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是一门科学吗？

作者简介

颜昌武，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行政理论、行政伦理、地方治理、政府规制

摘要

“公共行政学是不是科学”的诘问隐含着对公共行政学学科定位与研究品质的忧思。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对“科学”一词的理解。科学最初是作为整体性的知识体系出现的，在文艺复兴之后被窄化为自然科学层面的学科体系，继而被神化为一种带有价值判断的意识形态。公共行政学发展百余年来，一直盛行一种科学化的努力，也一直受困于建构一门怎样的行政科学的争论。今天的讨论不是要得出“是”或“不是”的确切答案，而在于如何推进对公共行政学学科定位的深层次理解，提升学科的研品质。公共行政学人要坚持科学精神，信守科学规范，同时要反对唯科学主义对公共行政学的人文品格所造成的忽视甚至矮化。

一

问题的提出

为什么要探讨“公共行政学是不是科学”这个议题？对这一问题的自我辩护构成本文的合法性基石。这一诘问隐含着一个价值判断：公共行政学不是一门 成功的或者拥有“合法”身份的学科。事实也似乎是 如此，公共行政学发展至今，已有 130 多年历史，却一 直未能摆脱“身份危机”的困扰，以至于“身份危机” 成为我们学科一个撕不掉的“标签”。这一危机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缺乏自我认同，主要表现为本学科缺乏公认的研究范式，甚至有些从事公共行政研究的人耻于被他人称为“公共行政学者”。二是缺乏其他社会科学同行的认同，本学科对公共行政议题的讨论有时未能企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外行”的高度与深度，常常被贬称为一门“借来的学科”或者社会科学大家庭的“二等公民”。三是缺乏实践界的认同，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存在难以弥合的“鸿沟”。一门学科要想赢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就必须能够对解决时代的重大问题有所禆益。因而，公共行政学的科学化问题，就被转换成为学科定位的大问题。本文旨在探讨：公共行政学是不是一门科学？进一步地：在何种意义上，公共行政学称得上是一门科学？如果公共行政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应当满足怎样的前提条件？

二

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言说科学？

理解“什么是科学”，是回答“公共行政学是不是 科学”的逻辑起点。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常用词，“科学”是一个其内涵与外延都“言人人殊”的语词。从历史情境来看，科学最初是作为一个包容性概念出现的，是所有知识体系的集合。文艺复兴以降，科学逐渐被窄化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学科体系。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该词被神化为一种带有明显价值判断的意识形态。 

（一）科学的本义：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

就其词源而言，科学一词的拉丁语词源“scientia” 和希腊文词源“episteme”所表达的都是“知识”的意 思。古典主义对科学的这种包容性理解，突出地体 现在古希腊人的思想中。在古希腊，所谓科学，就是所有知识体系的总和。古希腊人意识到，对社会的研究有别于对自然的研究。对自然的研究以“真”为目的，对社会的研究以“善”为旨归，由此形成两套不同的知识体系：一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体系，古希腊人称之为物理学；一是关于人和社会的知识体系，即所谓形而上学。前者强调对事实问题的探究，后者偏重于对价值问题的思考。这也是李凯尔特所说的“两种科学”——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最早萌芽。直到今天，德文中的科学一词（Wissenschaft）仍然完整地包括知识（episteme）和 科学（scientia）的含义在内，是这两套知识体系在现代社会的忠实保持者。

这两套知识体系之间虽有对立和冲突，但总体上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集中地反映在古希腊人的两句 经典名言中：一是“认识你自己”，强调对世界的把握是通过“认识”来获得的，认识以“真”为最高价值；一是 “知识即美德”，认为追求知识、追求真理是人世间最高的“善”，这表明了“真”与“善”的有机融合。

