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在爪哇海这边

开篇之前，我先来首“定场诗”：

只因揽胜探奇，不顾山遥水远。

引子：雅加达中餐馆为何越来越多？

行至雅京北区穆阿拉卡朗（Muara Karang）大街，忽听一阵锣鼓喧天，趋步上前，只见一座高大建筑门口，正在舞龙舞狮。台阶两旁，花团锦簇，大厅内外，人头攒动，笑逐颜开，好不热闹。

原来，这是一家名曰“川府火锅”的中餐馆举办开业庆典。

这一看阵势便知，此乃国内餐饮业老板在此投资的又一项目。

不用说，其目标客户，自然是锁定了这几年越来越多来印尼打拼的中国人，旨在慰籍这些异国他乡的中国胃，同时把生意做火起来。

前不久，大V老杜在其《干货：来印尼开中餐厅，看老板们怎么说》一文中披露：“目前在大雅加达特区，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开的中餐馆？问过一个来印尼较久的餐馆老板，他说估计得有四百多家，就在他饭馆那一片就有70多家，吓我一跳。”

几天之后，老杜和几个朋友来笔者住处闲聊，说起这事儿，又把笔者吓了一跳。

老杜告之：“据权威人士纠正，我文中所言雅加达有四百多家中餐馆，数据太过保守。实际上，大大小小全算上，起码得有一千家以上，这还只是咱国人亲自来此开的，并不包括当地华人的各种餐厅。”

坦白讲，对于开餐馆，笔者是绝对的外行，也无意就该行业本身评头论足。雅加达作为千万人口级别的东南亚第一大都市，华人超过百万，加上不断涌入的中国人，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中餐馆与日俱增也属正常。

之所以拿这个话题说事儿，其实是想透过现象看本质，解读一下雅加达中餐馆层出不穷的背后，分析一下国内民营经济的现状。

需要说明一点，雅加达虽大，却并非旅游城市，来印尼的中国游客，九成以上直奔巴厘岛。因此可以断定，凡是在巴厘岛以外印尼各地盘桓逗留的国人，除了政府和国企央企外派人员，九成以上都是为谋生创业而来。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几年到印尼（也包括全世界其他地方）工作生活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

或许正如我的朋友、诗人望西（王文振）在其“漂泊舞者之诗”公众号文中所言：“岁月流淌，接触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发现似乎每个人活得都没那么容易，而漂泊在外的人就多了一份不易，更别说我辈远在异国他乡的。漂泊海外，无论是表面光鲜的各色老板、投资者、专家学者，还是不同职业的打工者，心中总会比在国内的人总体多一些失落感。”

望西感叹：“每一个漂泊在外的人  都有一份难言之隐！”

那么，如今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飘洋过海？

去年岁末，国内各大媒体或者社交网站按惯例，纷纷以最简练的语言，来概括过去一年带给每个人的强烈切身感受。对于2019年来说，很多人心目中的答案，或许真的像大陆官媒杂志《新周刊》所评选的年度汉字“南（难）”那样，直接变成一句网络调侃：“我太南了”，背后烛照的是整个中国现实的阴霾。

春江水暖鸭先知，时令不好雨加雪！相信国内很多民企大小老板，都在感受经济寒冬的凛冽。这种“凛冽”并不是遥远的风声，而是刺痛在身体上的划痕。

依笔者愚见，以我国幅员之广，人口之众，区域发展之不均衡，各种矛盾之复杂，社会治理难度之大，经济有所回落，似乎也是在所难免。

换一个国度闯天下，“新客”代代无穷期

一般而言，过番就是下南洋。华夏天朝虽然历史上苦难深重，战乱饥荒，动不动就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但始终认为大中华才是文明国度，海外都是野蛮未开化的生番之邦。所以从明清到民国，从官方到民间，都把老百姓去海外讨生活称为“过番”，把华侨叫做“番客”。直到大陆解放以后，人民群众在党的教育下，才把“过番”改为出国。现如今在笔者老家福清，仍有乡下人习惯把旅外乡亲称为番客。

有的是因为国内创业失败，无路可退，负债出国。有的是因为国内没有合适的工作，在海外找到这样的机会，这类人应该是大多数，在哪儿还不是"漂"呢？换个地方打工罢了，对很多人而言，漂在北上广深和漂在海外本质上也没太大区别，只是物理距离更远了些。

有的是因为国内产业转移，就跟着转出来了，比如跟着"一带一路"出来的。还有的是国内企业不好经营，转移到海外的，也算产业转移吧，加上投资其它行当的，这类企业主往往有条件把家人全带出来的。但笔者也认识几个老板只是自己在海外的。还有不少就直接在海外成家的，他们中不少后来会选择移民，但就算嫁到海外或者娶了海外的新娘，国内多数还是有亲人的。

当然，还有企业外派或者公职人员，这类人多数不会久留。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它原因出国的（参见漂泊舞者之诗公众号《每一个漂泊在外的人  都有一份难言之隐》）。

