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 邢向东：河湟方言语言接触中语法声调演变的平行性
2024年第4期
卷首语
本期嘉宾
邢向东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河湟方言语言接触中语法声调演变的平行性
笔者近年来多次调查河湟方言，如青海的民和话、贵德河阴镇话、刘屯话，甘肃的临夏话、永靖新寺话，这几个方言语法的语言接触特征非常显著，且大都是两调方言。调查中发现一个普遍规律：凡是语言接触较深、语法变化较大的方言，其声调都有严重的“词调化”倾向，可以表述为“词调发达，单字调式微”。具体表现为：存在比较稳定的词调，其模式化程度很高，非常强势，有不断扩张的趋势；单字调高度简化，不同声调之间不同程度地“窜调”。
如永靖新寺话，语法上表现出明显的语言接触特征：SOV语序，话题优先，格标记发达。语音上，声母、韵母与其他西北方言相同；声调则有2个单字调（平上13，去声55），4个词调（❶21 + 13，❷21 + 55，❸13 + 53，❹55 + 21）；词调中的单字调发生严重的调位中和，致使部分字声调不稳定，出现“窜调”现象。发音人在读单字调时，可单说的单音词声调比较稳定，而且大多符合古今对应规律；而在读合成词时，其中的语素声调不稳定，发音人常常通过该音节在合成词中的调子来确定其声调，有的与单字调相同，有的则随着词调中的读法窜入另一个调，甚至出现换一个词就换一个声调的情况。因此，窜调的本质是“词调强势，单字调式微”，其中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这个因果关系是解开西北方言声调简化之谜的钥匙。
关于河湟方言及甘青语言区域的共同特点，徐丹、贝罗贝《中国境内甘肃青海一带的语言区域》、杨永龙《甘青河湟话的混合性特征及其产生途径》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即该区域汉语方言中，语音、词汇系统基本是汉语的，语法则是混合的。如徐、贝指出：“这一语言区域共享许多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特征都共享。这里说的特征，特指语法结构上的特征，而不是语音或词汇方面的特征。……而汉语方言则相反，词汇保留基本完好或大部分保留得较好，但句法上借贷了邻近语言的特点，以至于影响到了汉语句法的根基。”
根据对众多河湟方言的观察，我们提出一个观点：在上述方言的接触性演变中，除了语法，还应关注声调系统的变化。声调在语音三要素中的表现，与语法在语言三要素中的表现，恰好形成一种平行关系，即：越是语法混合性强的方言，其“词调发达，单字调式微”的特点越突出。
河湟方言的语法和声调在接触性演变中的平行性，是与它们在语言系统和子系统中的地位、特征密切相关的。在语言三要素中，语音、词汇是建筑材料，语法是结构规律，前者具体，后者抽象。而在汉语音节的三要素中，辅音（声母）、元音（韵母，包含作为韵尾的辅音）音位是建筑材料，是具体的；声调是超音段音位，跟语法一样抽象，而且它的结构规律、演变特征更隐蔽。从河湟方言来看，恰恰是这两个抽象的要素——语法和声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机制应当是一致的——周边的藏族、阿尔泰语民族转用汉语过程中发生的母语干扰。对于习得汉语的少数民族来说，汉语的词汇、声母、韵母都是具体的语言材料，容易掌握；而抽象的声调和语法则难以摆脱母语的负迁移。
因此，河湟方言的语言接触研究，可以从只关注语法扩展到同时关注语法与声调。而西北汉语方言声调研究的重点，一方面应当从单纯考察方言中的单字调及其与连读变调的关系，扩展到声调与词汇、语法的关系；另一方面，应当通过实验分析、追踪调查等手段，观察少数民族人口转用汉语中的声调表现，考察该区域汉语方言声调（尤其是词调特征）与藏语安多方言、阿尔泰语系语言的重音特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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