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明方 | 唐努乌梁海历史研究综述

西北学

2024-09-16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西域研究 Author 樊明方

作者简介

樊明方，1953年生，陕西千阳县人。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唐努乌梁海》《箇中原委——中国边疆诸问题》等。

内容提要清代的史书简要记载了清政府管辖唐努乌梁海的情况。民国年间的《外蒙古近世史》收录了关于唐努乌梁海历史的几件档案。20世纪50～80年代，台湾出版了一批有关唐努乌梁海历史的档案，台湾学者的著述中对唐努乌梁海历史中的若干问题做了一些研究。7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在沙俄侵华史论著中对唐努乌梁海历史有不少论述。2004年《唐努乌梁海历史研究》的出版标志着这一领域空前的突破。近年来，随着一些蒙古文、满文档案的刊布，该领域的研究在向纵深发展。

“唐努乌梁海”一词出现于清代，有两种含义，一是居住在唐努山一带的乌梁海人，一是唐努山一带的乌梁海人居住的地区。

唐努乌梁海地区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历史上是中国西北边疆一块重要地区，按照历次中俄条约的规定，该地区都在中国境内，有清一代，中国政府一直对此地实行着有效管辖。19世纪后半期以降，沙皇俄国对此地不断进行侵略。清朝灭亡后，沙俄乘我国国内战争不断，无暇顾及之机加快了吞并唐努乌梁海的步伐，1914年俄国政府宣布对该地区实行“保护”。1919年中国政府经过斗争收复了该地。1921年以后，苏俄（苏联）扶植当地一些人成立了图瓦共和国。1944年，该地被苏联兼并，成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共和国。

在俄国侵占的中国领土中，无论是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100万左右平方公里，还是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40多万平方公里，都以不平等条约作为法理依据，唐努乌梁海17万平方公里土地被划入俄国却无任何条约依据，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很特殊的现象。

20世纪50年代以前，我国学术界对唐努乌梁海历史的研究很薄弱。清代的《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1]和学者张穆的《蒙古游牧记》[2]简要记载了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部和托辉特首领管辖唐努乌梁海的情况。何秋涛的《朔方备乘》[3]除记载了清政府管辖唐努乌梁海的情况、唐努乌梁海佐领数目等以外，还记载了钦天监奉旨测定的唐努乌梁海地区经纬度。

民国时期，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4]出版，该书是一部资料汇编，原文照录了关于唐努乌梁海的三件档案，简要叙述了1919年中国收复唐努乌梁海的经过。

20世纪5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学术界逐渐开展了对唐努乌梁海历史的研究。1959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5]；1975年，该所又出版了《中俄关系史料——中东铁路与东北边防：民国九年》[6]和《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外蒙古：民国十年》[7]。这几部资料集内容涉及唐努乌梁海历史的档案文件达数万字，包括俄国十月革命前的设佐理员交涉、1919年收复唐努乌梁海、1921年唐努乌梁海得而复失等。

1981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8]出版，该书收录了1948年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关于苏联兼并唐努乌梁海问题呈给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报告及蒋的批示。

台湾学者李毓澍于1976年出版《外蒙古撤治问题》[9]，张大军于1983年出版《外蒙古现代史》[10]，吕秋文于1984年出版《中俄外蒙交涉始末》[11]。以上三本著作根据台湾所藏档案，对1919年收复唐努乌梁海做了论述，所使用的档案资料比陈崇祖书丰富，论述事件过程也较之更为详细，且有研究者的简要评价。1978年李毓澍再版了《外蒙政教制度考》[12]，其中有《唐努乌梁海佐领考》，该文对《大清会典》《朔方备乘》《清朝续文献通考》《清史稿》等书关于唐努乌梁海佐领数目的记载进行了仔细考证。

