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王元崇在新书《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记录了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翻译史上的一件趣事。

1843年，美国总统泰勒（John Tyler）给道光写了一封信，并派专使访华。令后世翻译界特别感兴趣的一点是，泰勒总统的英文信原文与道光读到的中译本“风格迥异”。

比如，把“go to your great city of Pekin”译为“就觐皇都”，一个“觐”字体现上下等级关系。

比如，把“yellow sea”误译为“黄河”。

比如，把结尾泰勒自称“your good friend”省去不译。

还有最能体现清朝官员狭隘自大心态的一句：“日晃东升，即散皇舆之彩；阳光西下，甫生敝域之辉”。

这句对应的英文原文是：

“The rising sun looks upon the great mountains and great rivers of China. When he sets, he looks upon rivers and mountains equally large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英文原文里，中美的“壮丽山河”并无高下之别，但中译本的措辞——“皇舆”与“敝域”——硬是分出个尊卑。

中译本是晚清大臣耆英等人“悉心酌议”的产物。耆英对道光说，“（美利坚）因仰戴天朝恩德，遣使呈递国书，情词恭顺”。

可见，耆英等人依然以“外藩朝贡”的视角看待美国总统来信，而这份被肆意打扮的译文既迎合了天朝上国的心态，也满足了朝廷对美国的想象。

后来，耆英代道光拟了一封“诏书”作为回信。有意思的是，在广州行医的美国人伯驾把“诏书”翻译成英文时，也“背叛”了原文，刻意抹掉中文措辞所暗示的政治等级差异，算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吧！（详情参见书第八章）

晚清时代，中美官方交流闭塞，交通不便，这样一番“畸形互动”在效果上也是“畸形”的：

“就这样，在1844年后半年，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很高兴，前者高兴与中国签订了条约、扩大了贸易范围，后者高兴抚夷成功、美国就范。实质上，双方心里都产生了一个想象的对方。”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文刀君读这段历史，不禁勾起一番感触。

尽管今天交通便利，网络发达，但纵观中美舆论场，国际传播工作者还是能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尴尬的现实：双方心里都产生了一个想象的对方。

从具体的翻译实践来看，英译中断章取义、误导读者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既有水平问题，也有态度问题。这大概是新时代翻译的“背叛”吧！

有些适应本国政治文化语境的元素，其实没必要也不适合大张旗鼓地直译出去，因为在真正的受众那里，不但不悦耳，反而特别刺耳，在效果上更是加深了受众对中国的那个错误想象。

最近过手的翻译素材里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好心的外国读者会善意地提醒一句，但有时候也只能无奈地一笑了之。

外交上讲“搁置争议，求同存异”。这八个字，也适用于国际传播。从宏观的议题设置到微观的翻译实践，都应有这个意识。

文刀君在上一篇文章阐述了一个观点：国际传播要争取更广泛的“中间派”，或者说“apolitical audience”。不要认为官方互怼就是国际传播的主业，实际上，官方该说的理该骂的话早已说尽了。最要紧的，要多着眼效果，多着眼如何争取更广泛的人心，不要图一时之爽。

我们常讲，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这当然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的“题中之义”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也应该是能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话语体系，否则，特色就没了意义，成了孤芳自赏。

资中筠先生有句话讲得好：我希望中国能够少讲一点“特色”，多讲一点真正的“社会主义”，据我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包括公平、正义等。

在文刀君看来，这就是“求同存异”，这就是“争取人心”。

同样是晚清时代，在华外国人曾在《万国公报》撰文，对中国如何与西方周旋提出非常有价值的看法：

“既富且强，而后执公法以与西人周旋，庶乎大权不致旁落，而西人亦不敢生蔑视之心。...... 堂堂大国反不得海外诸邦齐驱并驾也，岂不为人所窃笑者哉？”（《政令一新说》）

外交也好，国际传播也好，实力是后盾，但这不是全部，否则就陷入“Might is right”的野蛮时代。实力为先，而后“执公法与西人周旋”。从广义上讲，这个“公法”就是“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规则与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跨文化研究、国际法、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的人才培养与国家“软实力”提升息息相关。

今天，我们努力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要在“特色”与“公法”之间找到黄金分割点。任重道远。

戏说中外

马云去哪儿了？外媒这个词令人浮想联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