》）。《御覽》復引《諸葛亮軍令》，當亦出此書。《通志·藝文略》又載《武侯十六策》《將苑》《平朝陰府二十四機》《六軍鏡》《心訣》，及後世所傳《新書》，皆出依託，今不取。”認爲《將苑》是後人僞托之作。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十家集》之《諸葛丞相集》亦未將《將苑》編入。清姚際恒《古今僞書考》、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和姚振宗《三國藝文志》均認爲該書是後人僞托之作。姚際恒謂：“《心書》，稱諸葛亮撰，僞也。”（《古今僞書考補證》）没作解釋。姚振宗謂：“武侯兵法陳壽重編故事集盡收載之，《南征》《北出》《兵要》《軍令》上中下等篇皆其類也……宋志又有《用兵法》一卷……及侯氏所舉五種，並後世依託，今皆不録。”（《師石山房叢書·三國藝文志》）從《將苑》一書不見於隋、唐書目之著録和其内容大多采自兵、史諸書來推斷，該書不太可能是諸葛亮親著，但書中許多思想與諸葛亮的軍事思想是相一致的。明崇禎九年（一六三六）刻本《武侯心書》書前何言序提供了另一種看法：“人非真不傳，文亦非真不傳。苟其人真而文雖詭托亦傳者，文不足以重人，而人足以重文也明矣。武侯著作不多見，吾友楊瓶訥以靖節合刻，獨遺《心書》。予因拈出，以濟救時者之不逮。此書不必論其真否，而談兵家無如其囊玄括奇，一以明白正大出之。”（《武侯心書》何言序）指出即便《武侯心書》不是諸葛亮所親著，也具有相當的價值。

關於《將苑》的内容，其全帙應爲五十章。國家圖書館藏明弘治三年（一四九〇）黄邦彦刻本《諸葛孔明心書》五十章，臺北“中央圖書館”藏《諸葛孔明心書》［明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單葵刊本］係據此版重刻。鍾人傑刻《唐宋叢書》（明末經德堂刻本）多剪裁古書，所收《新書》割去了最後《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四章。出於避諱、避禍的考慮，清代刻印《將苑》多不再保留此最後四章，如《學海類編》本《新書》［清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六安晁氏木活字本］、清光緒元年（一八七五）湖北崇文書局刊本《心書》四十六章，都將後面四章删掉。民國刊印《將苑》，多將最後四章補齊，成其五十章的原貌。

邱劍敏

《李衛公問對》又稱《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李靖問對》《唐李問對》《問對》，是中國古代著名兵書，北宋神宗元豐年間被列爲武學經典。全書分上、中、下三卷，共九十八個問答，以唐太宗李世民和衛國公李靖關於軍事問題的問答形式編成。

元豐三年（一〇八〇）四月，宋神宗“詔校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靖問對》等書，鏤板行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元豐六年十一月，“國子司業朱服言：「承詔校定《孫子》《吳子》《司馬兵法》《衛公問對》《三略》《六韜》。」”（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四十一）。此後不久，《問對》與其他六部兵書被宋廷列爲武學教材，由官方正式刊行。

自《問對》一書行世以來，關於該書的作者與成書年代問題就成了世人争論的焦點，主要觀點如下：一是舊題唐李靖撰，二是北宋陳師道等人認爲是宋人阮逸僞托之作，三是元代馬端臨指出是宋神宗熙寧年間王震等人所校正之作，四是明胡應麟等人推斷是唐末宋初無名氏所作。從該書所反映的内容、寫作的條件以及作者的背景等方面來看，《問對》一書當是出於唐廷中感於時勢而喜談兵的官宦之家，成書年代大致在唐中期至晚期。首先，從反映的内容看，書中出現不符合貞觀時期史實的細節，如果是在唐中期至晚期而不是貞觀時期撰寫該書，那麽這一切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其次，從寫作的條件看，唐中期至晚期尚保存有一定的史料典籍，我國第一部系統反映古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杜佑的《通典》二百卷便成於這一時期，其中有關軍事部分引用了李靖的不少言論。更爲重要的是，此時距離唐太宗與李靖活動的年代尚不久遠，引用李靖著述的可能性遠大於後世。儘管不能斷定李靖兵法在當時是否留存，但是相較於後世，當時保存有較多的史料典籍却是不争的事實。再次，從該書作者的背景來看，出於官宦之家可以使其有更多的有利條件，既可以多方利用公私收藏的史料典籍，作爲創作該書的素材，也更有可能打聽和瞭解到唐太宗與李靖時代的軍事、政治機密，並將此寫入書中。當然，這僅是一種推測。就目前之研究現狀而言，《問對》的作者與成書年代之謎尚未真正解開。

