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还是极化？2022，长江经济带的新动态

昨日，“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2022）”（以下简称“指数（2022）”）在沪发布。自2015年华东师范大学推出该指数，今年已是第8次对外发表。

长江经济带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2021年沿江11省市GDP总和达全国的46.6%。在区域集团化呼唤城市间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该经济带作为我国长期稳定发展的“压舱石”，有必要持续关注其域内110个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

那么在今年，指数（2022）透露了哪些新讯息？

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持续稳步上升。综合协同能力达10分的城市，由去年的51座增至今年的62座，达到城市总数的56.36%。2022年，城市综合协同能力得分平均值为12.91分，比去年增加了0.36分。

目前，11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呈现出六等级橄榄型结构特征：

上海的协同发展能力在长江经济带排名首位，龙头城市效应明显。在科技创新（91.58分）、交流服务（94.13分）、经济发展（81.11分）三个领域得分均位列第一，基本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

杭州、南京、成都、武汉、重庆、苏州、无锡、宁波、合肥、长沙这10座城市则是能力较强的高级区域中心城市，其中无锡因生态支撑能力强劲前进三名。

另还有昆明、贵阳、常州、镇江、舟山等33座一般区域中心城市，淮安、玉溪、衢州、内江、丽江等36座区域重要城市，昭通、滁州、吉安、宜春、孝感等15座地方重要城市，亳州、六安、巴中、淮南、怀化等15座地方一般城市。

指数研制首席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教授指出，由于区域集团化进程迅猛，城市子群的协同发展能力亦成为重要研究指标。不同于城市“东部下游地区较高、中西部中上游地区较低”的分布特征，城市子群协同发展能力高度分化，且呈现出“沿海较高、内陆较低”的不同特点。

具体来讲，长江下游地区是协同发展能力的网状/片状高值集聚区块，内部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五大城市子群，其协同发展能力指数综合得分分别为22.34分、20.02分、15.54分、24.24分、18.80分，在经济发展领域、科技创新领域和交流服务三个分领域亦均名列前茅。

相反，中上游地区的武汉、环鄱阳湖、环长株潭、成都四大城市子群分别只有11.83分、10.11分、10.65分、11.59分，远低于长三角城市群内各二级子群。不同于东部的“高-高”集聚特征，中西部省会邻近地区呈“高-低”的核心-边缘极化态势、其他地区则为“低-低”集聚。可见，推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城市协同发展仍是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根据指数（2022），虽然长江经济带整体协同能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已呈现出明显的一体化态势，但科创领域仍存在极化掠夺效应。

“在‘人智时代’，城市构建创新实力重在招才引智。而制约人才流动的最大短板，就是城际交通。”曾刚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在科技创新与交通服务两大要素间，存在着最高的正相关性（0.88）。

当人才涌向具有便利交通的中心城，城市创新能力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分化。对边缘中小城市来说，破坏人才结构、流失人才储备的虹吸效应并不是杞人之思。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

上海市原副市长、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理事长胡延照认为，如果科创资源在中心城市高度集聚、一般生产资源向周边城市扩散的跨界产学研一体化成型，城市子群内反而可以构成取长补短的合理分工。

无独有偶，根据曾刚的观察，大量分布在次一级城市的中小企业其实拥有强劲的创新活力。所不足者，在于专精特新企业深耕垂类，彼此间缺乏协调合作的统筹能力。而坐落在各大中心城市的大型国企和央企在规模、技术、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具有综合优势和领头雁作用，恰可以在城市子群内打破壁垒、聚沙成塔，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现场专家也纷纷表示赞同，进一步指出，对城市群创新扩散能力的评估应当成为今后观察的又一新切口。如果要对这一观点作更浪漫的想象，那就是曾刚所描述的“要素优势共享的同城化时代”——以高铁和高速交通网相连，“让上海多一个金鸡湖，让苏州多一个外滩”，美美与共、和而不同。

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建设表现出两个不同的属性：

一方面，治理成效明显。

在总体，以治水为例，到2021年长江经济带水体达到或优于Ⅲ类断面的比例为92.8%，较2015年的73.5%上升了19.3%。在局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以制度创新为抓手，今年截至目前已推出39项成果，在过去的3年里则共计产出112项，其中38项已推广至全国。

但另一方面，短板仍然突出。

在指数（2022）中，从四大领域排名前10城市的平均得分看，经济51.15分、科创32.34分、交服54.93分，而生态仅为17.39分。从四大领域的相关关系来看，经济、科创、交服呈现出高度正相关，其两两相关系数均大于0.83；但生态与其他三大领域之间仅呈现弱正相关，其相关系数仅分别为0.13、0.10、0.11。唯一的进步，就是扭转了直到2021年的负相关性，实现了由负转正的跨越。

即是说，长江经济带城市系统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协同动能仍未完全形成，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保护任重道远。

“但从中我们依然能够找到挖掘潜力的空间。”在曾刚看来，虽然总体水平有待提升，但跨地市生态联动的合作成效仍然有目共睹，证明邻近效应依旧存在。“譬如上海仍在探究的低碳发展可持续实现路径。如果上海放眼其都市圈内的舟山，就可以发现这座城市拥有指数（2022）中最高的生态得分（27.48）。”

无论协同还是极化，资源共享和跨城市合作都是长江经济带继续深化协同的题中之义，这也是指数（2022）传递出的底层逻辑。

作者为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研究员 

排版 | Dani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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