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慕兰
作者以职业妇女身份从事地下工作，作为我党早期地下工作者，与中共历史上的诸多重要事件与人物发生过关系。
在白色恐怖下，英勇机智，营救同志，保卫首长。为革命，她先后与三位丈夫生离死别；三次被捕，坚贞不屈。
解放后，饶漱石粗暴地不承认她的党籍党龄，她下决心从基层工作做起，又不幸受潘汉年冤案牵连，前后失去自由17年......
首战——营救关向应
1931年1月间，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因“左”倾错误的影响，已受到很大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地下党处于十分危急之中，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非常艰巨繁重。
党组织1931年1月决定，调派我担任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
这是时任特科二科科长的陈赓同志征求贺昌（作者第二任丈夫）意见后共同提名，经周恩来同志批准的。
贺昌向党中央推荐我之外，还推荐了潘汉年同志。
党交给我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营救关向应同志。组织上已物色了替关向应辩护的律师，是一位名叫陈志皋的年轻进步律师。陈志皋的父亲陈其寿，号介卿，曾为清廷二品大员。老先生在上海法租界做过18年的会审公堂刑庭庭长，是一位很开明的法官，这时已告老退休。我扮成上层妇女去找陈志皋，对他说我是个脱离了共产党组织的人，丈夫是已经牺牲了的著名共产党人宛希俨，并且留下了一个遗孤交由家人抚养，自己是到上海来找职业的。这样表明自己的身份，就是要让受委托的律师知道我是个革命妇女，对他没有什么隐瞒，以便互相间建立起必要的信任。我的父亲黄颖初是湖南知名人士，当年曾经帮助谭嗣同整理编撰《仁学》，并支持变法维新。要营救的人是死去丈夫宛希俨的好朋友，又是我的姑表兄。他到上海来做小生意，不知为什么，被当做共产党而被捕了。但他确实不是共产党，所以两家的亲友们都要我想想办法，无论如何要搭救他。陈志皋听了我的申述后，就接受了这个案子，并约定时间，到他家里去拜访他的父亲，争取获得“老太爷”的同情和支持，以便运用其影响力迅速解决此案。孙晓村是大学教授，常去陈家，给陈老太爷的印象很好。陈志皋对他父亲说：孙晓村想介绍一位黄小姐前来拜谒，听说黄小姐的父亲当年曾跟谭嗣同一起整理过《仁学》，支持过变法维新运动。老太爷本就敬佩谭嗣同等人，因此，还未见面，就先对我有了好感。陈志皋还说，黄小姐的表哥是个小商人，被当局误认为是“共产党嫌疑犯”而抓起来了，她就是为此事来求助的。初次拜见，把事说完后我就告辞了。就这样，头一次见面就给陈老太爷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审理关向应一案的法官叫赵韵逸，是位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年轻人，后来转业当上了法官。他家里和陈家老太爷大概也有世交关系，所以老太爷一个电话就把他约来了。陈老太爷让陈志皋通知我到他家里一起吃午饭。那天，老太爷叫我、陈志皋、赵法官、孙晓村等几个人在一起吃饭。“这位黄小姐是我的干女儿，她父亲黄颖初当年是谭嗣同的幕友，为他整理过《仁学》。她的表兄是做生意的，不知为什么在上海被当做‘共产党嫌疑犯’给抓起来了。可能你们抓错人了吧？有什么证据吗？口供怎么样？”“是！没有证据怎么就乱抓人呢？这个案子是志皋接办的，看在我的面子上，就放了他吧！”“陈老伯，我回去再看看案卷。您的吩咐，我一定尽力照办就是了。”饭后，我赶紧把这些情况向组织上汇报，大家听了觉得大有希望，都很高兴。同时，我也向组织汇报了陈老太爷突然宣布我是他的干女儿。组织上认为认了这份干亲，有利于掩护我的工作，就为我备了一份厚礼，择定阴历七月二十八日老太爷生日那天，到陈家正式行拜见干爹、干妈的大礼。拜见时我说，这是我父母的意见，说我一个人在上海谋生找职业不容易，如果得到这样有身份地位的老太爷、老太太的照顾，他们也放心了。老太爷很欢喜，就吩咐大哥大嫂以他和老太太的名义，在鸿运大酒楼摆了三桌酒席，宴请陈家的各房亲戚们。后来在我的营救工作中和抗日战争时期，这个大家庭的诸多亲友，都帮过我们不少忙，起过重要作用。一天，陈志皋约我在东华咖啡馆喝咖啡，并建议吃过晚饭后，一起去大光明看电影，他已买好电影票，准备请他的姐妹们也一起去。那天下午大约四点钟光景，我们两人坐在咖啡馆里闲谈，正巧碰见他在徐汇公学时的同班、同寝室好友曹炳生。曹在法租界的巡捕房当翻译。我只是很礼貌地跟曹点点头打个招呼。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有！南京国民政府派人来抓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六十岁左右，镶一口金牙齿，酒糟鼻子，只有九个手指头，是悬赏了十万块钱才抓获的，这赏金真高呀！”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装作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不插问一句话，只是静静地听着。“咳！这个家伙真不中用，一坐上电椅，就吃不消，招供了。”后来，他俩又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我就不再用心旁听，暗暗琢磨起来：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那是谁呢？我开始把自己所知道的、敌人会悬赏十万元的、湖北籍的党中央领导人，一个个地排着队数过去。