《問對》是以唐太宗李世民與衛國公李靖的問答體例編寫而成，重在總結歷代戰争得失、評述古代兵法、闡述兵學理論，間有唐太宗、李靖切身實戰體會，不乏獨到見解，爲歷代衆多將帥和兵學家所推崇。《問對》聯繫唐以前戰例及唐太宗、李靖本人所指揮戰役，參照歷代兵家言論，着力探討作戰之道及諸多兵學範疇。《問對》認爲兵法“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卷中，宋刊《武經七書》本，以下所引，均出此本），將争取戰争的主動權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調讓敵人受制於己方，而不讓己方受制於敵方。

《問對》對奇正、虛實、攻守、主客等兵學範疇作了全新詮釋。《問對》全面闡述了奇正的内涵，指出“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認爲對敵人進行政治聲討是“正”，進行軍事打擊是“奇”；吊民伐罪的正義戰争是“正”，戰場上運用權謀計策破敵是“奇”；執行君主戰略意圖之兵爲“正”，根據戰場情况靈活運用之兵爲“奇”。《問對》還從戰法的角度闡述了奇正，指出“凡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卷上），用兵打仗通常以向前攻擊爲正兵，以向後退却爲奇兵；與敵人從正面交戰，主導戰争全域的部隊爲正兵；採取迂迴、包圍策略，從側面出擊奪取戰争勝利的部隊是奇兵；常規作戰爲正，特殊作戰爲奇。《問對》認爲獲取戰争的勝利不局限於“以奇勝”，而是奇正皆可勝，創新了孫子主張的“以正合，以奇勝”的思想。

《問對》揭示了奇正與虛實的内在聯繫，指出“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卷中），認爲奇正相變是實現虛實轉化的有效途徑。唐太宗引用《孫子》原話指出：“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卷中）李靖對此作了肯定的回答。“策之”“作之”“形之”“角之”是我方的奇正運用，而“得失之計”“動静之理” “死生之地” “有餘不足之處”是敵人的虛實强弱。

《孫子·軍形篇》最早提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的兵法原則，認爲不被敵人戰勝在於嚴密防守，而戰勝敵人在於正確進攻。曹操在給《孫子》作注時，從己方力量的“不足”和“有餘”來理解攻和守，把“守則不足，攻則有餘”解釋爲“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問對》對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爲“「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强，蓋不悟攻守之法也”（卷下）。“「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耳，非以强弱爲辭也”（卷下），指出“不足”不是指弱，“有餘”也不指强，而是指是否具備勝算或勝利的條件。當戰勝敵人的條件不足時，我就防守；當取勝的條件有餘時，我就進攻。當“敵未可勝”時，即使我力量有餘，也不應盲目進攻，而要防守；相反，如“敵可勝”，即使我方力量不足，也要進攻而不應防守。《問對》主張“攻守一法”“同歸乎勝”，認爲“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爲二事”（卷下），“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卷下）。攻與守是克敵制勝方法的統一，如果“攻不知守，守不知攻”，是不能奪取戰争勝利的。

“主客”一詞始見於《孫子·九地篇》：“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此處的“主”是指在本土作戰的軍隊，“客”是指進入敵境作戰的軍隊。《問對》主張“兵貴爲主，不貴爲客”，指出“校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爲主，變主爲客之術”，提出了具體的“變易主客”之術，“因糧於敵，是變客爲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爲客也”，並列舉吳越笠澤之戰和石勒破姬澹之戰兩個戰例予以佐證。《問對》指出“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爲宜”（卷中），認爲主客無定勢，將帥指揮得法，可以反客爲主，指揮不當也可以失主爲客。“兵不拘主客”，戰争指導者必須善於因利制變，抓住作戰指揮的關鍵環節，扼住敵人要害，使自己的行動恰到好處。

《問對》還探討了軍事訓練之道，指出“教得其道，則士樂爲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卷上），並提出了“三等之教”訓練方法，即將士卒“分爲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爲十，以十爲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陳圖，此一等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閲，稽考制度，分别奇正，誓衆行罰”（卷中）。