综上所述，或感性，或理性，不乏灼见。笔者作为海外中国人一分子，原本也对近年来发生的诸般变化忧心忡忡。

但是，当我采访了几位比我年轻很多的同胞之后，从他们各自经历中，又一次深切感受到中国人骨子里那份无与伦比的韧劲与弹性；由此联想到，中国经济其实也有着同样的弹性和韧劲，这就足以让我们有信心保持审慎乐观，用不着太过沮丧。

我发现，这些来自三山五岳，没有体制依靠也不被政府呵护的同胞，无论属于哪个阶层，是否受过完整教育，有无一技之长，能来印尼打拼，最不缺的就是胆识。除此之外，他们所表现的不知疲倦的勤奋和忍耐，从不怨天尤人的进取心，自身难保，还乐于助人的善良，都让人叹为观止。

他（她）们在国内时，基本上都走过很多地方，不管什么地方，至少比印尼生活方便，然而考虑再三，还是鼓足勇气跨出国门，于是这南洋群岛就成为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

印尼并非美欧、加拿大或澳大利亚那样的发达国家，社会福利和公共设施比中国还差很多，大部分人的工资水平更是低的可怜。中国人来印尼，除了国企央企或大型民企外派的员工收入较高，其他人来此单打独斗，如果不是经商做生意或自己创业，根本无法维持生活。然而单打独斗又谈何容易！所有的困难都必须自己扛着！

所以这些人无论成功失败，每个人都经历过茫然失措、遍体鳞伤的黑暗时刻！

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虽然饱尝了印尼的悲欢，但异国的磨难不仅没有消解他们的爱国心， 反而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对祖国的凝聚力。这一点，在我认识的这些体制外同胞身上尤为明显。

我在钦佩之余，由此打消了悲观，并坚定地认为，在海内外，因为有无数这样中国人的存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就仍然充满了希望。历史的车轮有可能倒退一时，但终究不可能停止前行，已经体验过开放与相对宽松的中国人，说什么也不会再让什么人捆绑住手脚。

一时感慨，不免有些的议论，议论一多，不免违规。还是赶紧打住，接下来讲述几位同胞的事例，说一说他们在印尼的真实生活吧。

印尼中国人群像记

一、小老表丁永生（来印尼寻求发展刚过半年）

出国前，丁永生在家乡的油菜地。

两个月前，一个名叫“迷鸟归林”的网友请求加我微信，我通过验证，和他有了最初的对话：

“请问也是在印尼的中国人吗？可否自我介绍一下。”

“是的，我是江西的，在这里做河沙生意。”

“哦，怎么想到要加我呢？我不是生意人，也完全不懂沙子这个行当啊！”

“丁剑大哥，是这样的，我经常看您公众号文章。最主要我也姓丁，叫丁永生，很高兴能在印尼遇到一位本家大哥，很希望有机会和您认识……”

半个月后的一天，我和经营河沙的小丁，在雅加达北区的一家商场见面吃了顿饭，从此认识了这位为人诚恳，朴实热心的小老表。

丁永生是江西瑞金的客家人。

瑞金虽小，名气很大，别名“红色故都”。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诞生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瑞金称得上全中国最资深而典型的革命老区。

丁永生1979年出生，虽然年纪不大，却同瑞金大部分父老乡亲一样，政治觉悟与生俱来，对家乡的红色文化满怀自豪，从不说党和政府半个“不”字。

永生小时候生活在农村，环境所限，高中没毕业就出来闯荡，打工、做生意、开饭馆、为建筑工地供应砂石料、干过各种行当。凭借做事认真，吃苦耐劳，再加上聪明热情，丁永生渐渐积累了一些资本，成家立业，也交了不少朋友。

2016年，瑞金官方为落实中央最高领导人视察江西革命老区的指示，要把瑞金建成成全国红色旅游“一线”城市，打造红色信仰之都，提出“游红色故都、学红色历史、听红色故事、看红色旧址、唱红色歌谣“等各种口号，以此吸引五湖四海游人来这里朝拜红色圣地，“拨动他们心底的情感之弦，激荡起血液里的红色基因。”

丁永生原本在瑞金拥有一家中小规模的饭馆，主营“黄焖鸡汤锅”，开了十来年，生意还不错。在官方轰轰烈烈鼓励下，他决定响应政府号召，再投入资本，于2017年和几个朋友合股，新开了一座大型红色文化餐厅，命名为“苏区舌尖”。

该餐厅上下两层，面积1400平米，数十位员工一律身穿红军服装，可同时接待五六百个客人。

2017年八一前夕，瑞金红色旅游餐厅“苏区舌尖”开业时，丁永生（后排右一）与部分员工。

这家“苏区舌尖”开业已有两年半，尽管服务到位，菜品味道不错，价格也公道，但生意并不那么好做。原因在于，这几年国内革命老区的红色旅游项目一哄而上，旅游产品开发趋同现象严重，呈现形式大多以故居、纪念馆、塑像等为主，展示方式老套且创新能力不足；游客人数不少，却不像当初预想的那么多，况且大部分属于单位组织的游客，消费兴趣不大。瑞金的红色旅游也因此面临着可持续性挑战。

