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教培已死”的欢呼响彻全网。但是，这真的值得欢呼吗？

“教培已死”，减负依然无望

中考结束考场外的马路上教科书的碎片撒了满地，这一幕场景应该很多人都见过。

中国教育体制多少年都是社会情绪集中爆发的热点，但教科书显然不该为教育的压力山大负责。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清楚，可是挡不住手撕的情绪宣泄。

其实，这么多年在教育领域被“撕掉”的很多，但是教育的压力越“撕”越多。

应试教育是常年的活靶子，于是改素质教育，可是素质教育并不减负，反而是增加了各式各样的才艺培训、教育培训，减负了吗？

高考成了靶子，名校自主招生来了，于是从一考定终身，变成了考场之间奔波的忙碌。减负了吗？

课业减负、书包减重，听上去很美好，却成了不补课跟不上课堂进度的滥觞。减负了吗？

以减负始，以增负终，养出一摊新的利益盘子。这是中国历次教改的标准模式。

现在“教培已死”，又能如何呢？

教培机构被打掉，不等于教培需求被打掉。化整为零的小班、一对一，在“打教培”的风声刚起来时，就开始了。“打教培“会不会成为街道居委会大妈们人盯人的艰难任务?会不会成了“天王盖地虎”对“宝塔镇河妖”的地下产业？天知道。

要消灭一种市场交易，限制供给端注定是无效的。那样做只会抬高成本，扭曲市场价格。这不是减负，而是增负。“教培已死”的结果注定就是这样，终结规模经营、合法经营的教培机构，只会让教培变得更贵，家庭教育支出激增。

结果是，大中产忍痛出血，普通中产另寻出路——国际学校、提前送孩子出国读书，小中产生育意愿下降。再往下的社会阶层，和教培关系不大。

这在少子化严重、教育高度内卷的日本已经显现。这十多年里，中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激增，中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则是大幅下降——不是不让孩子学习了，而是根本不生了。

不生了算是“减负”，却和鼓励生育的政策目标背道而驰。很多人相信，“教培已死”会促进生育率，但是结果会让他们很失望。

站在生育率角度考虑，教育负担加重和少子化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其中少子化才是根本原因，是那只生出鸡蛋的恐龙。就那么一个娃，家庭资源不就拼命往上堆吗？天份好、花钱少是特殊的幸运，资质普通的大多数就得拼资源来顶。孩子出力，家长出钱加出力，祖父母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老的小的压力都大。不改变少子化的“因”，也就改不了教育负担重的“果”。

教培机构的涌现，是教育需求饥渴的必然结果。没有真实需求，谁会为他们埋单？打掉了教培机构，虎妈虎爸和鸡娃就放弃了？每次整治教培机构，把门槛提高后，结果不都是教培费用上涨吗？反之，又成了影响生育意愿的负面因素。

需求大于供给时，想靠降低供给来缓解供需矛盾。这完全是反经济学常识的。只不过，在巨大的民意情绪裹挟下，教培机构成了替罪羊。和被撕碎的教科书一样。

这样“撕碎”的猝死，是有后果的。

“教培已死”，政策性猝死伤经济

教育焦虑的背后是就业焦虑。当然，这并不排除少数家长和孩子是怀着崇高的学术理想而奋斗，但绝大多数都是奔着孩子的职业前途去的。职业前途，需要经济发展做支撑。政策用力过猛对经济的伤害不容小觑。

“双减”政策落地，70万教培机构和1000多万从业人员何去何从？去工地搬砖吗？好像搬砖也不行了，房地产先被“咔嚓”了。

进制造业工厂吗？环保风暴后，倒产的倒产，关门的关门，转移的转移。疫情带来的出口激增，正随着全球复工启动消失，制造业何去何从是未知数。双碳目标，对制造业的负面影响有多大，还有待评估。

互联网产业呢？显然也在各种政策压力之下，风口已过，不复当年吸纳百万制造业岗位转移的空间。

这几年的经济增长热点，有名有识的也就是造芯热潮、扎堆造车，那些都是背靠大规模政府补贴，再扩容政府财政负担还会继续加剧。

吸纳进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显然对财政的压力更大。

欢呼“教培已死”的朋友，或许会说不过是一个教培行业罢了。但是，这些年因政策抑制积累的就业压力已经不低了，最近的数据是中国青年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15.5%，已经到了警戒线。

保就业、保增长的产业支撑、企业支持。经济政策都是强势打压，怎么保呢？

“教培已死”引发了资本市场剧烈反应，港股暴跌、中概股全面下滑，殃及池鱼，这反应了市场预期和市场情绪。这不只是对教培产业的不乐观，而是对政策强势干预之下的经济环境不乐观。文件一出，行业猝死。过去能干的干不下去了，过去合法合规的成了违法违规，稳定预期的基础消失了，市场信心从何谈起？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中国经济到底能经得起几摘？

“教培已死”，不值得欢呼

经济不是遥远的“宏观”，而是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都有经济需求，要就业、要消费、要商业服务、要教育、要医疗、要娱乐……每一个场景下都有不同的需求。经济是所有这些的总和，陈义甚高的各色口号即便真诚的，也只是某种需求的表达，而不是全部的生活。今天高喊公平正义，明天要就业吃饭。满足了一种情绪，却会造成另一种情绪，迎合民意从来都不会让民众满意。归根结底，经济发展才是中国社会当下的最大公约数。脱离这个最大的大局推行激进的政策，结果堪忧。

今天为了这个高尚目标牺牲经济，明天为了那个伟大使命牺牲经济，中国经济经得起多少牺牲？

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的政策预期，而不是运动式的折腾、一刀切的打压。就算是治病吃药也要考虑副作用的风险评估，要解决问题先要正视问题，对症下药。

要正视教育体制的深层次问题，而不是抛个教培机构出来背锅。今天中国的教育焦虑根本原因不是教培机构，而是少子化造成教育竞争内卷的“本”，教育资源供给和教育需求不匹配的“标”。

“治本”不易，“治标”也不要轻易。其实，四十年来中国一直在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所有的成功案例都是放开管制的市场化方向，那些消失的票据可以让。失败的教训也不少，管制越多的领域供需矛盾就越突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教育、医疗、房产三大领域。改了那么多年、调控了那么多轮，供给不增长，需求就一直得不到满足。其中的缘故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真要解决教育的供需矛盾，教培机构及其背后的资本完全可以为我所用。如果今天这些市场力量是中国教育领域的正规军，而不是堆积在课外教培辅导的狭窄赛道当游击队，能满足多少教育需求呢？政策导向没有开源，只有堵截，池子里的水是不会增加的。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是观念的障碍难以突破，这可以理解。

难以突破，不妨放一放,“保守治疗”总比病急乱投医要好，经济是个有机体，牵一发而动全身，鲁莽不得。牺牲经济、牺牲稳定的政策预期的政策打压，治标治本都指望不了，副作用却会很快显现出来，甚至已经显现出来了。

“教培已死”不值得欢呼，因为老问题不会因此解决，新问题已经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