《問對》充分肯定將帥的重要作用，主張選將用將應首重將德，選將用人當推舉“忠義之臣”，反對任用“外貌下士，内實嫉賢”者，强調將領要善於伐謀取勝，“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卷下）。該書第一次提出了“攻心”與“守氣”的命題，指出“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主張“攻其心”與“守吾氣”相輔相成，不可分割。

《問對》揭示了攻心守氣與知彼知己的内在聯繫，認爲“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卷下），明確了攻心與守氣的本質，即攻其心者爲知彼，守吾氣者爲知己，進而指出“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卷下），對孫子提出的“知彼知己”觀點作了創造性的闡釋。

《問對》還深入探討了兵學源流問題。李靖在書中認爲兵學“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其中的“四種”正是對《漢書·藝文志》相關内容的呼應。《漢書·藝文志》曰：“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鬥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問對》指出“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卷上）。《問對》嘗試以張良和韓信爲切入點，指出這兩位兵家的兵學傳承相異，即“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張良、韓信各爲兩大流派的代表人物。《問對》以這兩位代表性兵家爲切入點探究本源，促使兵學兩大流派就此分野，儘管略顯粗疏，但畢竟是對後世兵學具有啓發意義的開端，有助於後人繼續深化研究。

《問對》自問世以來毀譽參半，莫衷一是。宋神宗本人力圖改變軍事頹勢，故留意兵學，尤其推崇“文能附衆，武能威敵”的初唐名將李靖。下詔校定李靖兵法乃至“提舉修撰”和校正《問對》，皆出於宋神宗旨意。正是在朝廷的强力推動下，《問對》得以與《孫子》《吳子》等其他六書同時被列爲武學教材，頒行天下。《問對》一書最早見諸史册是在宋神宗元豐三年（一〇八〇）四月，官方詔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靖問對》等書”。自被宋神宗欽定爲武學教材後，《問對》一直爲後世武學所襲用。據馬端臨《文獻通考》載，南宋重置武學後，規定“凡武學生習《七書》兵法、步騎射”，明確規定武舉考試以《武經七書》命題，其中自然也包含《問對》，要求以能否諳熟《七書》作爲選拔軍事人才的重要準則，進一步鞏固了《七書》的尊崇地位。

在官方重視和武生應試之需的推動下，注解《武經七書》蔚然成風，宋代施子美開注解之先河，《施氏七書講義》爲最早注本，其中就包含《問對講義》。南宋戴少望《將鑒論斷》對該書評價甚高，稱《問對》“興廢得失，事宜情實，兵家術法，燦然畢舉，皆可垂範將來”。沈括在《夢溪筆談·補筆談·雜志》中提及李靖革新陣法之事：“風后八陣，大將握奇，處於中軍，則並中軍爲九軍也。唐李靖以兵少難分九軍，又改制六花陣，並中軍爲七軍。”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中談及《問對》頒之武學一事：“《李衛公問對》三卷，唐李靖對太宗問兵事。元豐中並《六韜》《孫》《吳》《三略》《尉繚子》《司馬兵法》類爲一書，頒之武學，名曰「七書」。”李燾在《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較詳細地叙述了《武經七書》校定之經過，闡明了校定《問對》的前因後果。明代劉寅《武經直解》（一題《武經七書直解》）着力校勘，“訛舛者稽而正之，脱誤者訂而增之，幽同父母者彰而顯之，傅會者辨而析之”（《武經直解·自序》），校注多有發明，在注解中解以字句，參以史實，使其明白曉暢，尤便於初學者，對後世兵學産生重要影響，堪稱諸注本中的上乘之作，《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直解》則是重要的注解版本之一。王守仁《新鐫標題武經七書》（亦題《新鐫朱批武經七書》《新鐫武經七書》）是又一部重要注本，注釋文字言簡意賅，着重闡釋思想精髓，富有哲理性，評語内容則集中反映了注者的用兵主張，明代嘉靖以後成爲武科取士的兵學教科書。一代名將戚繼光以詩文的形式點評兵書，擇《問對》之兵學精要，諸如“善用兵者，求之於勢”，“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用將在乎心一”（《止止堂集·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論題》），體現了作者獨到眼光。茅元儀在《武備志·兵訣評》中評點《問對》，評語不多，無過人之處。清代俞正燮《癸巳存稿》認爲《問對》“語極審詳，真大將言也”，給予了高度評價。鄭瑗在《井觀瑣言》中指出《問對》“必出於有學識謀略者之手”，絶不能與一般僞書相提並論。清代注解《武經七書》之風雖較明代爲弱，但仍代有注家，最有影響的注本首推朱墉《武經七書彙解》。該注本廣采各家注文綜彙而成，收録資料齊全，徵引書目多達九十一種，所彙輯材料之中不乏原書已佚者，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朱墉在《武經七書彙解·序》中充分肯定了《問對》，認爲該書“辨析精微，考據典確”。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未糾纏於僞書之争和淺辭陋文之評議，而是留意其在兵學範疇之所得，比較客觀地評價了《問對》，認爲“其書分别奇正，指畫攻守，變易主客，於兵家微意時有所得”，確爲公允之論。