以丁永生他们的餐厅规模，每个月固定开支就得20多万，成本大，压力也大。在这种情况下，小丁和一帮商界小伙伴不得不琢磨其他出路。

2018年，丁永生听人介绍，在印尼偏远的巴布亚岛有很多金矿，去那里淘金十分赚钱。“我有朋友在巴布亚干这个项目，差不多每天能淘到一公斤左右的金砂，做的非常成功。我在他们鼓动下也想试一试，就和另外朋友共同投了一笔钱，购买了设备，请了一个工程师，让他去巴布亚领着当地员工，就在河床上开始挖沙淘金。”

结果干了将近一年，没有赚到大钱，本钱却亏了不少。同样条件下，别人每天能淘一公斤的金砂，小丁他们的工地只能淘到二两左右。丁永生在国内坐不住了，就把餐厅交给股东打理，又请了两个工程师，于2019年7月一起来到印尼。

他们先到雅加达，小丁想到自己也不懂淘金技术，去巴布亚也帮不上忙，不如叫两个工程师先过去看看，他一个人留在雅加达等消息。

“后来，这两个技术人员打电话告诉我，之所以淘金数量那么少，原来是第一次请的那个工程师水平不行，把机器的主要部件安反了，另外要想提高产量，机器必须更新换代，还得投入两百多万。我哪有这么多钱再投进去呢！这个项目只能不了了之。

可是我既然来了雅加达，也想在这里看看能不能做点别的。起初两个月，我在拉姑娜的公寓大楼租了一个房间，公寓的自来水是咸的，用来冲凉都不舒服。因为不认识什么人，又不会说印尼话，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门路。“

可能拉姑娜饭馆的桶装水也不过关，或者我不服水土，生病了，突然腰痛，我坚持了两天，后来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睡也不能睡，只好咬牙出门找了一辆三轮车，比比划划让车夫载我去医院。三轮车带我转来转去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到医院，后来才发现医院其实离公寓小区还不到三百米。我也不能和车夫理论，只好给了一百千印尼盾（相当于50人民币）打发他。到医院后，还好遇到一位会讲中文的华人，请求他带我看医生，一检查才知道是急性尿结石，花了一条多（人民币七八百），开了几服药，回去一吃就好了。”

丁永生意识到，不能在拉姑娜再住下去了。他搬到雅加达北区海边的Baywalk公寓，一室一厅，拎包入住，一个月租金加水电相当人民币两千多，环境比拉姑娜好。他打算在这里长期住下去，但怎样才能找到发展的机会呢？

李先生五十多岁，印尼巴淡岛人。其家族企业在加里曼丹岛著名的卡江河畔拥有很大的沙场，同时拥有几条大型驳船和运输的车队，还有几个专用码头，可将河沙一条龙供应给各岛的建筑工地。

李老板感觉丁永生品行不错，是个踏实人，说话办事都很有分寸；又听说他早期在家乡从事过砂石料的行当，就决定帮帮这个中国小伙子。

李老板先是带着小丁跑了几个本人的混凝土搅拌站，都是他供沙的老客户。丁永生很快熟悉了供沙的的各个环节和业务流程，接着就自己联系中资企业，相当于担任了李老板公司供沙给中方搅拌站和建筑工地的代理商。

“李先生对我比较照顾，他的一条驳船每次可以运四千方的沙子到爪哇岛，我如果找到几百方的订单，李先生的船就捎带着把我订的河沙也运过来，再派汽车送到客户的搅拌站，也不收我的运费，使我跑订单比较有价格优势，从中可以赚些利润。”

丁永生请了一位客家华人陈先生，兼职做他的翻译和交通助理。

“陈大哥六十多岁，能讲国语和客家话。我每星期都要去五六十公里以外的芝卡朗推销河沙，那里有个中国工业园区，交通不大方便。陈大哥先骑摩托车载我到雅加达城区火车站，然后再和我一起坐市郊列车到芝卡朗。每次去了当天回不来，为了省钱，也不住旅馆，陈大哥就带我去他亲戚家里借宿一晚。后来，我也学会了用印尼手机打车软件，比较近的地方，或陈大哥有事不能送我，我就自己打摩的出门，慢慢的，订单就多了一点。我感到相对于国内，印尼做生意的空间更大一些，也有发展机会。我逐渐充满了信心。”