董必武？既不是酒糟鼻子，也不是九个手指头。陈潭秋？没金牙，不像，也不可能……忽然间我想到了向忠发。他在武汉当码头工人时就很爱喝酒，是酒糟鼻子。他镶了满口金牙，有个手指被别人砍掉了一点，看起来好像只有九个手指头。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得赶紧设法向党中央报告。我反正早已有准备，每当我不想陪陈志皋一起外出应酬时，就装作头痛。于是曹炳生一走，当即对陈志皋说，我的头痛病又犯了，吃饭和看电影都去不成了。陈志皋是一个真正能以礼待人的世家公子，他信以为真，就用小汽车送我回家，途中还下车去西药房买了些阿司匹林药片。回家后，我马上打电话给潘汉年同志，告诉他我有极其紧急的事要当面告诉他。“因为托陈志皋营救关向应，他才问巡捕房有什么新消息，本来是有意问问关向应一案的进展情况，不料曹炳生竟说出了这样一件大案。我数来数去符合曹炳生所述特征的只有向忠发了。”“听曹炳生的口气，向忠发坐了电椅后吃不消，很可能已叛变，说不定今天晚上会有什么更严重的事情会发生呢！”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的工作是由康生负责的。潘汉年离开我的住所在街上转了几圈，确认身后没有盯梢的“尾巴”，就立即去找康生。康生听后，又立即向实际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作了汇报，恩来同志叫他马上通知中央的李富春、蔡畅等，约定转移到都城饭店暂时避一避。这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家里，一般都是不藏文件的，有些紧急的、带在身边的文件，都马上烧掉，把纸灰丢进抽水马桶冲掉。到晚上十一点钟左右，这些领导都穿着西装，扮成商界大老板的样子，大摇大摆地住进了法国人开的都城饭店，一点也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那时，上海有一种挑着担子流动卖馄饨的小贩，都是通宵营业的，打着竹板沿街穿巷地叫卖。康生派了两个特科的同志装成小贩，挑着馄饨担子分别到向忠发知道的恩来和富春撤出前的住地附近观察。果然，到夜里一点钟左右，看见一个人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来了，直接就用钥匙开了恩来家的门闯进去。恩来家有三把钥匙，他和邓大姐各一把，还有一把给向忠发（他是总书记），如果他俩都不在家，向忠发也可以打开门进去。所以，很明显，带了巡捕前去抓恩来的叛徒只能是向忠发，不会是别人。但他一看恩来没抓到，就联想到中央其他领导人也都得知风声转移了，也就没再到李富春家搜捕，而是直接扑向就在附近的党的地下印刷厂——红旗印刷所。那天晚上因情况紧急，我们来不及通知印刷所，就被向忠发领着巡捕破坏了，还抓走了好几位同志。装扮成小贩的特科工作人员向康生汇报了以上情况后，党中央就确认向忠发是叛变了。第二天，康生和潘汉年坐了小车来找我，说是恩来同志要召见我。他详细地询问了经过情况，然后指着摆在桌子上的一堆钞票说：“是不是可以通过陈志皋，向巡捕房里有关人员收买向忠发的口供材料？虽然已通知凡是向忠发所知道的党在上海的地下机关立即转移，但仍必须进一步知道他究竟向敌人招供了些什么内容，以便有对付的办法。”我说，这样做恐怕不大妥当，因为我并没有向陈志皋暴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作为一个到上海来求职业的地主家的小姐，决不应当关心向忠发这个共产党的大叛徒，更不会出高价去收买他的口供。再说，我又从哪里会弄得来这一大堆的钞票呢？如果真要那样的话，肯定就会暴露身份，而且势必会对营救关向应同志的工作造成不利。当时，恩来同志可能是太着急了，来不及周密地思考筹划。他听后立即说：“你提醒了我，不能让你这样做。即使要买口供，也得通过其他渠道另想办法。”我说，我可以假装出于好奇心，不露痕迹地让陈志皋去打听一下向忠发这件案子的进展和下落。离开前，恩来还表扬了，说我工作认真负责，有高度的警惕性，如果不是注意到曹炳生讲话的内容，又仔细分析判断，果断采取措施，而是跟着陈志皋去吃晚饭、看电影的话，那么包括他在内的党中央领导人就早都被捕受难了。“土豹子（同志们给贺昌起的外号）没有保举错。你跟潘汉年两人互相配合，行动得很好，一上马就为党立了这一大奇功！”他还嘱咐我，一切公开的活动都通过陈志皋出面，自己尽量不要出面，只做他的幕后参谋，千万小心谨慎。那时我和他聊的话题很多，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党的机密之外，几乎什么都谈。我们大都是讨论所看过的书和当时报上的新闻时事，这样谈着谈着，我就忽然以好奇的口吻问他：“嗳！我问你，那天你朋友曹炳生所谈的那件案子后来怎么样了？我对这种人的下场倒蛮有点兴趣的。”“当然啦！就像听说书的人一样，听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时，就很想知道后来的结果怎么样了。”没几天，他从曹炳生那里打听到了有关情况，立即告诉我说：“唉！这家伙注定该死。原来抓住他的人，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是已抓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审讯他的人接着打去第二个电报，说向忠发已自首投诚，并帮助破获了共产党的地下印刷所，还抓到了一些共党分子。还没等蒋介石的第二次回电指示，那第一个收到电报的人，为了抢先邀功领赏，就马上将他执行枪决了。这种人真是活该要死的。”我听了以后，装作一旦好奇心得到满足，就再也没什么兴趣似的。