多數學者肯定《問對》的兵學成就，但亦有人提出非議，其中以宋代葉適、明代胡應麟爲代表。葉適在《習學記言序目》中針對《問對》的若干論點逐一駁斥，涉及奇正之論、分合之論、用兵之法、教習之法、兵法源流等内容，認爲“靖與太宗所講，正諸葛亮所棄也”，指斥其“恐誤後生”，此書“氾濫無實”。葉適所言雖有所依據，但是執其一端，不免有書生意氣用事之嫌。胡應麟在《四部正訛》中指出該書“詞旨淺陋猥俗，兵家最亡足采者，而宋人以列《七經》，殊可笑”，這一番話語恰恰説明胡應麟本人不懂兵學，對《問對》一書未作深入研究，僅以詞旨文采爲評判標準，顯得過於主觀臆測。儘管歷朝均有貶斥者，但不能更改該書位列武經之地位，而在流傳過程中，《問對》以其有别於其他武經六書的論兵風格，通過分析戰例探討兵學理論，注重史論結合，叙事與言理相統一，對後世戰史類兵書産生了較大影響。

一、依據《子藏》“求全且精”的原則，本卷將《素書》《三略》合並，總題曰《黄石公》而列入兵家部，共收録了目前已知其白文本、注釋本、校勘本及相關研究著作（原則上截止到一九四九年）共五十五種，整合成精裝十六開本三册影印出版，提要另以單行本出版發行。

二、諸葛亮、李靖以用兵著稱於世，其論兵之語亦廣爲流傳，今輯收得諸葛亮兵法十三種、李靖兵法十六種，分别總題曰《武侯書》《李衛公問對》，整合成精裝十六開本共四册，附於《黄石公卷》之後。

三、本卷所收各書，略以著者生年先後爲序。然自晚清以來，出書年代間隔不斷縮小，晚輩所著或在長輩之前，所以於“略以著者生年先後爲序”原則外，亦不乏視實際情况作適當調整者。

四、每種書原則上收録最初刊印者，但如有後出轉精的刊本，則視具體情况而定。如有刊本與稿本或抄本並傳者，原則上皆予收録，以便讀者窺其全貌。如張商英注《素書》今所見最早爲明正統《道藏》本，然明清以來亦有刻本、抄本傳世，且有其獨到之處，故本卷除《道藏》本外，尚收録明萬曆二十年新安程榮刊《漢魏叢書》本、清道光十三年王氏棠蔭館刊《二十二子全書》本、清揚州藏經院刊本及抄本四種，以便讀者窺其全豹。

五、本書所收著作，原則上都採用原書全稱。如所收僅爲某書之一部分，不便於使用原書全稱者，則作適當處理。如《百家類纂》《漢魏别解》《諸子奇賞》所收《素書》，分别名爲《素書》《素書别解》《素書奇賞》。

第一册

黄石公素書（漢）黄石公 撰

明萬曆四至五年（1576—1577）南京國子監刊《子彙》本  一

黄石公素書（漢）黄石公 撰

明萬曆四至五年（1576—1577）刊《十八子全書》本  一三

黄石公素書（漢）黄石公 撰

明萬曆三十年（1602）緜眇閣刊《先秦諸子合編》本 二五

黄石公素書（漢）黄石公 撰

明萬曆間刊《二十子全書》本  三七

黄石公素書（漢）黄石公 撰

明刊《六子全書》本  五三

黄石子（漢）黄石公 撰

明刊《且且庵初箋十六子》本  七一

黄石子（漢）黄石公 撰

明刊《十二子》本  八七

素書一卷（漢）黄石公 撰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金谿王氏刊《增訂漢魏叢書》本 一〇一