小丁天性善良，凡事肯出力，好帮忙。前些日子，就在他自身在这里懵懵懂懂，两眼一抹黑的时候，还热心帮助一位75岁的华人老奶奶找到了失联几十年的国内亲属。

那位名叫陈凤英华人老太住在雅加达，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丁永生。交谈中得知，在印尼出生长大的陈奶奶，祖籍广东平远县，她有个同胞大哥陈平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回国当了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后在wg期间不幸去世。陈凤英早期与大哥及国内亲属有过书信来往，后来就失去了联系。陈奶奶是个孤寡老人，不曾回过中国，她晚年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找到大哥的儿女，在自己有生之年和祖国的亲人见上一面。

听罢陈奶奶的倾诉，令正在与家人饱尝思念之苦的丁永生感同身受，不禁流下热泪。他下决心要帮陈奶奶找到亲人了却夙愿。

“我回来马上发邮件给广东省陈氏宗亲会，请求协助查找老奶奶的亲人。梅州火车站有一位退休职工陈景明先生，是《客家陈氏文化》微信公众号的管理员。他看到这封信，马上写了一则《寻亲启事》发表在公众号上，同时联系了平远县陈氏宗亲会长陈永源。陈会长和本地宗亲陈干聪、陈可顺，还有一个平远人小李，热心帮助，提供线索，三天之内就找到了陈凤英老人的侄儿陈伟光等人。原来老奶奶的侄儿侄女都在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工作，个个事业有成，有的还是国家干部或医学专家。”

几十年失散的亲人重新联系上了，大家都激动的不行。他们都加了小丁的微信，但是陈奶奶没有微信。为了让老人能和国内的亲人视频通话，丁永生连续几次坐摩托车去陈奶奶家里，打开自己的手机，让老人和侄儿侄女通过视频见了面，他们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姑姑，表示春节期间就要来印尼看望老人家。丁永生为此倍感欣慰，能帮老人办成这件大事，他觉得比自己签了一张供应沙子的大订单还要高兴。

丁永生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瑞金，他没出国之前，一家人在一起非常和睦，曾获得瑞金市评选的“五好文明家庭”光荣称号。现在印尼，为了多跑些业务，也为了节省些路费，小丁今年春节没有回家过年，每天抽空和家人视频聊天就是他最开心的事情。

笔者前几天去采访小丁。晚上，我们在他公寓小区旁边海滨边走边聊。他告诉我，春节过了就去注册一个公司，可以开展更多业务。以后还打算在附近商场开一间牛肉汤小饭店，慢慢把生意做起来。

“我如果有能力，还会努力多做一些好事，积德行善总会有福报！在雅加达这半年我都遇到好人就是证明。”丁永生笑盈盈地说道，一双黑亮的眼睛在夜幕中闪着诚实的光芒。

二、川妹子蔡小英（来印尼打拼五个年头）

2016年，从未见识过大海的四川小妹蔡小英，第一次从雅加达乘坐印尼木制机动船，前往一个偏远小岛的中资企业镍矿工地推销混凝土添加剂。在海上来回颠簸四天四夜，终于拿下第一张订单。这是她在旅途中好奇地替印尼船老大掌舵时留影。

初识蔡小英，是双清物流老板李满意上个月组织的一场“铁狼杯中印尼足球争霸赛”上，这个看上去单薄瘦弱的女孩，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看台上为大家分发矿泉水和冰淇淋，手脚勤快而表情文静。

当晚，率队夺冠的主办者李满意豪兴大发，宴请球员和嘉宾饭庄聚会，啤酒红酒管（印尼啤酒较贵，易拉罐一听也要3万多盾，相当人民币15元左右）。那帮球员壮汉个个海量，一个人二三十罐啤酒跟玩儿似的就倒进肚里。我在另外一桌惊奇地发现，那个志愿者女孩也在其中，神态自若地和几位球员对饮，啤的白的，来者不拒，多少杯喝下去面不改色。

我问李总，这个小姑娘是哪家公司的员工？真是一个豪饮的女酒仙！

“她叫蔡小英，是印尼中企奥克新公司的总经理，专门生产混凝土添加剂，手下管着几十号人！”李满意用称赞的口吻告诉我。

“不久前，在勿加西国家足球场举办的那场印尼中足联“圣诞杯”足球赛，就是这个蔡小英一手组织的。当时有中国中铁、格力、TCS、奥克新等四支球队杀进决赛，以其公司命名的奥克新队也夺得了冠军。”

自称骨灰级球迷的李满意，又如数家珍地补充说。

身穿足球运动服的蔡小英和她的奥克新球队，自信满满地走在勿加西国家足球场上。

“厉害啊！我还以为刚毕业的学生，原来是个小女强人。”我不禁对这个和自己女儿差不多大的姑娘生出几分敬意，并萌发了采访她的念头。

苦水泡大的小女孩

1989年，蔡小英出生在四川自贡市下面的一个山区县的农村。她家单独住在某个山坡上，离最近的邻居也要走一公里的山路。

小英上到小学四年级时，父母带着姐姐去了西藏一个铁路工地打工，只好让11岁的小英住在本村的邻居家里。爹妈不在身边，小英寄人篱下，总是受到邻居孩子的欺负。她和小伙伴一起玩耍，不论谁调皮惹事，邻居大人永远都是责骂小英，有时候甚至不让她吃饭。