无论哪一套知识体系，都强调对科学精神的坚守。所谓科学精神，就是只关注知识本身的确定性，关注真理的自主自足与内在推演，而不考虑知识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古希腊人天生有一种“对事物永恒秩序的不计利害的爱”，这种“不计利害、脱离实际”的爱，乃是古希腊科学进步的根本原因所在。在亚里士多德的不朽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古希腊人对科学精神的执着。正是有了这份执着，古希腊人才得以在“诗人的色彩鲜明、气韵生动的世界”之外构建起一个“思想家的抽象的世界”，从而能够在艺术享受之外还能享受“理解的快乐”。

  （二）科学的窄化：作为学科体系的科学

在古希腊时期，科学与哲学混沌未分，两者共同构成最早的“知识之树”。这一包容性概念是如何窄化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学科体系的呢？

被誉为“欧陆理性主义先驱”的笛卡尔为这一窄化奠定了确定性基础。他认为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是根本不同的，对它们的认知也应体现出差异。虽然古希腊人也认识到这种差异的存在，但笛卡尔要为知识的确定性寻找一个科学的基础。对笛卡尔来说，世界被表征为图景就意味着世界被数学化，自然的数学化因之成为科学革命的一条主线。此后，以牛顿力学为标志的物理学开始从哲学王国中独立出来，紧随其后的是同样遵循数理实验科学模式的化学和生命科学。尤其是当大学作为实施社会教育和知识传播的载体兴起之后，“分科而学”就成了必然。古希腊时期那种无所不包的总体性知识体系的科学范畴就此收窄到自然科学领域。 

这一分科化的过程，既是近代自然科学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也是社会科学领域实证主义得以勃兴的过程。科学之为科学，就在于其是以实验性、经验性的研究方法为前提的，能够通过经验加以检验或证实。虽然这一时期的科学限于对自然规律的研究，但其所具有的客观性、可靠性与确定性及其显而易见的发展与成就，使得其研究方法很容易侵入社会生活领域。人们希望借助这种方法，获得对人和社会的确定性理解，实证主义由是勃兴。只有依托实证研究，我们才能摆脱原来那种过于随意、过于情感化的思辨表达，能够像掌控自然一样掌控人与社会，这一思路至今仍主导着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

实证主义的勃兴，不仅宣示了现代社会科学群的兴起，也意味着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野。“科学” 一词在近代是自然科学的专利，但实证主义使得模仿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也开始能够分享科学的荣光。社会科学在向自然科学积极靠拢的同时，走上了一条与人文学科分道扬镳的道路。在实证主义的观照下，一门学科只有建立在“经验”基础上，通过观察等实证方法解释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才是科学的。旨在寻求生活意义、偏重价值判断、带有思辨性质的人文学科无法达到这样的标准，理应被打入科学的冷宫。

  （三）科学的神化：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

科学作为一种规范的意识形态，意指“科学”一词已经超越人类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范畴，成为某种包含着价值判断的“新宗教”。这种神化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科学成为衡量学科正当化的尺度。一门学科，只有纳入科学的范畴，才是有意义的，才具备合法的学科身份；一旦被贴上“不科学”、“伪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标签，其在学科体系内就无法安然自立。 

其次，科学被泛化为社会日常的价值评判标准。科学给了人类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拥有了科学，我们就拥有了打开永恒进步之门的钥匙。随着人类对科学的信仰日渐加深，科学拥有了某种价值评判的功能，成为衡量一切是非好坏的唯一尺度。“科学是个好东西”， “我们要科学地看问题”，诸如此类的说法，在我们的日常表达中屡见不鲜。

最后，这种神化的科学对于不符合科学标准的东西缺乏应有的包容性。对科学的神化，实质上是把“三元的”科学范畴变成了“二元的”科学范畴。所谓“三元的”科学范畴，是指在“科学的”和“不科学的”两极之间，存在着“非科学的”中间组别。所谓“非科学的”，意指那些不能用科学来作为评判尺度的事物或领域。但在神化的科学范畴里，科学对于非科学确立起一种压倒性的权力关系，凡是非科学的东西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应该被排斥的。

