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金字塔的，不可能是一群奴隶”

再过两天，上海博物馆的埃及展就要开展了，有幸抢到了去看展的票，闲聊两句埃及历史吧。看看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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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埃及历史，很多人会有一种刻板印象，觉得传说中“奴隶社会”么，应当是奴隶主监工常年拿着鞭子抽打奴隶，监督他们给穷奢极欲的法老修建金字塔等大型工程建筑奇迹。

这个错觉不仅当今的我们有，古希腊人其实也存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祖师爷希罗多德在写他的《历史》的时候，就曾经表示，金字塔应该是埃及法老驱使30万奴隶建造的。

其实希罗多德的说法，大约也是猜的，因为埃及修建金字塔的高峰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6世纪左右，与希罗多德相隔也有两千余年，希罗多德猜测这段历史的可信度，其实跟今天的我们去猜测希罗多德时代的生活可信度差不多。

但是整个欧洲中世纪，受《圣经·出埃及记》等篇章的影响，欧洲人一直也认为金字塔大约是奴隶修建的。

反驳的转折出现在近代，16世纪的时候，法国有一个名叫布克的钟表匠，他本来是一个天主教徒，但在宗教革命中，他因为反对罗马教廷的刻板教规而被捕入狱。

由于他是一位钟表制作大师，因此在囚禁期间，监禁他的监狱强迫要求他制作钟表。并且监狱方面还“贴心”的为他准备了一切需要的工作设备。

可是在这个失去自由的地方，布克却发现无论狱方怎样强行要求，他都无法制作出日误差低于1/10秒的钟表；而在入狱之前，在自家的作坊里，布克能轻松造出误差低于1/100秒的钟表。

为什么会这样呢？

后来布克越狱逃跑了，这人后来润去了瑞士，成为了瑞士钟表业的鼻祖。

而在当时条件相对艰苦，但没有人干涉他自由的瑞士，布克发现，自己制造钟表的水准居然奇迹般地恢复了。

此时，布克才发现，原来真正影响钟表准确度的不是环境，而是他制作钟表时的心境。

于是布克写下了他的判断：“一个钟表匠在不满和愤懑中，要想圆满地完成制作钟表的1200道工序，是不可能的；在对抗和憎恨中，要精确地磨锉出一块钟表所需要的254个零件，更是比登天还难。

正因为如此，布克才能大胆推断："金字塔这么浩大的工程，被建造得那么精细，各个环节被衔接得那么天衣无缝，建造者必定是一批怀有虔诚之心的自由人。难以想象，一群有懈怠行为和对抗思想的奴隶，会让金字塔的巨石之间连一片小小的刀片都插不进去。”

布克的这个判断，在四百年后，被考古学家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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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时候，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扎希·哈瓦斯博士宣布了国际考古学家在长年考察后得到的最终结论：金字塔确实不是如希罗多德所言，是由奴隶来兴建的，而如布克所判断的一样，建造它们的是一群自由人。

考古学者是在对金字塔旁边的建造者营地进行系统性挖掘考证之后得出这一结论的。事实上，说“建造者营地”其实并不准确，更准确的称呼，是应该吧这些营地称为城市。

考古发现这些城市在高峰时期应当由数万人一起生活，参与金字塔建造的2-3万劳动者应当都是携带他们的妻子、儿女在这些城市里共同生活的。这座城市里不仅有住所，还有面包房、酒馆、诊所、神庙等生活设施。考古人员还挖掘了墓葬，在死者的随葬品中发现了大量测量、计算和加工石器的工具，这表明这些死者就是金字塔的建造者，而他们不可能是奴隶，因为奴隶死后不会被安葬。此外，考古学家还在墓穴中发现了原始的金属手术器械和一些死者在骨折后得到医治的痕迹，说明这些死者得到了很好的医疗待遇，而奴隶是不可能得到这种待遇的。

更有意思的是，考古学者还挖掘出了一份用石板记载的考勤表，石板上，人名用黑色染料书写，人名后面记录的是缺席日期，和用红色染料书写的缺席原因。

从石板上看，修金字塔的工人是经常请假的，其中最常出现的理由是生病，约占了各种原因的一半，一名工人因为被蚊虫叮咬生病，一口气缺席了7天。而其他请假原因包括参加宴会、扫墓、为其兄弟的尸体涂香料等等。在众多的缺席原因中，有一种现在看来非常不靠谱的请假理由——宿醉，一位名叫列钮泰夫的工人由于宿醉而缺席了第二天的工作。

这个请假理由真的让现代人都感到汗颜——试问今天的上班族们，有多少人敢跟领导说：“x总，不好意思，我昨晚和兄弟喝多了，今天请一天假。”