父母偶尔会打电话回来，但那时全村唯一的电话设在村部，父母每回都要提前一个多小时先打给村长，然后由村长和村里其他人扯开嗓子，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地大声喊叫：蔡小英到村部接电话！小英最后听见了，赶紧沿着山路一溜小跑好几公，才能接到父母再次拨打的电话。

她在电话里哭着告诉父母，宁愿一个人住在自己家里，也不要再受邻居的欺负。妈妈也哭了：你才十岁的女娃儿，啷个自己住那么偏，不怕吗？没人煮饭，你会饿死。

小英倔强地说，我不怕，我会烧饭，照顾自己，只要奶奶有时间来看看就行。

小英的爷爷早逝，奶奶年轻时改嫁到别的村，虽然心疼这个孙女，却有心无力，只能几天过来一次，送米送菜，还有鸡蛋。

就这样，小英一个人守着山头上孤零零的一座茅屋直到上了初中。

“丁老师，你知道吗？我后来为啥那么喜欢戴手表，因为小时候家里连个闹钟也没有，我早晨上学害怕迟到，经常半夜醒来就不敢睡了，爬起来坐在屋里等着天亮就去上学。初中以后，我才想到让父母寄钱买了个闹钟，我恨透了不知道时间的日子，所以长大后就习惯时时刻刻戴着手表。“

小英笑着对笔者回忆往事，但突然间眼圈一红，心酸的泪水倏地涌满了眼眶。

要读高中了，父母终于回来，在家陪了小英一年，姐姐那时已经出嫁，小英总算再次感受到了父母在身边的呵护。

踏入社会，成为职场明星

高中一毕业，体谅到家里的经济状况，她没有报考大学，直接就去了市区打工。小英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中央空调清洗公司跑业务，工资只有八百块。做了两年，又到了重庆，辗转奔波，尝尽社会人情冷暖，但她也变得早早成熟，更加坚强，磨练成为十分能干的职场明星，并受到几位老板的赏识。

后来，蔡小英所在公司的三个股东决定投资两百五十万，在贵州上一个化工产品的新项目一一生产销售混凝土添加剂，并委派她全权负责筹办。

小英于是去了贵州。因为供应这种添加剂原料的企业叫奥克，小英觉得好听而又响亮，就给自己一手筹建的公司注册取名为奥克新，她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个诞生于贵州内地的公司，若干年后竟然成为在印尼中企建筑市场响当当的一个品牌。

蔡小英在贵州苦干两三年，替公司赚回本钱，有了利润。在此期间，她本人也结了婚，生了一个男孩，丈夫是其家乡的同学，也是她在公司跑业务的助手。

转战印尼

再后来，这类企业在国内竞争愈发激烈，越来越难做，公司的几个股东人就想到要开拓一下海外市场，并把目标定在了印尼。

"老板们打算再投四百万到印尼建厂，问我愿不愿意来？我刚好也想换个环境，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2016年我和老公第一次来的时候，什么也不懂，连印尼的出租车也不会打，我在飞机上看到有能说中文的印尼华人，就赶紧和人家套近乎，下飞机后人家就把我们送到酒店。

我俩请了个翻译，租了一部汽车，前后跑了半个月，也没跑出什么结果，但我凭直觉认定印尼可以建厂，值得开拓发展。回去和老板们谈妥条件，夫妇俩就正式来到印尼。因为勿加西和芝卡朗那一带有比较大的中国工业园区和农业园区，中资企业不少，都在忙着建厂生产。我也把工厂开在芝卡朗，附近有一家五棱汽车厂，还有一家蒙牛奶制品工厂。”

我们一边报批各种手续，一边安装设备，刚投产时，工厂就我和老公加一个小工总共三个人。后来工人慢慢增加，他们上班时都叫我蔡总，下了班就叫我蔡姐，比我年纪大的也这样叫。这期间我还跑了一趟印度，考察了那里的行情，并从印度招聘了一位中国去的工程师，比我大十岁，负责公司的生产兼行政管理，也跟着员工叫我蔡姐。”

几个月之后吧，我去一个偏远小岛的中资企业的镍矿公司跑来了第一张订单。那个工地所在的小岛和爪哇岛隔着茫茫大海，坐船单程就要两天两夜，而且只有运货的轮船可以搭乘。本来是我和老公，还有一个华人小伙子翻译官一起过去，到了码头，翻译小伙看到是木制的那种船，说什么也不愿意去了。我和老公两个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船。你想我一个四川女孩子，从来都没有见过大海，心里当然也怕怕的，但如果不敢出门，公司前途在哪里！其实上船之后处处觉得新奇，再加上印尼人船长对我们挺友善的，也就不紧张了。”

