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一场呈现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主之关系的“历史大戏”！
公元前415年，雅典人的野心几乎发展到极致，他们狂热地为远征西西里做准备。然而这时的雅典却发生了破坏赫耳墨斯神像的事件。赫耳墨斯神像在雅典人的心中异常重要，无论雅典人进行着什么样的活动，神像都出现在那里，他们认为神就深深根植于雕像所立之处，因此破坏雕像被认为是严重的渎神事件。
民主派领袖利用这一事件，结合其他渎神案，与推翻民主政治的阴谋联系起来，并牵扯出厄琉西斯神秘祭祀渎神事件，借此打击政治对手——时为远征将军的亚西比德，使得民众认为他阴谋推翻民主政治，从此，一场呈现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主之关系的“历史大战”拉开了序幕。
《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主》一书便从这场“历史大戏”切入，对其中的两位“主角”——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众——展开讨论。
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主
政治文化视角的深描
李尚君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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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希腊语的宇面意思来看，dēmos（民众）往往用于指代dēmokratia（民主政治）。若就更实质的属性而言，所谓雅典民众，并非一般意义上某部分雅典人的自然群体，而是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存在的特定的公民集体，它形成于雅典民主制度的环境之中，并通过雅典民主制度与政治领袖进行权力互动。
政治领袖领导权力的获得、行使与维系均受到民众的直接影响，政治制度和成文法律不仅是民众制约和监督领袖权力的依据，也是领袖应对民众权力、处理与民众关系的工具。
因此，本书通过分析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众的互动方式，集中阐释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主的关系问题。
作者以政治领袖在雅典民主制度中的特殊身份为切入点，通过追溯政治领袖对雅典民主制度建立和早期发展的推动作用，提炼出有关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主关系演变的阐释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述，从政治文化视角，综合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表演文化、社会观念及意识形态等问题，考察雅典民主制语境中的政治领袖获取政治地位、从事政治活动、发挥领导权威的途径与方式，深入阐释雅典民主政治领导权的特征和性质。
全书采用历时性考察方式，依次考察雅典政治领袖在公元前5世纪末的城邦“内乱”中如何影响政体变革，在公元前4世纪城邦共同体重建之后又如何确立自身与民众的相对地位，进而在民众自由观念演变的语境下，分析政治领袖行使其领导权力时面临着怎样的机会和困境，为读者整体性剖析雅典民主政治。
✔ 逻辑清晰，以小见大
本书结构明了，阐释清楚，从具体事件出发，阐释雅典政治领袖面临的不同困境，读者阅后对于雅典民主政治可有较为深入的理解。
开篇“导论”部分中，作者从修昔底德讨论亚西比德与“渎神事件”之关系背后的民主问题入手，结合芬利、克里斯蒂安·曼等人对雅典政治领袖的基本观点，为我们塑造了一种“政治权力二元模式”的分析工具：一种包含了政治领袖权力竞争、阶层矛盾和意识形态冲突三方面因素的二元对立结构。凭借对这一模式的分析，从中探索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主之关系的演变轨迹。
全书主体部分共四个章节，从“民众领袖”的形成讲到城邦共同体的领导者。在伯里克利的“一人统治”结束后，雅典陷入政治领袖彼此竞争夺取领导权的困境，第一章中，作者围绕所谓“民众领袖”的出现讨论了公元前420年代雅典“政治权力二元模式”的初步形成，从而阐释雅典城邦内部对立冲突出现的历史背景。
亚西比德曾经表示，自己无意改变雅典的民主政体；然而，不久之后，他却成为寡头政变的发起者，本书第二章便论述了由寡头政变开启的雅典“内乱”背景下政治领袖如何影响政体变革，进而推动了民主制的城邦共同体在“内乱”之后的重建。
然而，通过重建城邦共同体而使民众掌握主动性，并没有全面说明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主的关系问题，“内乱”之后，民众看待自身与城邦相对地位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第三章进一步考察政治领袖的领导权力在公元前4世纪的表现。
第四章则聚焦于民众自由观念与民主政治意识形态脱节之后如何影响政治领袖行使其领导权力，尤其对这种影响在军事动员方面的体现进行了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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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启青年”系列即将出版：
《希腊与东方：文明交流与互鉴》，李永斌 著
李尚君
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已出版专著《“演说舞台”上的雅典民主：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表演与民众的政治认知》，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主要研究方向为雅典民主政治、古希腊修辞学等。
目录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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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从公元前415年民众恐慌看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主的关系问题
第一章 “民众领袖”与“政治权力二元模式”
第一节 政治领袖与“民众”的形成
第二节 “民众领袖”与权力竞争
小 结
第二章 城邦“内乱”中的政治领袖与政体更迭
第一节 从“政治权力二元模式”到寡头政变
第二节 政治领袖与民主制城邦共同体的重建
小 结
第三章 主动的民众与被动的政治领袖
第一节 政治领袖在民主制度运作中的被动地位
第二节 民众在认知层面对政治领袖的掌控
第三节 公共演说中政治领袖与民众地位的“翻转”
小 结
第四章 公民自由与政治领袖的领导权力
第一节 从激进的自由到折中的自由
第二节 公民自由影响下的军事动员
小 结
结 论 从“民众领袖”到城邦共同体的领导者
缩写对照表
参考文献
试读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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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指出，在“渎神事件”中，亚西比德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因为那些怨恨亚西比德的人认为他损害了他们的政治权威，于是试图通过排挤亚西比德而取得对民众的领导权。无论亚西比德还是他的所谓政敌们，都以领导民众为目的，他们会运用相似的手段进行权力竞争，从而赢得民众的支持。若按芬利（ M. I. Finley）的观点来看，他们均属于“民众领袖”之列，是雅典民主政治的“结构性要素”（ structural element）。
然而，在修昔底德的叙述中，他们似乎发挥了相反的作用，不但不再是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而且甚至将要“解构”民主政体，其症结所在便是领袖之间的对立冲突，用古希腊人的词汇讲，即stasis，它既指一般性的对立冲突，亦可引申为城邦“内乱”。由此，需要将问题的根源向前追溯，直到公元前420年代早期。在修昔底德看来，伯里克利（ Pericles）之死，标志着雅典政治领导权的重大转折，此后雅典民主政治的弊病盖源于此。该论断是否合理？并且该如何理解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治领袖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我们需要对公元前5世纪最后30年的历史详加分析，来为这些问题寻求新的解答。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六卷第53章，修昔底德再次提及亚西比德在“渎神事件”中的责任时，揭示了民众政治恐慌的另一层原因，即“雅典民主起源叙事” 问题：民众了解到，庇西特拉图家族僭主统治的覆灭并非由于民众自己和哈默迪乌斯（Harmodius） 的共同努力，而是斯巴达人干涉的结果。这一历史认知给民众带来持续的焦虑和普遍的怀疑。将此种情绪和 “渎神事件” 引发的恐悦结合起来看，可以发现当时雅典民众政治心理的两方面主要表现：
其一是民众对自身政治权威的怀疑，其二是民众对个别政治领袖权力的恐惧。前者体现了民众要求“积极”权威的自觉意识，即民众通过宣称自己是民主政治的缔造者而从正面肯定自身拥有的政治权威；后者则表现为民众以抵制僭主制或寡头制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力，可以视为民众对“消极” 权威的诉求。这两个方面紧密联系，共同反映出民众与政治领袖对雅典民主政治主导权的争夺，即究竟是民众，还是政治领袖在雅典民主制度创建、变革以及运作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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