心中却不禁十分高兴，因为向忠发是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党内的事差不多全都知道，对于这样的叛徒实在是防不胜防的。如今敌人为了争功，抢先把他杀了，倒是帮我们堵住了这个大缺口。自从得知向忠发叛变后，党中央对在上海的所有地下组织都做了一次大的调整，很多原先使用过的地方都转移搬了家。在很长时期内，中央对向忠发叛变之事一直未公开过。1993年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谈及此事时，才点明了我的姓名和作用。曹炳生在抗战初期被暗杀身亡。当年为纪念曹炳生，柳亚子和陈志皋等建立了炳生小学，由曹炳生的遗孀孙雪影任校长。1931年12月，康生和潘汉年再次接我去见恩来同志。汽车开到外滩一座花纱布交易所的楼前，屋子里在做交易所里的各种业务工作，真好像一个热闹的交易生意场所。我们直接走进了里间，见恩来同志正坐在一张写字台前，聚精会神地在观看墙上显示的花纱布行情价格升降表，俨然是一位大老板的派头。见面打了招呼后，康生和潘汉年就离开了，恩来同志亲切地询问我最近身体怎么样，又表扬我成功地营救了关向应同志，然后对我说，自从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在四处造谣，说他（周恩来）已经叛变自首了，问我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他辟谣，揭穿敌人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我坐在书桌旁凝神思索了一会儿，觉得恩来同志五四运动期间在天津“觉悟社”的代号为“伍豪”，后来在党中央刊物《红旗》杂志和《红旗日报》发表文章时又用作笔名，为党内外许多人所熟知，便马上拿起笔来起草了一篇稿子：“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鄙人身体健康，希诸亲友勿念……”“慕兰，你真是我们的女诸葛，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这件事就请你先去和陈志皋律师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办得既有成效又妥善无虞吧！”“能为《红旗》的撰稿人辩护，是非常光荣的，我决不推托（他很钦佩伍豪写的文章，但那时还不知道就是周恩来）。但是照这样的做法，启事一旦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南京国民政府肯定会追究此事，向我查问：是谁介绍认识这个伍豪的？或是谁代表伍豪委托你代登这个启事的？我可怎么回答呢？先别忙，让我再仔细考虑考虑，想出一个既能公开辟谣，又万无一失的安全办法来。”1932年2月，从16日起，敌人公然在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出了所谓的《伍豪启事》，造谣说“伍豪”等243人联名脱离共产党。《申报》是拖延到2月20日才连续两天登载的，但他们紧接着又在2月22日以申报馆广告处的名义在广告版登载：“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想用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使细心的人看出所谓的《伍豪启事》是捏造的。李一氓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潘汉年在上海》一书中说：……用伍豪名义登的脱离启事，显然是国民党特务伪造出来反苏反共的，这必须想个办法加以澄清。经过大家商量，决定由潘汉年找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的律师陈志皋（陈一向自己挂牌开业，并非巡捕房律师，李一氓此处有误）代表伍豪登一个否定的启事。但陈说他虽然在巡捕房工作，总是中国人，出面不方便。国民党的人要是找到他，他难以解释。他建议代我们找一个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登一个紧要启事。同年3月4日，《申报》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原文如下：渠撰文投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产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这个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了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笔名。这个小动作很妙，因为启事登出后，国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2月份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巴和是法国籍的律师，那时在租界里是受“治外法权”保护的，南京政府不能直接对他干预。虽然后来敌人想方设法追查此事的线索，并由此而对陈志皋有所怀疑，但是没有真凭实据，也就不了了之。曹炳生曾通知过陈志皋，要他小心一点，说是巡捕房正在调查，并说有人正在怀疑他。陈志皋嘱咐曹炳生对巡捕房里的人讲，他已经到法国留学去了，人不在上海。事实上他并没有离开上海，只是有一段时间在家里闭门不出，避风头而已。加微信，防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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