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稳“中部第一城”，它有这个杀手锏

在内陆谈开放，武汉的历史或可供参详。

《汉口竹枝词》曾唱“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便云武汉九省通衢的水陆码头，为其带来了密集的人员交流和天下商埠的地位。至清末，武汉更因率先拥抱新思想、新技术，崛起为与上海并肩称大的“弄潮儿”。

人才用脚投票、市场高度繁荣、创新之风强劲，此三者作为区域开放性的衡量维度，在任何时代都可称金科玉律。

但不变与变，从来都是一组辩证的孪生子。时势可造英雄，也就会有时过境迁。

当海洋经济后来居上，内河航运的地位便不可避免地步入衰落期。居长江与汉水交汇之利而成“天下之中”的武汉，2019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却仅为15%，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在36个代表性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二。

在武汉，如何继续高水平开放？为此，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专访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终身教授曾刚。

“当年上帝创造武汉三镇时，如果不是头脑发昏，便一定是别有用心。因为他为武汉选择或者说设计了中国最好同时也是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读城记》里，易中天曾如是评说武汉。

“好”从何来？

在围棋术语中，棋盘的中心点被称为“天元”。武汉据黄金水道的咽喉、处中国雄鸡地形的腹心，便是具有全局意义的“天元之城”。

这样一个“首善之区”，又怎么会“坏”？

因为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

工业化催生了大宗商品的全球贸易，高度依赖海运的对外出口使区域地理优势必然倾向沿海城市。在此情形下，武汉的中州之利便成了内陆之闭。

如何破局？

“以解放思想为永恒的内核，避免沉溺于‘当年勇’的惯性泥潭而阻滞住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曾刚用了“正视变化、因势利导”八个字，为武汉提出“以新基建加速新要素集聚”的建议。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IT、通讯和现代服务业对要素的快速流转提出了更高要求，密集的航空和高铁网络正成为寸辖制轮，深刻影响着产业的发展能级。

“这一新变化也就意味着，区域开放水平拼的不再是地理位置条件，而是现代交通业和物流运输业的软硬件及服务水平。”在曾刚看来，当机场品质成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在内陆实现高水平开放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风从何来？

“内陆闭塞是个可以通过后天弥补的‘伪命题’，”他直言，“关键还是要看如何针对性供给公共资源和政府服务。”

2008年，重庆欲邀笔记本行业龙头惠普打造生产基地时，曾因“内陆物流不便”遭到拒绝。但发力于产业配套80%本地化，3年后重庆成功引来凤凰栖，实现了从“一无所有”到“全球最大”的质变。

而成都能获携程青睐，接连落下区域总部、大数据化智能旅游推荐产业总部和西南客服中心，得分项恰是成都双流机场作为中西部旅客吞吐量第一、中国第四大航空枢纽，带来的繁荣旅游业前景。

武汉，时不我待。

作为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家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武钢是武汉千亿级钢铁产业的缩影和地标。

2016年，宝钢与武钢战略重组为宝武钢铁集团。“从合并后企业名称中依然保留了武汉的‘武’字，多少可以想见这座城市对昔年重工业的眷恋情结。”作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曾刚颇为感叹。但随着钢铁产量渐趋饱和以及高能耗、高排放等环境隐患的暴露，偏低偏重的产业结构必须予以调整。

“中国钢城”遂摇身一变为“中国车都”，汽车制造业亦成为武汉的支柱产业。在全国六大乘用车生产基地之一的盛名之下，一方面这里荟萃了中、法、美、英、日五大车系，品类众多；但另一方面，却也存在产业链不够长、产能不突出的问题。2020年，湖北的汽车产量排名第四，低于广东、吉林和上海。

而在曾刚看来，武汉产业的更深层问题，其实在于“大而不强”。大者，重规模；强者，尚功能。“位于产业链中下游，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不足，这是武汉的痛点。”

如何向高向新？

“文教生产力”是曾刚为武汉指出的道路，而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理论研究产业化、对军工技术进行军民融合开发，则是他眼中武汉提升产业能级的两大法宝。

83所高等院校、95个国家级创新平台，证明武汉发力源头创新自有其底气。但科教成果本地转化率只有20%左右的“B面”，则显露出武汉在基础研究和产业竞争力这两大环节中间还有待磨炼“关键一跃”的能力。

军工民用化亦如此。

一根光纤直径不过10微米，却可实现135亿人同时通话。我国光通信产业的发源地“中国光谷”，就诞生在一块曾被戏称为“武汉地图外两厘米的地方”。

这个中国最大的光纤光缆、光器件研发和生产基地，最大的光通信技术研发基地和激光产业发展引领区，最大的中小尺寸显示面板生产和研发基地，串联起显示面板、智能终端、互联网、存储芯片和生物医药的万亿级光电子产业链，也是武汉向高向新的硕果。