素书（漢）黄石公 撰

清宣統元年（1909）排印本 一四七

素書一卷（漢）黄石公 撰

清抄本  一五三

黄石公素書一卷（宋）張商英 注

明正統《道藏》本  一七一

素書一卷（宋）張商英 注

明萬曆二十年（1592）新安程榮刊《漢魏叢書》本 二一九

素書一卷（宋）張商英 注

清道光十三年（1833）王氏棠蔭館刊《二十二子全書》本 二七三

新刻黄石公素書注一卷（宋）張商英 撰

清揚州藏經院刊本  二九九

素書一卷（宋）張商英 注

抄本  三四五

黄石公素書一卷（宋）魏魯 注

明正統《道藏》本  三六五

直説素書一卷（元）王氏 撰

明刊本  四〇七

素書（明）沈津 選

明隆慶元年（1567）含山縣儒學刊《百家類纂》本 五一一

黄石公素書（明）謝汝韶 校

明萬曆六年（1578）吉藩崇德書院刊《二十家子書》本 五二一

鍥九我先生續選黄石子玄言評苑（明）李廷機 選

明刊《鍥九我先生續選諸子玄言評苑》本  五三三

素書一卷（明）慎懋賞 解（清）林報曾 翁斌孫 跋

明萬曆間刊本  五三九

黄石素書集解（明）涵虛子 注

清光緒四年（1878）刊本 五六九

第二册

素書别解（明）黄澍 葉紹泰 撰

明崇禎十一年（1638）香谷山房刊《漢魏别解》本 一

素書（明）張運泰 余元熹 彙評

清刊《漢魏六十名家》本  一九

素書奇賞（明）陳仁錫 評選

明天啓六年（1626）刊《諸子奇賞》本 四一

黄石公素書佚名 摘抄

明藍格抄本《二十一家子書摘抄》  五五

素書精華陸翔 選輯

民國十二年（1923）上海世界書局石印《四部精華》本 六三

黄石公素書解程昌祺 撰

民國二十三年（1934）成都華西協和大學哈佛燕京學會排印本 六五

素書通考张心澂 撰

民國二十八年（1939）商務印書館排印《僞書通考》本 一四九

黄石公三略三卷（漢）黄石公 撰

宋刊《武經七書》本  一五三

黄石公三略三卷（漢）黄石公 撰

明國子監刊《武經七書》本  一七五

黄石公三略三卷（漢）黄石公 撰

清抄本《武經七書》  一九五

黄石公三略三卷（漢）張良 注

清光緒十二年（1886）文海堂刊《石室秘笈兵書》本 二一七

三略講義三卷（宋）施子美 撰

日本文久三年（1863）刊《施氏七書講義》本 二六三

黄石子（明）歸有光 輯評（明）文震孟 參訂

明天啓六年（1626）刊《諸子彙函》本 三六九

黄石公三略粹言（明）陳繼儒 選

明刊《藝林粹言》本  四〇九

子牙子三略 （明）李贄 推釋（明）臧應騏 校閲（明）蔡國輝參定

清抄本《七書參同》  四一七

新刻注釋標題三略正義一卷（明）趙光裕 注釋

明萬曆十六年（1588）書林萃慶堂余泗泉刊《新刻注釋標題武經七書正義》本 四四三

三略全書（明）李槃用 彙編

明萬曆十八年（1590）汪一鸞刊《武德全書》本 四六七

黄石公三略三卷（明）何守法 校音點注

明萬曆間刊《武經七書》本  五一三

三略奇賞（明）陳仁錫 評選

明天啓六年（1626）刊《諸子奇賞》本 六二一

注解三略一卷（明）沈應明 輯注

明崇禎間刊《新鐫注解武經》本  六四九

第三册

標題評釋三略（明）陳元素 撰

明龔紹山刊《標題評釋武經七書》本  一

評注三略兵略（明）陳玖學 撰

民國六年（1917）鴻文齋石印《評注七子兵略》本 三一

三略開宗一卷（明）黄獻臣 撰

明芙蓉館刊《武經開宗》本  四七

裒谷子商隲三略二卷（明）孫履恒 撰

明崇禎二年（1629）刊《裒谷子商隲武經七書》本 八七

三略一卷 （清）蔣先庚 彭繼耀 集注

清抄本《武經大全纂序集注》  二六五

黄石公三略一卷（清）汪式玉 編

清康熙十年（1671）刊《增補武經集注大全》本 三三一

三略韻讀（清）江有誥 撰

清道光間刊《江氏音學十書·先秦韻讀》本  三九七

三略全題講義通考一卷（清）謝重綸 撰

清康熙間德慶堂刊《武經全題講義通考》本  四〇七

三略全解一卷（清）丁洪章 輯

清康熙間刊《武經七書全解》本  四三五

