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二十大都会今昔管辖地域对照（上）》、《二十大都会今昔管辖地域对照（中）》。

综观中国二十大都会200年前和200年后的对照，也可看出中国城市变迁的宏阔趋势。

【都城和省会】

二十大都会中，有9个在清朝是首都或总督/巡抚驻地（即省会），分别是北京、沈阳、济南、南京、杭州、武汉（湖北省会在武昌府）、广州、成都和西安。

从行政区划的今昔对比来看，这8个城市又可分为4类。广州、沈阳是一类，北京、济南是一类，南京、杭州和成都是一类，而武汉是一类。

原广州府拆分出的地级市最多，原因在于珠三角的城市化水平极高，使原广州府范围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绝无仅有的行政区划爆炸式裂变。过去，坊间舆论曾经常把苏州和深圳作比较，但苏州和深圳差异甚大，苏州是原江苏省辖苏州市和苏州地区（不含江阴县、无锡县）合并而成，辖地相当于6个县的范围，而深圳市是广东省辖惠阳地区下辖的一个县（宝安县）改制升格，因而深圳的资源更加高度集聚、经济密度更高，经济活动的活跃程度和交易合作的便利程度，都远远超过苏州，深圳近年来经济总量远远抛离苏州，正是这种高密度高质量模式的必然结果。

沈阳和广州情况类似，原奉天府也拆分出许多城市，但这些城市的兴起阶段和广州不同。广州府的分拆，较老的基础是佛山在近代的兴起，较新的背景是改革开放之后广东得开放风气之先。而奉天府裂变成若干都市，主要源于近代以来东北工业的兴起。俄国人占领大连，让大连事实上脱离中国主权变为殖民地。此后，东北得煤、铁之利，又因为特殊的政治经济原因，一度成为中国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地区，自然兴起了鞍山、本溪、抚顺等彼时实力雄厚的工业城市。

北京、济南、西安是一类，相较历史管辖区域，北京、济南、西安有较明显的缩小。自宋代以来，中国经济重心持续南移，1949年中共建政，实际上是对长期南移趋势的反弹。由于战备原因，毛时代东南沿海传统上富庶开放的浙江、福建、广东变成前线，官方投资更多倾向北方地区和内陆地区，加之北方地区解放较早，留下的待转业军官较多，使北方地区的行政区划相较南方有整体上明显拆细增多的趋势。

南京、杭州和成都，所辖地域和历史地域相比，总体稳定。杭州、成都分别吃掉了一个府和一个州，但其实所辖的县域绝对数量也仅分别增加2个（杭州增加建德、淳安、桐庐减少了海宁）和1个（成都增加邛崃、大邑、蒲江减少了什邡、广汉），南京则只减少了句容一个县域。在27个省会（首府）城市中，南京、杭州和成都的GDP分列第5、第4和第2位，总体延续了历史上的优势。

武汉较特殊，则是“重组模式”。武汉核心区由武昌府核心区和汉阳府核心区组合而成，因此武昌府和汉阳府的历史地域虽有削减，但占据了武昌和汉阳两个府最精华的地带。自汉口开埠和清末新政以来，武汉在中国政经版图中的地位较历史时期更加显赫，1949年后武汉地位虽然有所下降，但时至今日，作为整个中部地区唯一的副省级城市，武汉GDP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仍仅次于广州和成都位列第三。

【府城】

二十大都会中，有三个在两百年前是非省会的府城，分别是天津、重庆和宁波。今天，天津和重庆都成为直辖市，而宁波也晋级为计划单列市，天津、重庆都比当年的省会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而宁波今天也拥有比省会杭州更大的财政和规划权限。

天津、重庆、宁波建城时间有较长跨度，重庆建城最早，宁波次之，天津最晚。但三地在本区域内乃至全国范围内整体地位的提升，原因基本一致，都是因为开埠。宁波是中国自然条件最好的港口，天津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而重庆是长江上游最大最重要的港口，虽然三地后来的发展脉络有所差异，但因港而生，并由港口延伸到相对完整且体量庞大的工业部门，对三地而言可谓是共通的。