三

公共行政学的科学化努力及其争论

科学的不同蕴涵不仅体现为一种历时性关系，也呈现出一种共时性特征，人们往往抓住其某一种蕴涵而不顾及其余。具体到公共行政学来说，其科学化的努力一直是百余年发展史上一条清晰可见的主线，但围绕“什么是科学”、“公共行政学是一门怎样的科学” 的争论也一直未曾停歇。

  （一）公共行政学兴起之初的科学化努力

公共行政学兴起之初，盛行一种科学化的努力，即尝试使自身成为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在公认的第一本行政学教科书《公共行政学导论》中，怀特表达了科学化的基本诉求：公共行政学要以管理为基础，努力使自身成为一门“价值中立”的科学。这一诉求代表了行政学初创者们的共同呼声。到 1937 年古立克和厄威克出版《行政科学论文集》一书时，这种呼声及对呼声的回应都达到了顶峰，该书所提出的 POSDCORB 七原则， 也随之成为行政科学的代名词。

这种科学化努力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公共行政学努力使自身的基本原理建立在理性、客观、中立的理论基础之上。公共行政学的基本原理以三大理论为支柱，它们分别是威尔逊的“政治 - 行政二分法”、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和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这三大理论本质上都是技术理性导向的，分别体现了行政活动的“去政治化”原则、行政组织的“非人格化”原则和行政管理的“科学化”原则。这三大理性化原则，鲜明地体现了学科科学化的基本要求和发展方向。

其次，公共行政学致力于寻找和确立科学的行政原则。所谓行政原则，就是行政活动中必须遵循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有效的基本法则。一个原则就是一个“最佳方式”，组织和开展一项行政活动，就要遵循作为“最佳方式”的行政原则。公共行政学的任务就是要发现这个“最佳方式”。通过寻求行政原则并确立起 POSDCORB 的标准，公共行政变成了一种明确的专业知识，一个可以被客观地观察、经得起经验检验的研究领域。简言之，公共行政学变成了一门科学。

最后，公共行政学不仅致力于寻找行政原则，还致力于寻找和培养“最佳人选”。所谓“最佳人选”，是指能够将行政原则恰当地运用于政府服务方面的“技术 专家”，也就是威尔逊所说的一支训练有素的行政官员队伍。行政学的任务，就是要发现、培养和训练行政官员，使之成为行家里手。为达此任务，创始者们先后组建了纽约市政研究局公共服务培训学院和雪城大学马克斯韦尔学院等多所院校，以培训行政官员。

  （二）对科学化努力的质疑与消解

20 世纪 40 年代，公共行政学科学化的努力遭遇到多位重量级学者的质疑乃至消解，公共行政学原本具有的以 POSDCORB 为荣光的自信不复存在，自此陷入长达近 80 年的身份危机中。

西蒙的主要攻击点是“古立克们” 所宣称的行政原则。对“古立克们”来说，以 POSDCORB 为代表的行政原则就是公共行政学寻求作为一门普遍有效的行政科学所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正是凭借这些原则，公共行政学才得以达到其学术声望的顶峰。但在西蒙看来，这些所谓的行政原则不过是些貌似正确却似是而非的行政“谚语”而已。

在日常生活中，谚语的特点就是“成对地出现”，对于某一言之成理的谚语，我们通常都能找到另一条与之相反但同样令人信以为真的谚语。比如我们可以说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也可以在同样的场合讲“三思而后行”。“古立克们”的行政原则也有同样的特点，它们也总是“成对地出现”，对于任何一条行政原则，我们几乎都能找到另一条与之相对立的行政原则，两条原则似乎都有道理，但两个同样有道理却相互冲突的原则都摆在面前时，我们却无所适从。

建立在这些“谚语”基础之上的行政原则，无法支撑起公共行政科学化的梦想。如西蒙所说：“这些古典的行政原则是相互冲突的，不足以成为一门行政科学的基础。” 他甚至辛辣地批评道，我们不能“靠满嘴的胡言”来建构起一门普遍有效的行政科学。