第一次坐船出海的蔡小英与丈夫（右一）和印尼船老大夫妇。

正是这次出海远行，蔡小英为公司在印尼揽到了最初的业务。那家名为中国中冶印尼镍铁项目部的央企公司经过试验论证，对奥克新的混凝土添加剂十分认可，一订就是上千吨，镍矿工厂建设了两年，全部使用的添加剂都是奥克新公司他们供应的。蔡小英对这家大客户满怀感恩，一直保留着第一次上岛时拍摄的工地照片（见下图）。

在印尼这几年，蔡小英一个人长途跋涉出远门是家常便饭。2018年10月去苏拉威西莫洛瓦利镍矿工业园区出差，则成为她一生中最孤独焦虑的经历。

从雅加达到莫洛瓦利，先要坐好几个钟头的飞机，到印尼最东部的南苏拉威西省省会马卡萨（望加锡），然后换乘螺旋桨小飞机飞一两个钟头，到莫洛瓦利县的简易机场，再坐汽车五六个小时才能到达那里的中企镍矿园区。

蔡小英去偏远工地联系业务坐吊篮过河的留影。

那次出差，去的时候还算顺利，等蔡小英联系完业务回程时，却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

“我原本买好的从莫洛瓦利到马卡萨的机票是上午11点半，凌晨四点我就包租了一辆汽车从园区出发，当我一路颠簸五个小时，于上午九点半赶到莫洛瓦利机场时，才知道小飞机没有等我，半小时前已经飞走了。也许他们更改时间有发短信给我，可是我不懂印尼文，就蒙在鼓里。从莫洛瓦利飞往外地每天只有一个航班，飞机一走，机场工作人员就要关门回家了。更要命的是，那个简易机场好像一座仓库，建在荒郊野外，周边既不靠村也没有店。机场离有旅馆可以住宿的县城还有一个多小时车程，而且我包租的那辆汽车也开回去了。我急得想大哭一场，却欲哭无泪。”

位于荒郊野外的莫洛瓦利机场和简易公路。

工作人员为我改签了机票，同意我明天九点半再来乘那一班飞机。我只好打电话给镍矿园区，请他们通知送我的那个印尼人司机开回来，我再租他的车送我去莫洛瓦利县城。好不容易到了县城，我下车一看，整个城里好像只有一个旅馆，也只有我一个中国人。那回我真是害怕了，办好住宿手续，我进了房间就把门插上，从下午直到第二天早上司机来接我，我就没有开过门，房间里只有一瓶矿泉水和一包炸薯片，十几个小时我就靠吃喝这点东西捱了过去。”

人生就是在路上。其实在蔡小英心里，上述旅途中的困难不算什么，她来印尼这几年，还先后经历了经验不足上当受骗，被国人同行陷害，警察查封工厂，莫名其妙，三番五次被罚款等一系列人为伤害。但是她也得到过许多人真诚的扶持。

“因为种种原因，去年有段时间资金周转不灵，产品供应不上，工厂差点被我做死了。有两个印尼的韩国同行工厂老板和我素昧平生，却鼎力相助，把他们上百吨的货赊账给我应急，帮我度过难关。所以不管怎样，我都应该感恩生活……”

蔡小英与公司同仁宴请两位有恩于她的印尼韩国企业老板（一左一右）。

听着蔡小英慢声细语平静的叙述，望着她年轻的、充满朝气的脸庞，我的心里震惊而感动。我在想，她小小年纪就有如此丰富的职场拼搏的故事，即使今后还会遇到艰难险阻，她那永远灿烂的笑容和乐观精神，都将用不懈的奋斗完成人生壮丽的对话！

故事讲到这儿，稿子实在已经不短了，但我不能结束，因为本文最重要的一位主人公还没出场。我必须把这位个性极其突出，经历更加跌宕的“压轴”式人物写出来，才能给这篇文章画上一个句号。

三、南洋公社“大姐大””王敏筠（在印尼摸爬滚打十五年）

照片中哪一位是王敏筠？请各位定睛一看，最有神采的那位就是。

何为大姐大？

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在人群中，尤其是女性当中比较有威望的人，能震慑住其他人的女性就叫“大姐大”。“大姐大”可以用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任何圈子中都有属于这个圈子的“大姐大”。

比如中国女排女教头郎平，比如歌坛常青树那英，比如印尼政坛一姐梅加瓦蒂……以此类推，不一而足。

在印尼中国人圈子里，南洋公社创始人兼女掌门王敏筠，就是公认的大姐大。

用中新社记者林永传的话说，这位既有东北人的个头，更具有火辣、热情、直率的典型东北人性格的中国女性，还有一个很温暖的称呼——“雅加达敏姐”。

林永传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报道中这样写道：

得此称呼缘于热心助人。漂泊印尼15年，王敏筠亲身体验了异国他乡创业甚至是生存的艰难。前些年无奈看着一批批兴高采烈而来又垂头丧气而归的国人，咬牙坚持下来的她，终于迎来“一带一路”建设大好机遇时，便将事业的重心放在“为中国人服务”上，解国人在印尼打拼时的生活、工作之忧。