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大陆学者对唐努乌梁海历史基本没有研究。直到1978年，韩儒林论文《唐代都波》和周清澍论文《元朝对唐努乌梁海及其周围地区的统治》[13]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韩儒林的论文篇幅较短，论证了唐努乌梁海人的祖先都波人在唐代属于唐朝政府任命的坚昆都督管辖，都波首领曾经遣使朝贡，接受唐朝的官职和尊号。周清澍的论文洋洋万言，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力作，该文论证了成吉思汗长子术赤降服斡亦剌、秃巴思等部后，“取得了整个唐努乌梁海以及库苏古尔湖以西和萨彦岭以北的部分土地。”文章较详细地阐述了元朝在唐努乌梁海地区设置行政机构和实行统治的情况。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沙俄侵华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关于沙俄侵略唐努乌梁海历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中国大陆学者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和选编资料集，进一步研究了沙俄侵略唐努乌梁海的历史。例如，马曼丽《从乌梁海问题看沙俄对中国的侵略》、荣丽贞《沙俄是怎样窃占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的》[14]、欣然《唐努乌梁海人民的反俄斗争》[15]、康右铭《沙皇俄国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侵略》[16]等。1985年，何星亮《金山脚下的乌梁海人》[17]发表，该文是一篇阿尔泰乌梁海社会历史调查报告。文章从名称与历史概况、人口与分布、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社会生产、家庭婚姻、宗教信仰、语言等13个方面论述了阿尔泰乌梁海1949年前的情况，指出阿尔泰乌梁海七旗中有三个旗操图瓦语，这些人很可能来自唐努乌梁海。该文对了解唐努乌梁海社会历史状况很有帮助。1988年，康右铭发表了《清代的唐努乌梁海》[18]一文，对清朝时期唐努乌梁海地区各方面情况做了概述。

1979年，郭绳武等著《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19]和特布信等著《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20]出版，这两部著作对17世纪到1917年沙皇俄国侵略唐努乌梁海的历史做了概述。

1981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21]出版，该书提供了1727年前后清朝管辖唐努乌梁海和中俄《布连斯奇界约》签约过程的若干资料。

1976～1990年，余绳武等著《沙俄侵华史》[22]出版，这部凝聚了一批学者20余年心血的巨著，对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历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该书第三卷论述了清政府管辖唐努乌梁海、阿尔泰乌梁海、阿勒坦淖尔乌梁海的情况，包括设置总管、征收贡赋、处理刑事案件等。该书第四卷论述了19世纪60年代至1917年沙皇俄国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侵略活动：掠夺性贸易、非法采金、非法移民，1914年以“保护”名义将该地变为其殖民地。就学术水平而言，《沙俄侵华史》中的唐努乌梁海历史内容超过此前所有关于这一论题的著作。

1993年，薛衔天等编辑的《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23]出版，该书选编的关于唐努乌梁海问题的部分档案资料均来自台湾出版的《中俄关系史料》。

1995年，王希隆《中俄关系史略（1917年前）》[24]出版，该书对俄国侵略唐努乌梁海的历史做了简要论述。1999年，罗志刚著《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出版，该书认为，“1944年，苏联在撤出新疆不久，便断然将唐努乌梁海并入苏联版图……这是苏联对国民政府将其势力逐出新疆的行动的一种回击。”[25]

1999年，吕一燃编辑的《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26]出版，该书《止室笔记》《乌里雅苏台回忆录》《唐努乌梁海图说略》等篇涉及唐努乌梁海的概况和1916年设佐理员交涉等事。同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译的《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27]（全12册）出版，其中第四、五册中有关于唐努乌梁海历史的满文档案目录，为研究者利用满文档案提供了便利。

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蒙古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外交史等著作中，对俄国侵占唐努乌梁海也有所记述，不再一一论列。

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10余年里，樊明方对唐努乌梁海历史进行了持续的研究，1989～2004年，其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边政》（台北）、《西北民族研究》、《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期刊上发表了10余篇唐努乌梁海历史研究论文，这些论文是作者研究唐努乌梁海历史的前期成果。1999年，樊明方编《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28]出版，1996年其专著《唐努乌梁海》[29]（繁体字版）在台北出版，简体字版《唐努乌梁海历史研究》[30]于2004年出版。

2002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厉声和李国强主编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1989—1998年）》，由该中心李大龙撰写的第三章“北部边疆史地研究综述”在“关于边界问题的研究”一目中评价道：“首先应该提及的是樊明方所著《唐努乌梁海》一书。……该书第一次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地理环境、族源、社会生活、中国历代政府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辖、俄国对唐努乌梁海地区所采取的种种侵略活动、唐努乌梁海地区人民反对沙俄侵略的斗争、中俄关于唐努乌梁海问题的交涉、俄国以‘保护’的名义侵占唐努乌梁海地区以及前苏联正式宣布兼并唐努乌梁海地区等有关史事，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在研究上具有空前的突破，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是一部关于我国北疆地区历史研究的力作，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31]

2007年，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32]出版，这部由10余位学者合作撰成的巨著，标志着中国近代边界史研究的重大进展。该书“唐努乌梁海问题”一章7万余字由樊明方执笔，是《唐努乌梁海历史研究》内容的浓缩。