和西蒙一样，达尔也发现了公共行政学在努力使自身科学化这一现象。与西蒙有所差异的是，达尔主要质疑的是其“普遍有效性”是否成立，他由此提出了三个问题：其一，我们能否将规范性价值排除在公共行政领域之外？其二，公共行政学能否忽视人的行为？其三，如何处理公共行政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达尔认为，在无法将伦理问题从公共行政领域排除之前，就不可能建立起一门公共行政科 学；公共行政学本质上是对人的行为的研究，既然是人的行为，就无法完全依赖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对其加以探究，而一旦不能建立在这种实验方法基础之上，行政原则的普遍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公共行政学不能独立于或隔离于这些其赖以发展的社会环境，因此，在某一国家发展出来的行政原则，不能轻率地将其应用到其他国家的公共行政活动中。

  （三）逻辑实证主义的复兴：公共行政科学化的新发展

如何建立一门真正的行政科学？西蒙认为，我们有必要引入逻辑实证主义，以使公共行政学摆脱“坏 科学”的困扰。1952 年，在坚持逻辑实证主义的西蒙与坚持民主行政理论的沃尔多之间，发生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争论。西蒙以逻辑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础，认为包含着价值判断的政治理论不能算是“有说服力”的研究。而在沃尔多看来，逻辑实证主义不能独享科学的名分，科学不能只限于数量化的表达，社会科学也同样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不应被视为科学体系中的“二等公民”。

“西沃之争”的影响至今犹在。同情西蒙的学者认为，在争论发生之后，由于西蒙个人的兴趣逐渐转向心理学、人工智能与计算机领域，而沃尔多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声望与日俱增，这就使得公共行政学事实上放弃了成为西蒙式实证科学的努力。由于没有逻辑实证主义做基础，公共行政学就缺乏一种共识性的研究范式，难以获得一门社会科学的合法性身份。

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秉承西蒙路径的学科科学 化努力渐趋复兴，一些学者致力于引入主流社会科学的研究标准，并在公共行政学中掀起了新一轮的实证主义运动。所谓主流社会科学的研究标准，就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偏重于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的发展，尝试建立能够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发展的理论。

为了促进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一些学者于 1991 年创立了旨在推进实证研究的公共管理研究协会 。该协会每两年主办一次学术会议，还定期出版《公共行政研究与理论杂志》，发表多篇高质量的实证研究论文，这使得实证研究在公共行政领域实现了从弱到强、从附属到主流的蜕变。2009 年，一项对 PMRC 过去 10 年的会议论文的统计表明，实证研究占比 65.5%，这还不包含 10.1% 的混合研究在内；2015 年的一项研究得到了同样的发现。这项对公共行政领域四份顶尖期刊（JPART， PAR，Governance，PA）自 2001 年 2010 间所刊论文统 计表明，仅从数量上看，实证研究占到了主导性地位，在 1605 篇学术论文中，有 1171 篇属于经验研究，占比 73%。

四

公共行政学如何成为一门科学？

人们对科学的认知，带有不同阶段交互演进、不同维度相互交织的特征，从而形成一个复杂的概念谱系。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我们说公共行政学是一门科学？公共行政学如何才能成为一门科学呢？

  （一）回归科学的包容性蕴涵

当我们说公共行政学是一门科学时，是在一种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来指称“科学”这一概念的。这一概念至少包含如下两个基本前提： 

其一，科学不能被狭义地理解为自然科学或实证社会科学。前已述及，科学的面相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历史形成的多维体。如果我们将科学视为人类知识体系的总和，那么，公共行政学无疑是一门科学。但当人们提出“公共行政学是一门科学吗”的诘问时，其隐含的前提即是“科学之外无知识”——科学仅指自然科学或社会研究领域中依照严格的逻辑实证主义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这一看法显然忽视了人类知识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科学可能具有的负面效应，忽视了对那些非实证的、但对人类行为同样有意义的知识体系的关注，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和进步。