你试试，今天还有几家单位，听说这样的请假理由，能不开了你？

是的，种种迹象表明，修建金字塔的非但不是一群奴隶，而且是一群可能比今天被内卷和996逼迫的上班族们还要自由的自由人。

而近年来的进一步考证，也证明金字塔的修建很可能并非单纯是满足法老王个人的欲望，而更近似于一种罗斯福新政式的“以工代赈”。修建金字塔的员工中，除了5000人左右的技术精英之外，剩下的两到三万工人都是埃及各地的穷苦农民，他们出工的工资由当地的富裕阶层提供，作为补偿，法老则减免这些富裕阶层的部分税收，同时通过这种减免降低了税粮在转运中的损耗。这样既平衡了财富，又降低了浪费，还修筑了工程，堪称一举三得。

所以金字塔的修建过程可能真的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残酷，正如布克所预料的，能创造这个精密的奇迹的，一定是一群生活幸福的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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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这个规律的另一反例，请看前苏联。

20世纪七十年代的苏联，在表面国力如日中天、冷战进入苏攻美守阶段的表象下，潜藏了一个巨大的危机。那就是生产效率的日益低下，二战后苏联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呈现下降的趋势：

1951—1960年，全苏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4% ，

1961—1970年下降到5.2%，

1971年—1980年又下降到4.5%。

表面上看，4.5%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似乎也不错，但对比同期的西方，由于第三次产业革命影响，美日德的同类指标一直在走高，七十年代普遍达到甚至超过了10%。这就不得不让苏联人感到担忧了——长此以往，还怎么实现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赶超。

忧心忡忡的苏联部长会议决策层甚至在1970年通过了发布了一条名为“关于加强同逃避社会有益劳动并过反社会的寄生生活者斗争的措施”的联合指示，简称《反寄生虫法》。

但该法案的推出和执行并没有起到提振生产效率的奇效。存在于苏联各行各业的萎靡、人浮于事甚至躺平依然在越发严重的拖慢苏联的生产效率。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苏联尤其是它的年轻一代，日渐躺平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苏联换上了这种慢性癌症呢？

担心是遭遇西方国家“敌特陷害”的苏联政府为此搞了一个大规模的秘密调查。牵头这次调查并负责做总汇报工作的，恰恰是后来主政的时任克格勃主席尤里·弗拉基米洛维奇·安德罗波夫。

调查报告很快就出来了，作为苏联最后防线的克格勃还是比较实事求是了，报告承认并没有事先怀疑的“敌特破坏”——实际上，美国等西方国家想要系统性瘫痪苏联那样庞大且指令性的生产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报告反而承认，造成生产低效的，其实恰恰是苏联人自己。

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中叶开始，随着赫鲁晓夫推动的有限改革的停滞，苏联就陷入了日益严重的阶层固化现象中。

以工人待遇为例，当时的苏联工人分成了泾渭分明三种待遇：青年工人待遇、中年工人待遇、老年工人待遇都各不相同。

比如苏联的住房完全依靠工龄分配，谁分什么房子，全由工厂的领导说了算，这就意味着一个青年工人即便是业务骨干，如果工龄不到、领导不批准，他也只能住职工宿舍。

整个20世纪70年代，苏联有500—700万青年工人，都住在做饭和上厕所都要在楼道里排队的筒子楼职工宿舍里。

但是反过来，如果和领导尤其是厂长关系走的近，即便工龄不到、生产不积极，也能提前住进优质而紧缺的新房里。

这种不平衡现象的长期维持，导致了苏联各地工厂矛盾加速积累，进而出现了大量骇人听闻的消极怠工、乃至刻意浪费的现象。

克格勃的探员在调查中亲眼目睹了工人刻意损坏进口机床、倾倒昂贵化工原材料的行为。工人们以此发泄对工厂领导分配不公的不满。

而在苏联统一计划经济的体系下，这种浪费是不需要有人负责的，甚至难以被工厂的管理层所察觉。

所以调查的结果令人耸动，报告推测当时年均4.5%的劳动效率增长也是层层官员刻意美化出来的，存在于苏联基层的生产浪费现象应该更加普遍且惊人，苏联的生产效率实际上是处于倒退中的。

克格勃建议出重拳严厉打击“恶意怠工、浪费分子”。

但这个最容易想到的猛药，被安德罗波夫叫停了。

尚存清醒的安德罗波夫，知道问题其实不出在基层工人们那里，依靠暴力去抓捕那些工人也不可能遏制这股浪费潮。想要提振生产效率，苏联需要给这些工人更多的工资，需要让他们有更好的住房，更公正的考评机制，甚至更好的学校、幼儿园、医院、商店……总之，苏联要改变一切。这将是一场更复杂、更深度、以调动全社会活力的改革。

可惜历史既没有给苏联、也没有给安德罗波夫这个时间。

1982年，当他掌舵苏联，开始推行他谋划已久的渐进式改革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苏联已在停滞中浪费了太多的垃圾时间。

金字塔不可能是由一群受逼迫的奴隶建造的，建造这个奇迹的一定是一群权益受到尊重、生活自由而愉快的自由人。

400年前，钟表匠布克的这个猜想，如耸立的金字塔一样，时至今日，依然有效。

权益与自由，不仅仅人们辛勤劳作的最终所望，也是他们劳作能维持高效和创造力的必备保障。

而这，是一个比金字塔更显而易见的常识与真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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