【县城】

二十大都会中，有两个在200年前是县治，分别是上海和厦门。上海时为上海县，厦门时为厦门厅。上海建县于元朝，其实本来也只是华亭县（即松江）的一个镇，从文化意义上而言，人们更倾向于把徐光启视为近现代上海人文的开端，把徐家汇视作现代上海的源头，这样算来，上海也不过三四百年的历史。但上海的特点鲜明，她不是天津这样的“天子津渡”，她建县之始就面朝黄浦江，像徐光启这样的“上海人”，视野也望向整个世界，而不是单单盯着紫禁城。上海800年的历史，是一部商业史，也是一部开放史。

厦门建城之始，则是源于军事目的。1394年，永宁卫两个千户所移驻厦门，并筑中左所城；后郑成功抗清时据厦门，将厦门命名为“思明州”；1727年兴泉道道台移驻厦门，厦门成为闽南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其战备功能仍是受重视的主因。

虽然上海和厦门建城的源头有所不同，但到开埠之前，上海县、厦门厅分别已经是上海道和兴泉永道道台的驻地，实际地位高于一般县域。上海、厦门在《南京条约》后同期开埠，此后都以港口、商贸和物流集散而趋兴旺。

【聚落】

在二十大都会中，有6个在200年前还是村落。200年沧海桑田，因世界格局的变化，它们成为被拣选出的“幸运儿”，也见证中国国运的起伏和跌宕。

大连和青岛，最初分别被俄国人和德国人相中。1897年12月，沙俄强占旅顺、大连，后成立达里尼特别市（达里尼，意为俄语“远方”，后来的“大连”音译来源于此）。日俄战争后，大连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青岛成为德国租借地也是在1897年，德国据青岛时间较俄国据大连时间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日宣战后日本才获得这片觊觎已久的宝地，但“五四运动”后，中国收回胶东，1922年北洋政府即恢复了在青岛的主权，此后直至抗战爆发青岛再次沦陷，青岛一直在中国政府控制下。

东北的长春和哈尔滨情况也较类似。近代，中国东北为日俄争霸的焦点，长春和哈尔滨也备受这两大霸权的关注。哈尔滨市区境内设县治虽晚于长春，但早期发展较长春迅速，因中东铁路（即满洲里到绥芬河的东西向线路和哈尔滨到大连的南北向线路）形成的枢纽地位，哈尔滨在20世纪初已成为北满地区的经济中心，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白俄移民辗转来到哈尔滨；彼时欧洲排犹气氛浓厚，俄国犹太移民移居哈尔滨后又带动更多欧洲犹太人来到这里，使哈尔滨成为国际都会。和大连、青岛相较，哈尔滨不是殖民地，但中东铁路本身即沙俄所筑，哈尔滨天然即是受俄国影响较深的地区。

长春位于中东铁路支线（即哈大铁路）上，但地位远不如哈尔滨显赫。长春取代吉林市成为吉林地区最重要的都会，主要原因则是日本占领东北后将其定为“伪满洲国”的所谓“首都”。日本当时对东北有长远打算，寄望在白纸上作画建设“首都”，相较于已成熟的沈阳和哈尔滨，长春是更好选项。

北方的四个聚落，因俄、日、德这三个沙文主义帝国的拓殖成为都会。而在岭南，香港和深圳两个渔村先后发展起来。新安县南部的香港，故事不必多说，新安县北部的深圳，也可说是昔年的渔村。

20大都会中，在200年前尚不是省会以上的11个中，有10个在1949年时已成气候，除宁波外，都已成为国际都会、直辖市或省会，唯有深圳，实际上仍是墟市。宝安县解放时，县治仍在南头古城，虽然南头古城今天已在深圳南山市区，但1979年以后深圳城市发展的脉络并非以南头为起点。当时，广九铁路路经深圳墟（即今罗湖口岸附近），深圳墟逐渐较南头兴旺，宝安县治遂迁深圳墟。换言之，以深圳墟为基础的罗湖和深圳西南的蛇口半岛，是现代深圳特区发展之始，而这两片地域，在1949年的时候甚至都还不是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