2007年，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出版。该书披露：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中方为了向苏方施加压力，指出，“1944年，在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你们背着中国人民将面积为17多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纳入了苏联的疆域。难道你们以为中国人民忘记了这个重要的问题了吗？”[33]需要说明，当时中方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确定的谈判方针是：肯定沙皇俄国同清政府签订的界约是不平等条约，以分清历史是非；为照顾现实情况，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条约割去的领土不要求收回，但条约规定属于中国而被沙俄和苏联占去和划去的领土原则上要无条件归还中国，个别地方归还有困难，可通过平等协商进行适当调整。苏联方面坚决不接受“不平等条约”的论断，谈判最终流产。1991年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的内容与1964年边界谈判时达成的初步协议基本相同，其中没有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字样。

2010年，徐曰彪编《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34]出版，该书载有毕奥南、阿拉腾奥其尔、乌兰撰写的《中俄关系与蒙古问题（1911—1924）》一文，概括而又比较系统地论述了1911年至1924年围绕外蒙古独立问题中俄蒙三方关系的发展演变，颇有新意。文中提到，1921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试图用民族自决来回避蒙方对唐努乌梁海的领土要求”。

同年，彭传勇著《俄（苏）与外蒙古关系研究（1911—1945）》[35]出版。该书依据俄文资料论述了1932年以后10年间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当局以及苏联政府在唐努乌梁海与外蒙古边界线问题上的争议，该书认为，苏联选在1944年吞并唐努乌梁海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当局的边界争执，二是外蒙古已经代替唐努乌梁海在中苏之间发挥“缓冲”作用。这些论述很有新意。

2011年，许建英发表《卡卢瑟斯笔下的清末唐努乌梁海》[36]，该文对卡卢瑟斯所记述的唐努乌梁海的自然环境、交通、生产活动、风俗习惯以及唐努乌梁海人与清朝政府的关系等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有助于人们对清末唐努乌梁海各方面情况的了解。

2013年，特尔巴衣尔《图瓦——蒙古国合作出版〈图瓦历史档案汇编·第一辑〉述评》[37]在《清史研究》发表。文章对该档案汇编的资料价值做了比较具体的介绍。2013年，特木勒在无锡市冯其庸学术馆建馆五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做了题为《1733年喀尔喀兵临图瓦——〈图瓦历史档案汇编〉一件满文档案试释》[38]的报告。该文认为，1733年15名喀尔喀蒙兵进入唐努乌梁海、阿尔泰山等地，“可能是具有清朝背景的喀尔喀军队第一次出现在该地区。”该文作者比较谨慎，仅说有这种可能。现有材料显示，1726年，管辖喀尔喀右翼兵丁副将军博贝曾率500名蒙兵到达萨彦岭的和尼音达巴哈。[39]

2017年，金玲以学位论文《清代唐努乌梁海史事研究：基于新刊满蒙文档案的考证》[40]获得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

2019年，台湾学者赖惠敏的论文《清代乌梁海的贡貂与商贸活动》[41]发表。该文的研究范围包括阿尔泰乌梁海七旗、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二旗和唐努乌梁海五旗。樊明方认为唐努乌梁海贡貂是交纳赋税，赖惠敏不同意此说，她认为“朝贡制度和赋税制度还是不同”，“相对于乌梁海贡黄貂皮来说，朝贡制度仅是统治的形式，而贸易才是实质。”

2020年，金玲《唐努乌梁海历任总管新考》[42]在《西域文史》发表。关于定边左副将军所辖唐努乌梁海五旗总管的姓名和事迹，迄今为止研究者在清代官方文献中没有见到系统记载。笔者在《唐努乌梁海历史研究》的附录中对五旗40余位总管的任职先后顺序及事迹做了初步研究。金玲依据《图瓦历史档案汇编》第一辑中的蒙文档案，在笔者研究基础上对唐努乌梁海五旗历任总管的世系做了进一步考证，基本确定了9名“不明旗籍”总管的旗籍，很有学术价值。

外国学术界对唐努乌梁海历史也有广泛的研究。由于资料条件限制，只能举例做简略介绍。

英文著作方面，前已提及的英国人道·卡卢瑟斯于1911年前后曾去唐努乌梁海等地考察，1914年出版了《神秘的蒙古》[43]一书，该书记载了唐努乌梁海等地各方面的情况，还附有多幅照片。唐盛镐的专著《1911—1931：俄国和苏联对满洲和外蒙古的政策》[44]也论及唐努乌梁海问题。