2014年，王敏筠创办了主要为印尼中国人提供服务的线上线下结合网络平台“南洋公社”，提供全中文网上查找、下单、支付，送货上门的衣食住行游等全方位服务。经过几年的充实、升级，做出了“有困难，找南洋”的口碑。

事业稳定后的这位“雅加达敏姐”，把很多时间花在帮助别人和组织集体公益活动上。

去年初，巴厘岛阿贡火山大爆发，大量中国游客被滞留当地机场，她带领团队第一时间赶到，帮助游客撤离；每逢中国年节，她都会到员工较多的中资企业，送饺子慰藉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凡是在印尼举办的有中国队员参赛的体育赛事，一片火热“中国红”啦啦队阵营中总能看到她忙碌的身影……

电视报道截图：2018年8月在印尼举办的第十八届亚运会男子1米板跳水决赛现场，王敏筠（前右一）发起并带领雅加达中国同胞啦啦队，为祖国跳水健儿欢呼加油。

王敏筠（中）与小姐妹在雅加达亚运会赛场看台上。

中新社作为面向海外的国家级官媒，这样称赞一位民间女性，至少说明王敏筠这位可亲可敬的大姐大，得到了同胞口碑与政府喉舌的双重认可。

无独有偶。另外一家来自王敏筠家乡的官方媒体“大连人民广播电台”，也在一篇《“雅加达敏姐”的酸甜人生》专题报道中，不吝赞美作了以下评述：

在印尼的中国人和华人圈里，这位雅加达敏姐不是小有名气，而是人气特旺。

想要采访这位敏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太忙，忙着自己越来越红火的生意，忙着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不仅是各种节日聚会，一般情况下，”雅加达敏姐“的业余时间都会出现在各种公益、慈善活动中，充当发起人的同时，自己也是投入最多的一个。

比如说带领队伍到老人院送东西，比如说协助组织雅加达大龄中国青年相亲会，比如说帮助华人母亲筹措医药费等等。用中国传媒界时下最常说的词表达，是典型的”KOL“，也叫大V，或者说网红。当然，“雅加达敏姐“不是靠着小V脸和大眼角搏出位的少女网红，而是一位热心、爱心、自信心集于一体的知心大姐，以人格魅力圈粉无数，同时也把自己的事业经营得风声水起。

大姐大是这样炼成的——王敏筠的心路历程和背后故事

盛极必衰，从未有过的磨难已悄悄潜伏在她身边。

有一天，移民厅突然来人说我违法，把我给抓走了。我那时印尼语不行，违了什么法咱也不知道啊！反正我有钱，怕什么！大不了就是花几百条立马放人。

我让华人总经理帮着料理，没想到，过几天警察局又来人说我违法，把我给抓走了。我还是不在乎，又花了几百条再放出来。

呃一一下个月，移民厅又来了再把我抓走，又要罚款，我就不干了，不交，就关在铁窗里，最后还是交了才出来。反正那一年多，移民厅、警察局轮番来找我麻烦，就是各种罚！你不认帐就关你l！最倒霉的时候，一个月抓了我四次。

我真急眼了，最后一次在警察局，我用两手把他们的玻璃全砸烂了，我的两只手被玻璃碴子扎得血乎淋啦的，警察看见全都捂眼睛。你们关吧！姐就TMD不要命了！咳，警察怕出大事，赶快把我放了。以致于后来，我跟那帮警察移民厅的家伙全都熟透了，他们不抓我，我有时候还自己去，他们一见是我，赶快捂眼睛：哇嘟！那个不怕死的中国依普（太太）又来了，你走吧，别在这儿呆着。我不走，他们还泡最好的咖啡招待我。”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没犯法，之所以隔三差五抓我，原来是我请的那个华人总经理背后搞鬼捅刀子，专门和警察勾结想把我赶回中国，他好独吞公司资产。那么好！我发誓只要不被打死，我绝不离开印尼。我也不能让那个蛇蝎心肠的总经理好过喽！倾家荡产也要教训他，最后终于把他关进监狱，让他知道害人的下场。

官司打完了，我也没钱了，怎么办？在中国城开个饺子馆，每天安慰中国人的胃。老板们吃了一碗饺子，拿五万盾结账，我不要，算我敏姐请客。老板不好意思，又拿二十万盾悄悄放在盘子下面。哈！既然这么大方，那我就收啦。

餐厅开了一段时间，又因为合伙人撤股等等原因关张了。但此时的王敏筠，经过几番大起大落，在这异国生活的熔炉里，已经变成了一粒”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的铜豌豆。“