 其二，科学不能被神化为“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科学一旦成为“正确”的代名词，就“走过了头”，“造成一种相反的危险处境，即唯科学主义的支配地位阻碍着在理解社会方面的进步”，因而必须破除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的迷信。世界是无限的，而人类的认知总是有限的，科学只是人类认知世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只能帮助我们探索到有限真实的有限规律。因而，科学不是让人类狂妄的本钱，而是时刻警醒我们要保持谦卑：作为有限的人类，“我们的无知是无限的，不可抵抗的。我们获得的每一点新的知识都足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我们极度的无知”。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公共行政学也不会是一种完美的科学，我们要不断提升研究的品质，努力追求真理， 但我们的研究成果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真理”自居。

  （二）秉持一种历史和文化的视野

唯有回归科学的包容性内涵，才有可能挣脱那些束缚着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思想枷锁，以一种开阔的历史和文化的视野，重新审视公共行政学的价值。

从历史和文化的视野切入，有助于我们激活公共行政学的想象力。社会学家米尔斯曾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概念不仅适应于社会学，也适用于公共行政学。米尔斯认为，当社会学家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时，容易陷入其中某个细枝末节的问题，然后运用一套科层式的技术手段、一套晦涩抽象的学术概念去分析这个问题，这就使得社会学研究变成了抽象的经验研究，而对那些影响人类命运和生活的重大问题视而不见，甚至以“科学”的名义将其排斥在社会学研究之外。这种科学只能呈现给人们以一种杂乱无章的碎片，无助于从整体上勾画人类命运的真实轮廓，这就需要我们引入社会学想象力的概念，帮助我们以一种完整的方式去看待世界。而要激活想象力，就要有历史和文化的视野，去审视由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转变而成的现实世界及其观念基础，从而使得我们能够在实证主义的主流之外找到更多、更有洞见的理论资源。

从历史和文化的视野切入，有助于重新审视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并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与古希腊主客二分的认知方式判然有别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认知方式。这种文化没有孕育出西方意义上的近代自然科学，但是否可以说中国文化中就没有科学形态呢？从李约瑟问题到 20世纪初期的“科玄论战”，学者们围绕中国文化的科学形态争论不休。人类无论中西，在智慧上是相通的，不过我们的传统文化更偏重于人文，而西方文化更偏重于自然。如心理学家荣格所指， “共时性”（Synchronicity）便是中国的科学观，也是《易经》中所包含的智慧。真正的心理学，是融哲学、科学、宗教、历史和文化于一炉的。荣格的这一科学观，对我们理解公共行政学的科学性具有极强的启迪意义。当代中国的行政实践，深深地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也离不开彼此高度依存的国际社会，就要求我们以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将传统人文关怀与现代科学精神有机整合进我们的研究中，积极为更好的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从历史和文化的视野切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公共行政学的人文内涵。自然科学化的实证研究把公共行政仅仅视为实现外部目标的一种工具，这就意味着放弃广泛的人类经验领域——如审美经验、道德经验等，让我们只关注标准化的东西。这种标准化的东西，很容易使得我们用一把尺子去丈量丰富的现实世界，最后只能得到很狭窄的东西。这就决定了我们在信守科学规则的同时，必须反对唯科学主义可能对公共行政学的人文关怀所造成的忽视甚至矮化。

  （三）探寻公共行政学的一般学理逻辑

达尔曾言，要创立一门普遍有效的公共行政科学，似乎不太可能，但可以设想有诸如美国公共行政科学或法国公共行政科学这样分国别的行政科学。达尔的这番话，提醒我们不能忽视公共行政所赖以生长的社会环境，公共行政研究不能排除特殊性。诚然，许多假以普适理论之名的研究从根本上只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地方性知识，但我们不能否认，社会科学研究仍然不能忽视甚至要追求自然科学所具有的普遍有效性。这就要求我们平衡好学术研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