三略佚文（清）王仁俊 輯

稿本《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  五三三

三略通考张心澂 撰

民國二十八年（1939）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僞書通考》本 五四三

三略兵法解證三卷杜蘅 解證

民國間排印本  五四七

黑水城三略殘卷劉佩德 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獻》影印本  七〇七

第四册

諸葛武侯心書一卷八陣合變圖説一卷（三國蜀）諸葛亮 撰

明黄邦彦刊本  一

武侯兵法（三國蜀）諸葛亮 撰

明崇禎十一年（1638）吳天挺刊《諸葛忠武侯全書》本 一四七

心書一卷（三國蜀）諸葛亮 撰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金谿王氏刊《增訂漢魏叢書》本 二七七

諸葛武侯心書不分卷（三國蜀）諸葛亮 撰

清光緒二十年（1894）排印本 三一九

諸葛武侯兵略一卷（三國蜀）諸葛亮 撰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刊本 三四七

兵函玉鏡四卷（卷一）（三國蜀）諸葛亮 撰

清孫樹峰抄本  三九五

第五册

兵函玉鏡四卷（卷二至四）（三國蜀）諸葛亮 撰

清孫樹峰抄本  一

武侯武備心法百章一卷（三國蜀）諸葛亮 撰

清抄本  二八七

武侯心書（元）陶宗儀 輯

明抄本《説郛》  三五一

心書别解（明）黄澍 葉紹泰 撰

明崇禎十一年（1638）香谷山房刊《漢魏别解》本 三六一

武侯八陣兵法輯略一卷（清）汪宗沂 輯

清光緒二十年（1894）避舍蓋公堂刊《汪氏兵學三書》本 三八一

心書精華陸翔 輯注

民國二十三年（1934）上海世界書局石印《四部精華》本 三九五

心書通考张心澂 撰

民國二十八年（1939）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僞書通考》本 三九七

諸葛武侯心書新解楊緘 撰

民國間排印本  三九九

第六册

《李衛公問對》前言邱劍敏  一

衛公兵法三卷（唐）李靖 撰

清光緒間刊《漸西村社叢刊》本  一

李衛公兵法（唐）李靖 撰

抄本  一八三

李衛公問對三卷佚名 輯

宋刊《武經七書》本  二九五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三卷佚名 輯

明國子監刊《校正武經七書》本  三五三

李衛公問對講義（宋）施子美 撰

日本文久三年（1863）刊《施氏七書講義》本 四〇九

太宗問佚名 輯

明刊本  五三九

李衛公（明）李贄 推釋（明）臧應騏 校閲（明）蔡國輝 參定

清抄本《七書參同》  六一五

李靖粹言（明）陳繼儒 選

明刊《藝林粹言》本  六七一

新刻注釋標題李衛公問對正義一卷（明）趙光裕 注釋

明萬曆十六年（1588）書林萃慶堂余泗泉刊《新刻注釋標題武經七書正義》本 六七三

第七册

唐李問對二卷（明）汪式玉 編

清康熙十年（1671）刊《增補武經集注大全》本 一

注解李衛公一卷（明）沈應明 輯注

明崇禎間刊《注解武經》本  一四三

標題評釋李衛公問對一卷（明）陳元素 撰

明龔紹山刊《標題評釋武經七書》本  二一三

評注李衛公問對兵略（明）陳玖學 撰

民國六年（1917）鴻文齋石印《評注七子兵略》本 二八一

唐李問對開宗一卷（明）黄獻臣 撰

明芙蓉館刊《武經開宗》本  三二三

裒谷子商隲李衛公一卷（明）孫履恒 撰

明崇禎二年（1629）刊《裒谷子商隲武經七書》本 三九九

李衛公一卷（清）蔣先庚 彭繼耀 集注

清抄本《武經大全纂序集注》  五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