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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如何进入宏观世界视角?

商务印书馆上海 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 2024-01-25


我们如何在进入宏观世界视角的同时避免陷入种族中心主义?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是止步于文学与文化的范畴,还是应该进一步延伸到经济、环境等更多领域?“地理批评”理论创始人贝尔唐·韦斯特法尔在《地理批评拼图》一书中提出,研究世界文学需要采取一种真正的全球视角和方法,而不是以个别文化为中心的视角。他认为,有时候,世界文学受某种特定给出的视角所限,甚至将这种特定视角作为研究的目标,从而忽略了文化以自我为中心的特性。所以我们需要提出问题:如何避免陷入种族中心主义?如何摆脱种族中心主义的另一个特征,即在描述世界及其文化的无限性时,只热衷于引用来自我们熟悉文化区域的作者?在理论层面,我们是否能够打破这种不良习惯,敞开胸怀去探索那些超越我们熟悉区域的文化?书中第三篇《地理批评与世界文学》将对这类问题作出进一步的阐释,尝试以“地理批评”理论推动世界文学去中心。地理批评拼图[法]贝尔唐·韦斯特法尔 著乔溪 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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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批评与世界拼图

在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所持有的视角越宏观,就越需要不断地提出此类问题,以厘清我们与研究领域的关系,并谦和地看待自身文化与他者文化之间的关系。

世界文学无法也不应被穿上整齐划一的制服。对此,维持一种全球范围的异质性有助于消除普遍主义对世界文学的破坏。

这种异质性存在的同时也伴随着长期的文化融合,正如马提尼克岛的著名作家爱德华·格里桑(Edouard Glissant)所说的“克里奥尔化”一样,许多奇特罕有的文化身份都是不同文化互相融合、互相影响的结果。

地理批评的理论将文化的多样性阐释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多重聚焦,它意味着交叉的视角和去中心化。我称其为越界性,即持续跨越边界的特性——跨越边界在此指从一种心态跨入另一种心态,从一种精神跨入另一种精神,始终保持动态,与停滞、静止相反。

正如我在《地理批评》一书中所写的:“越界性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因为在这个充满侵入、岔离、增殖、扩散和异质性的大环境中,只有动态才是唯一持久的。

当然,关于文化与文学的动态视角并非我独创。在二十一世纪初,我曾将此观点放在后现代的场景中反复讨论,而随后人们对当代性的认识似乎出现了转变,至少在所谓的西方,人们已经远离或正在远离后现代。


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总是涉及许多变化的参数,这些参数中有一些显而易见,比如地区的差异、潮流的驱动等等;而另有一些参数也断不能忽略,比如人本身——即便如今我们可能已经跨入后人类,但仍有一些人类的因素保留下来,不应遭到遗忘。我是谁?你是谁?我们又是谁?这些都是核心问题。文化层面的世界纷繁错杂,如此庞然大物呈现在眼前,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去解读?

在审视世界文化时,我们需要退开一步,与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惯常反应保持一定的距离。2004 年,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roy)在《后殖民的忧郁症》一书里写道:“自我认识的机会固然有其价值,然而在如此动荡的政治气候下,它必须退居次要位置,从而让人们得以有原则、有条理地培养一种适度疏远自身文化与历史的意识。”

虽然目前看来,这种宽容的文化态度只能为一小部分人所接受,但它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会显得更加迫切需要和不可或缺。

作为一个“我”,我应该时而将自己看作“你”,或至少做到与我自己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迎来一个新形成的“我们”。

这里所指的“我们”不是传统人文主义层面的“我们”也不是虚有其表的普遍意义上的“我们”,而是一个全新的、去中心化的“我们”,这个“我们”既站在世界的边缘位置,又处于文化的交叉路口,也就是说文化之间的相遇点不在某一个世界的中心,而是位于我们各自世界的边缘。

根据上文提到的越界性可知,地理批评能够为学者们提供工具,帮助他们从某些虚构的表征中观察和归纳解域的迹象与进程。地理批评鼓励采用多重聚焦的视角,尽可能地以多方视角的交叠、互动来矫正文化视差。

人们是否能够将自己的视角去中心化,接受(或至少暂时接受)对原有身份的去身份化?2016年,我完成了《子午线的牢笼》一书。这本书从地理批评和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出发,着重探讨了全球化以及如何应对全球化等问题。


《子午线的牢笼》法语原文为La Cage des méridiens,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翻译的题目,因为即便译出了字面的意思,也似乎难以读出原题目背后隐含的面面感。

试想一个球形的笼子里关着一只松鼠,它在里面一刻不停地跑动,却只能在原地反反复复地打转,永远重复着无意义的循环。在笼外的观察者看到这样的场景会怎样想?大概是希望把这只松鼠从囚笼中解放出来,越快越好。

这个题目是从布莱斯·桑德拉尔笔下借来的,这位瑞士诗人同时也是个旅行者。“一战”的前夕,他乖坐着开往纽约的蒸汽船横渡大西洋时,忽然觉得自己仿佛一只关在笼中的松鼠。不久后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我在子午线的牢笼中打转,

有如一只笼中的松鼠。

显然,诗中的松鼠并不仅仅是一只松鼠,诗人也并不仅仅是一个在无尽的跨洋旅途中百无聊赖的年轻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只松鼠影射着我们所有人——面对一套充斥着无数人为概念的地理,我们何尝不是在错综复杂的点线面中无限地徘徊?

说到底,中心究竟是什么?

我们所居住的子午线的牢笼,这个由点和线组成的几何形态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与文学的巨大容器。文学应该如何进入宏观的世界视角?这是与人文学者们息息相关的问题。

研究世界文学需要采取一种真正的全球视角和方法,而不是以个别文化为中心的视角。事实上,这已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空泛的理论层面。

所谓浸润我们自身的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来看其实是一种“想象的群体”,它常常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反映。在全球化火速推进的背景下,人们的思考的确应该去中心化而达到真正的国际化,而不是仅仅依赖于诸如美国、西欧等几个众所周知的中心。

很久以前,歌德就针对一些相关术语提出了问题。他最早用德语提出了“Weltliteratur”的概念,直译为“世界文学”。毋庸置疑,如今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文学应当比歌德时期所看到的更为广泛和开阔。

歌德这位德国浪漫主义者首开先河地为中国文学、印度文学、波斯文学等留出了一片空间,可谓欧洲相关领域的先驱之一。也许向前迈进一步,主动接受去中心化从而走向一种多层化的世界文学将会开启一片新天地,在这里,原本所谓的“西方中心”將不再是唯一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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