苏联解体后，牛津大学研究员斯蒂凡·苏利万得到“国际刑警组织”的资助去唐努乌梁海做了一次旅行研究，撰写了《苏联解体后图瓦共和国内的民族关系》[45]，发表于《族群和种族研究》杂志。

俄国和苏联学者对唐努乌梁海历史有不少研究，如杜洛夫《图瓦社会经济史》[46]等。另外还有些译著译文需要提及。1976年，卡鲍著、辽宁大学外语系译《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47]出版。1982年，明茨洛夫著、马曼丽译《秘而不宣的使命——乌梁海纪行》[48]出版。卡鲍的著作大量使用了俄国政府档案和统计资料，对沙俄侵略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历史有详细叙述。明茨洛夫是沙皇政府移民局官员，他的旅行记记录了其于1914年进入唐努乌梁海进行间谍活动的情况。这两部译著提供了俄国处心积虑地侵占唐努乌梁海的资料。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49]于1991年出版，该书提供了几件关于1914年俄国侵略唐努乌梁海的俄方档案史料。2000年，E.A.别洛夫著、陈春华译《乌梁海问题》、《1915年至1919年期间争夺乌梁海的斗争》[50]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发表，陈春华译《有关苏俄对乌梁海地方政策的文件选译》[51]在《蒙古史研究》第七辑上发表。这些译文提供了19世纪末至1921年间俄国旧政权和红色政权在不同形势下对唐努乌梁海政策的重要资料。

近年来，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政府人文研究院与蒙古国科学院历史分院合作，编辑《图瓦历史档案汇编》[52]，该书以蒙古文、俄文、图瓦文三种文字撰写序言、编制目录。以第一辑为例，该辑于2011年出版，正文499页，收录了1738～1911年间关于唐努乌梁海和阿尔泰乌梁海历史的189件档案，其中满文档案4件、蒙—汉文档案5件、蒙—俄文档案3件，其余俱为蒙古文档案。这些档案提供了关于唐努乌梁海地区总管制度、法律案件、商业贸易、教育等方面的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至2020年该《档案汇编》已经出版四辑。

日本学术界对唐努乌梁海历史也有一些研究。矢野仁一的《近代蒙古史研究》论述了唐努乌梁海地方与清朝的关系，该文指出，1727年中俄《布连斯奇界约》明确规定以萨彦岭为中俄两国之界，唐努乌梁海隶属于中国是确定无疑的。[53]20世纪40年代，金田常三郎发表了《唐努图瓦的殖民历史与现状》[54]，该文简要介绍了在唐努乌梁海的中俄商人的经营情况和图瓦共和国的政治制度、行政区划、经济状况等。2008～2009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等等力政彦出版了《图瓦旧地图研究》[55]的第一辑和第二辑（英文），对《唐努乌梁海舆地游牧详细总图》的汉文、蒙古文地名的语源、含义和今名等做了极为仔细的考证。

回顾迄今为止的唐努乌梁海历史研究状况，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唐努乌梁海历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在唐努乌梁海地区政治史研究方面，关于清朝政府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有效管辖、俄国侵略唐努乌梁海、1919年中国收复唐努乌梁海等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对一些重大问题得出了比较可靠的结论。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比较充分地使用了汉文档案资料，也使用了部分满文、俄文档案，但是很少利用蒙古文档案，在利用满文、俄文档案资料方面也还有较大的开拓余地。对于唐努乌梁海与外蒙古各部及阿尔泰乌梁海的关系、对于苏联兼并唐努乌梁海的研究则十分薄弱。至于唐努乌梁海的族源、经济结构和经济状况、商业贸易、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婚姻家庭制度、藏传佛教情况、语言等等，研究就更少了。

要推进唐努乌梁海历史研究，亟待高素质的中青年专业人才加入。这些人才应该具有相关社会科学理论素养和国际视野，通晓满文、蒙古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又掌握俄文、英文、日文等外国语言文字。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我国大陆有几名青年学者对唐努乌梁海历史研究表现出强烈兴趣，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具有国际视野，分别掌握英、俄、蒙、满语，有的人还掌握了图瓦语。可以预期，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我国的唐努乌梁海历史研究将会向纵深发展。