然而根据曾刚的分析，武汉光电产业呈“两头大、中间细”的“哑铃状”分布特征——产值主要集中在高精尖军工装备和低端应用产品，而份额最大的中端市场则为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和合肥二城所占。

如果武汉提升开放市场的水平，依托长江经济带与沪、合等城展开合作，让长三角的管理技术和产业资本涌流进来，是否意味着一个高效互补的光电产业联盟将有望诞生？

随着武汉光谷培育出中国第一颗3D NAND闪存芯片，以及能在病患胃里秒变“机器人”的小“胶囊”，光电产业链的不断延伸，使武汉与长三角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研发重镇无锡等地在产业合作空间上的交集也正不断扩大。

在肯定了这一构想可以激发蓬勃产业活力的同时，曾刚也指出了长江经济带“蛙跳现象”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阻碍。

由于内河水运的作用已明显弱于铁路运输的重要性，沿江铁路的缺失导致长江商贸走廊的上下游交流频繁，而在武汉，这一中游节点则中断为南北向走势——与北京、深圳、广州的联动性强，与长三角的互动偏少。

但也不是没有成功的优秀范例。

2012年，华中科技大学无锡研究院落成，后又加入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依托“大院强所”平台体制，到2021年，该研究院横向与企业合作642项，其中与无锡本地企业便达成合作231项，并衍生孵化科技企业30余家，创造产值总额超3亿元。

“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坚持不懈撬动外部市场的鲜活力量来激发武汉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实现从0到10再到1000的跃迁。”曾刚表示。

武汉是一座以“镇”自称的城市。

镇者，重兵驻守且战者必争之“天险”也。武汉三镇，连接南北、扼控东西，以其为圆心、以1000公里为半径，囊括了北至北京、南达广深、东到上海、西抵成渝和西安的中国主要经济中心。这里，自古是一座“备战”的城市。

2020年武汉首当其冲，置身与新冠病毒搏斗的最前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抗疫时刻，让武汉与全国多省市建立起了深刻的情感联结。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曾刚感叹，这一互帮互助、合作共享的集体记忆，是后疫情时代武汉持有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据他观察，自2020年后武汉显著加强了与外界联络的力度。

2021年，武汉以995万城区人口规模，居于全国特大城市首位，更是全球拥有最多高校生的城市。但多年来，这座城市也一直难逃“孔雀东南飞”的尴尬——到2016年，武汉人才外流的形势一度达到顶点，人才净流出率为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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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年年苦恨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便要在人才回流上下功夫。

2017年，武汉启动“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到2021年，新增留汉大学生139万人，其中落户64.6万。“人口年轻化指数”增幅，更居大城市第一位。

“更引人瞩目的是，武汉打造了‘校友计划’，带动中高端人才加速回流。”曾刚说。

2021年全国新选149位两院院士，其中武汉地区新增8位，仅次于北京、南京、上海。增选后，武汉两院院士总数达81位，居全国城市前列、中西部第一。

就业市场也在对外开放。

180万光谷人，近7成为35岁以下、8成以上从业者受过高等教育，多有江西、河南等邻省的人才纷至沓来、位列其间。曾经“难留人”的武汉，如今“梧桐花开，凤凰自来”。

“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彼此交换，每人还是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彼此交换，每人可拥有两种思想。”

正如萧伯纳之言，由人及地，曾刚认为，新型的区域关系不是扶贫输血、不是掠夺吸血，而在“分享”二字。

在省内，武汉要如何协同襄阳和宜昌两个体量差距超3倍的区域副中心城市，并带动环周边6个地级市共同发展？在省外，武汉作为“中部崛起战略支点”，要如何推动中部城市群崛起为射好中国经济“破阵之箭”的发力节点？

“关键要形成产业差异化互补而非同质化发展。”从曾刚的观点出发，身为“中州领头羊”的武汉，则当以开放分享的心态，率先提升产业能级以打破平行竞争的局面。

作为五湖四海之人自古杂处的城市，在文化的底层逻辑上，武汉有着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历史基因。惟楚有才，历疫情突袭而英雄不倒的城市，必有回响、一鸣惊人。

参考资料：

[1]为什么是武汉？《读城记》

[2]武大、华工学子留鄂不足30%，武汉何时不再是人才中转站？盐财经

[3]百万大学生，为何回流武汉？城市战争

[4]中国光谷再出创举！这件大事，你可以说了算！湖北日报

作者为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研究员 

排版 | Dani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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