对于今天的中国公共行政学来说，无疑需要彰显本土化特色。但是，我们同样要警惕以本土化为名来消解普遍性的学理逻辑。不管是美国公共行政科学，法国公共行政科学，还是中国公共行政科学，它们都享有“公共行政科学”之名，这就表明它们在一些基本方面有着共同点，都秉持从现实逐步抽象出概念、命题、理论，并通过经验性证据加以检验的基本逻辑。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行政学是从中国本土的行政实践出发而进行的理论诠释、概括与创新。但是，中国行政学要真正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就必须符合知识建构的一般学理逻辑。中国行政学的本土化并非局限于中国，而是基于中国场景，对人类社会的行政现象贡献中国人的智慧。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秉承一种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大体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要素。一是有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如果不是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抱有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没有一种孜孜以求的探索劲头，我们的研究就很难持续下去。二是要摆脱一种功利性的学术算计，不能把学术研究当作一种赚钱或谋利的手段。三要有甘坐冷板凳的勇气和毅力，真正以学术为志业。特别是从事基础理论的研究，更是件“吃力不讨巧”的事，研究成果短期内难见成效，纯粹的基础理论研究甚至被视为“无用之学”。唯有秉承科学精神，才能激活我们对真理的追求和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才能以求知为乐趣的自由心态来从事科学研究。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坚守学术研究的质量标准。毋庸讳言，在我们的学科中，有一些号称“研究成果”的著述，不仅够不上实证科学的严格标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都谈不上是研究，但也能登上学术研究的大雅之堂，多少令我们的学科蒙羞。这些所谓的研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通篇都是观点表达，通篇都是从观点到观点，既缺乏实证资料的支撑，也缺乏规范文本的佐证，更缺乏严谨的逻辑推理和论证，这就使得神圣的学术研究被一种近乎“民科”的方式表现出来，让我们所珍爱的学科蒙受“胡说”的指责。因此，无论我们怎样定义科学，公共行政学都必须遵守学术研究的起码的质量标准。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以公共行政学不是自然科学来回避或降低研究质量。

五

结语

“公共行政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的诘问并非无病呻吟，而是隐含着对公共行政学研究品质的质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科学”这个关键词，因而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基于观念理解的认知问题，而不是基于历史经验的事实问题；我们的讨论不是要得出“是”或“不是”的肯定性回答，而在于推进我们对公共行政学学科定位和实践价值的深层次理解。适用于自然科学的严格标准，则公共行政学将永远被排除在科学殿堂的大门之外。若将科学定位在知识化的学科体系，则公共行政学当然属于科学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作为一个自主性学科，公共行政学包含“公共”和“行政”两个部分，其中“公共”是灵魂， “行政”是躯干。对公共的研究偏重价值理性的思考，其诸多命题无法经验证实，必须以思辨的方式来加以把握。对行政的研究则仰赖于工具理性，必须依赖实证的方式来进行检验。公共行政学不能没有“公共”，也不能没有“行政”，因而，公共行政学既是一门哲学，也是一门科学，只有基于人文的关怀，秉承理性的精神，运用科学的方法，才能整体把握并开展好公共行政研究。如果将公共行政学严格限定在自然科学的范畴，则我们的研究将会因缺失想象力而迷失方向；反过来，如果认为公共行政研究不是一门严格的科学， “怎样都行”，那么，我们的研究不仅不能经受理性的科学检验，更可能沦为为行政行为失范辩护的工具。

当今之世，小到街道清扫、大到太空探险，无不可以发现公共行政的踪影。公共行政学的存在意义，正在于它是我们探讨美好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任何一个国家，要想使自己的公民生活得更美好，就必须要有好的治理；要有好的治理，就必须发展好公共行政学。诚如沃尔多所言，公共行政不只是一种理论和学说，还是社会中的一种人为的制度安排。人类实际上不断地更新着各种社会制度安排，满足社会不断变化的要求，因此，对公共行政学是不是科学的关注，与其说是出于对一个学科领域的关注，不如说是对生活世界、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关注。

文章来源 / 《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4期

本期编辑 / 张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