注释（滑动查阅）

[1]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36～443页。

[2]〔清〕张穆：《蒙古游牧记》，商务印书馆，1938年。

[3]〔清〕何秋涛编撰：《朔方备乘》，《中国边疆丛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

[4]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

[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该所1959年出版。

[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中东铁路与东北边防：民国九年》，该所1975年出版。

[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外蒙古：民国十年》，该所1975年出版。

[8]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

[9]李毓澍：《外蒙古撤治问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

[10]张大军：《外蒙古现代史》，台北：兰溪出版社，1983年。

[11]吕秋文：《中俄外蒙交涉始末》，台北：成文出版社，1984年。

[12]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再版，第185～254页。

[13]韩儒林：《唐代都波》，《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第143～146页；周清澍：《元朝对唐努乌梁海及其周围地区的统治》，《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第147～158页。

[14]马曼丽：《从乌梁海问题看沙俄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研究室，兰州大学历史系编：《中俄关系史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82～396页；荣丽贞：《沙俄是怎样窃占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中俄关系史论文集》，第163～179页。

[15]欣然：《唐努乌梁海人民的反俄斗争》，《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第71～74页。

[16]康右铭：《沙皇俄国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侵略》，《中亚学刊》，中华书局，1987年，第188～209页。

[17]何星亮：《金山脚下的乌梁海人》，《新疆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第104～130页。

[18]康右铭：《清代的唐努乌梁海》，《世界历史》1988年第5期，第116～122页。

[19]《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编写组编著：《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

[20]《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编写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

[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下册），中华书局， 1981年。

[22]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4卷5册），人民出版社，1976～1990年出版。

[23]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4]王希隆：《中俄关系史略（1917年前）》，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25]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26]吕一燃编：《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译：《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全1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28]樊明方编：《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

[29]樊明方：《唐努乌梁海》，台北“蒙藏委员会”，1996年印行。

[30]樊明方：《唐努乌梁海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31]厉声，李国强主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1989—1998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3页。

[32]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

[33]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362页。

[34]徐曰彪编：《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21～77页。

[35]彭传勇：《俄（苏）与外蒙古关系研究（1911—1945）》，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0年。

[36]许建英：《卡卢瑟斯笔下的清末唐努乌梁海》，《西部蒙古论坛》2011年第2期，第14～24页。

[37]特尔巴衣尔：《图瓦——蒙古国合作出版〈图瓦历史档案汇编·第一辑〉述评》，《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154～156页。

[38]特木勒：《1733年喀尔喀兵临图瓦——〈图瓦历史档案汇编〉一件满文档案试释》， 2013年，无锡市冯其庸学术馆建馆五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3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第475页。

[40]金玲：《清代唐努乌梁海史事研究：基于新刊满蒙文档案的考证》，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41]赖惠敏：《清代乌梁海的贡貂与商贸活动》，《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9～17页。

[42]金玲：《唐努乌梁海历任总管新考》，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十一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11～326页。

[43]Douglas Carruthers，Unknown Mongolia：a Record of Travel and Exploration in North-West Mongolia and Dzungaria，Vol.2，London Hutchinson﹠Co.，1914.

[44]Peter S. H.Tang，Russian and Soviet Policy in Manchuria and Outer Mongolia（1911—1931），Durham，North Calolina，1959.

[45]斯蒂凡·苏利万：《苏联解体后图瓦共和国内的民族关系》，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54～486页。

[46]Дyлов B.И.，Co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Tyвы.XIх-нaЧало XXBM，1956.(杜洛夫:《图瓦社会经济史》，1956年莫斯科出版。)

[47]〔苏〕卡鲍著；辽宁大学外语系译：《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商务印书馆，1976年。

[48]〔俄〕明茨洛夫著；马曼丽译：《秘而不宣的使命——乌梁海纪行》，商务印书馆，1982年。

[49]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2013年增订本。

[50]〔俄〕E.A.别洛夫著；陈春华译：《乌梁海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第103～114页；《1915年至1919年期间争夺乌梁海的斗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第107～118页。

[51]陈春华译：《有关苏俄对乌梁海地方政策的文件选译》，《蒙古史研究》第七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54～459页。

[52]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政府人文研究院，蒙古国科学院历史分院编辑：《图瓦历史档案汇编》（第一辑），Admon有限公司，乌兰巴托、克孜勒，2011年8月出版。

[53]〔日〕矢野仁一：《近代蒙古史研究》，弘文堂书房，1925年，第22～42页。

[54]〔日〕金田常三郎：《唐努图瓦的殖民历史与现状》，《蒙古》1944年2月号。

[55]TODORIKI Masahiko（等等力政彦），“The Detailed Map of the Nomadic Grazing Patterns of Total Area of the Tannu-Uriankhai”，Old Maps of Tuva 1-2，The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University of Tokyo，（2008-2009）.

文章来源

原刊于《西域研究》2023年第1期，特此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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