正是她身上蕴藏的这种”打不死的小强“精神，为其引来了一位真正懂她、欣赏她，志趣相投、能力互补的华人姐妹。

这位被王敏筠视为人生贵人的华人女士林姐，是一位法律专家，家族亦有实力背景，在处理政商关系方面得心应手，人脉深厚。此人气质不俗，一副福相，更兼两目似电，炯炯有神。她看中了王敏筠的坚强乐观，大气豪爽，是个会做事也能担事的人，于是主动向她伸出援手，从此成为她事业上的后盾和新的合伙人。

2020年除夕夜，敏姐和林姐在南洋公社组织举办的首届印尼华侨华人春晚联欢会上。

2014年，王敏筠在雅加达迎来了真正意义上事业的转折点，她成立了南洋公社，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新的团队。

由超市演变而成的“南洋公社”，实际上是打造了一个综合性的生活服务体系，主要针对在印尼的中国公司和中国人。这种在国内叫“020”的产物，在印尼几乎没有。从最早的生鲜直供、外卖点餐，发展到物流货运、旅游服务，再到商业信息沙龙、当地法务咨询办理，几乎涵盖了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中国人来印尼过日子，日常最需要的就是中国食材，要么不知道去哪里买菜，要么没有时间买菜，而且语言不通，各种不便，南洋公社的出现，极大填补了这个空白。客户可以直接到他们的超市，从烟酒饮料到老干妈辣酱，凡是中国人在当地找不到的，在“南洋公社”一定能找到；最方便的是，可以在网上下单，南洋公社马上通过快递把菜送到客户家里。果然没过多久，南洋公社的生意就火的不得了，每天都能接到几百张订单。

“那两年，把我忙的——每天从早到晚，一刻也闲不来。夜里11点才能把所有单子处理完，账目弄清楚，上床睡两三个小时，凌晨三点半，爬起来就得直奔蔬菜批发市场，每天都看到雅加达早晨四点初升的太阳。这么个干法，钱是挣来了，但时间一长，人实在太累，吃不消，所以后来我就把食材和蔬菜的业务，连同积累的客户转让给别人做了，南洋公社着重线上线下批发烟酒，给几家大型中资企业，同时开展其他服务。这样我也就有时间多做点公益，组织有关社会活动，觉得人生更有意义。“

2020年1月24日。王敏筠又组织了首届印尼华人华侨春节联欢晚会，请来300多名在印尼工作、学习没能回国过年的中国人开联欢会、吃年夜饭。这是她在给跟随父母来现场的小朋友分发过年红包。

“是什么原因？让你变成一个印尼中国同胞的热心大姐，操心费力，乐此不疲。而且爱国心爆棚，越来越狂热。”我问王敏筠。

本来我性格就有热心的一面。后来回想自己前些年遭遇种种打击，吃亏上当，孤独无助的那段日子，我就想，哎呀，当时要有现在的敏姐这样一个人，能依靠一下该有多好！如今我有能力了，为什么不能为那些到印尼初学乍练，需要帮助的同胞多做一点事呢？

至于爱国心，我原来其实没多少概念。前年印尼开亚运会，羽毛球比赛已经开打了,我听说,中国羽毛球队成绩不大理想,现场几乎没有中国观众给加油，就有点坐不住了。自己在印尼打拼了十几年，还是头一次遇见体育代表团来到眼前，就觉得是自家的亲人来了，总不能连个热乎气都没有，咱东北大妞的性子，就是不能冷着家里人。所以我和几个朋友三天就组织了一个四百多中国人的啦啦队，采购服装、国旗、助威棒，给咱们国家的运动员加油。现场看到一片中国红，我心里瞬间就燃烧起来了，升国旗的时候，我哭了……

其实大部中国人都和我一样，在海外时间越长，就越爱咱们的国家。你看去年国庆节，我们组织雅加达中国人集体收看大阅兵，电视里队列一开过来，那些老爷们还不是个个哭的眼泪哗哗的。”

2019年十一国庆节，王敏筠组织雅加达中国同胞共同庆祝祖国生日。图为她邀请几位在印尼工作的中国同胞一起上台切生日蛋糕。（中新社图片 ）

在此借用“摇滚君”先生的一句话：

“黑暗多让人咬牙切齿，光明就多让人热泪盈眶。”

寻梦爪哇海，心怀故国情。这篇本号开办以来所发的最长文，也凝结着笔者与所有在印尼打拼的中国人的共同情感。

春节临近，诸事繁多，我于腊月二十八开始写这篇公众号，断断续续，筋疲力尽，写完之后，已是大年初一凌晨（第一次发表四小时后，因文中有关议论被平台封闭，按照伟人所说名言：“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笔者虚心修改，再发出时又到年初二凌晨。）。

此时此刻，雅加达不过节的印尼人，包括除夕夜守岁的中国同胞都已睡了。街头的灯火已经熄灭，海上的朝阳还没有露头。

而远在海的那边，这几年多灾多难的祖国，正在经受抗击异常凶猛的“冠状病毒”的考验。我在心里祈祷，这场战役能在人间大爱、无远弗及的阳光照煦下，尽早取得最终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