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载自《光明日报》2022年7月6日，16版从《摆脱贫困》中汲取乡村振兴的智慧和力量——《摆脱贫困》出版30周年暨乡村振兴理论研讨会综述《摆脱贫困》出版30周年暨乡村振兴理论研讨会7月5日在福建福州召开。30年前，习近平同志著述《摆脱贫困》，围绕闽东地区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重大理念、观点和方法，深刻回答了推进闽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穿越时空、历久弥新，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本次研讨会由福建省委、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国家乡村振兴局等联合主办，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召开，同时在宁德设分会场。与会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摆脱贫困》历史贡献、时代价值，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共同富裕等进行深入交流研讨。深刻认识《摆脱贫困》的历史贡献和时代价值《摆脱贫困》集中反映了习近平同志带领闽东干部群众为摆脱贫困而进行的深刻理论思考和艰苦实践探索，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价值追求和使命担当，是中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理论实践的重要原点。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认为，《摆脱贫困》中以经济为中心和因地制宜发挥区域优势的方针政策，对今天推动乡村振兴与实现共同富裕，仍然是具有根本意义的指导原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认为，《摆脱贫困》立足宁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坚持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制定因地制宜、“弱鸟先飞”等发展战略，引领了宁德地区快速发展。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曹立认为，《摆脱贫困》创新性地提出了物质贫困、思想贫困和信念贫困三个概念，对其辩证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为摆脱贫困找到了思路和路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琦认为，《摆脱贫困》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思想渊源，为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精神指引，具有重要时代价值。《摆脱贫困》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理论营养和哲学内涵，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生动体现。福建省政协原副主席陈增光认为，《摆脱贫困》蕴含着深刻的科学原理和实践精神，为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建立了理论原点和实践起点。福建社科院研究员张文彪认为，《摆脱贫困》展示了坚持认识和实践辩证统一的理论思维、坚持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的实践智慧、坚持问题导向和实现价值相统一的行动逻辑，彰显出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在具体政治实践中的理论定力和实践伟力。《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不断强化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思想引领《摆脱贫困》为新时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启示。本次研讨会还同时举办“习近平同志重要著作《摆脱贫困》的丰富内涵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源流关系和探索传承”“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农’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3个分论坛，围绕如何强化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思想引领而展开研讨。复旦大学合作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小林认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坚持以益贫性经济增长、包容性社会发展，构建乡村经济和社会繁荣制度基础，以多维度精准治理补好乡村振兴短板。宁波大学教授刘艳认为，要借鉴《摆脱贫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精准扶贫思想方法，推进乡村振兴精准施策。国防大学教授赵文涛认为，要坚持以思想旗帜为引领，增强推进“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徐祥临认为，要旗帜鲜明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加快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为农村彻底摆脱贫困和农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提供坚实物质保障。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认为，要根据中国现代化转型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新特点，围绕产业兴旺要求，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拓展乡村产业多种功能，构建乡村产业体系。清华大学教授张红宇认为，要借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经验做法，持续推进脱贫地区农民收入实现跨越式发展，抓住产业、就业两个根本性问题建立乡村振兴长效机制。以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本次研讨会由闽宁双方共同主办。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闽工作时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伟大事业。今年是闽宁村开工建设和对口协作原则提出25周年。多年来，闽宁携手，不断推进共同富裕的先行先试，开创了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闽宁模式”。举办此次研讨会，旨在科学把握乡村振兴内涵意蕴，提升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为实现共同富裕夯基固本。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徐进功认为，从“摆脱贫困”到“精准扶贫”，从“精准脱贫”到“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扶贫理念随着实践发展不断拓展深化，形成了从理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知行合一”理论实践体系。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杨选华提出，要借鉴“闽宁模式”统筹扶贫、精确扶贫、开放扶贫、造血扶贫、生态扶贫等重要机制，促进区域合作与产业融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创新理念、探索路径，推进关键领域改革创新、协同联动。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林震认为，要继续发扬《摆脱贫困》蕴含的自然价值观、生态振兴观、绿色繁荣观。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崔宝敏提出，要积极引导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加快推动城市资源要素下乡进程，实现城乡要素双向融合互动和资源优化配置。西南大学教授潘家恩提出，要以村落为平台、文化为底色、创意为引线，推进传统村落保护活化和产业发展，打造“人来、村活、业兴、文盛”新气象。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温铁军提出，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价值化实现的“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思想，重点推进林区生态价值实现，着眼于将林区空间生态资源转化成可交易的资产，推进林区资源资本化，实现高质量效益型发展和可持续增长、包容性增长。福建省委书记、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尹力在研讨会上表示，《摆脱贫困》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时撰写的首部著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摆脱贫困》中都能找到理论源头和实践起点。要通过重温《摆脱贫困》这一光辉著作，深刻感悟其中蕴含的真理伟力和思想伟力，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引领推动乡村振兴工作行稳致远。要坚持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坚持滴水穿石、久久为功，书写好新时代农村幸福生活新答卷。//延伸阅读【前沿】温铁军：激活数百万亿元生态资源价值【前沿】贺雪峰：中国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类型、误区及对策【前沿】陈锡文：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新刊】潘家恩等：乡村要素何以回流？——福建省屏南县文创推进乡村振兴的经验与启示“乡村建设研究”微信公众号编辑：陆显杭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乡村振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我国发展中的共同富裕问题，这成为党中央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之所以说共同富裕是再次被提到，是因为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党中央始终强调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最初在推动改革时就曾经讲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当是富裕的，这是其本质内涵。为了逐步实现这个目标，当时提出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40多年来，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党中央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追求的目标，虽然这个进程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压力，但它始终在不断地向前推进着。01坚持方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共同富裕。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建议》）中强调“共同富裕”，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同时还指出：“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但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建议》还多处强调了共同富裕，在关于“十四五”时期必须遵循的原则中，明确提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在关于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部分中，明确提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到2035年的远景目标中，明确提出“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表明，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从“十四五”时期开局到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在这15年时间中，党和国家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任务，首先是坚持方向，其次是扎实地推进，然后是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当然还并不是取得决定性成果的那一步，但是与现在的状况相比，必定会迈出非常明显的一大步。实现我国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一个非常宏伟、非常艰巨的任务，同时也是需要付出长期不懈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已经明确了关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取向，努力做大国民收入这个“蛋糕”是前提，科学分配好这个“蛋糕”是关键，也就是要处理好三次分配的关系；同时也明确指出，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共同富裕也不是同等富裕，共同富裕更不是“杀富济贫”。这些基本原则的清晰界定，对于研究改革发展和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非常重要和明确的指导意义。在实现共同富裕这个过程中，最艰巨的任务是如何更快地提高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的富裕程度。根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1:2.56，这个差距与十年前相比有一定缩小的情况，但在世界范围来看还是比较大的，显然还不尽如人意。所以真正要实现共同富裕，尤其是使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要有明显的实质性缩小，但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从公布的城镇化进程和城镇人口数据来看，似乎比较乐观，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3.89％，常住城镇的人口超过9亿，农民的比重已大大降低。但实际上农村户籍人口还有7.71亿，所以城市户籍人口实际上只有不到6.4亿。而到2020年底，已经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村级集体组织成员约有9亿人，也就是说，有近1.3亿已转为城镇户籍的居民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农民数量在逐步减少，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在未来15年的发展过程中，怎么保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能够有明显的实质性缩小，这是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最艰巨，也是最应当啃下的一块“硬骨头”。

文章转载自“屏南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微信公众号原文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作者：潘家恩，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副院长、教授，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吴丹，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刘坤，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硕士生【摘要】乡村文化是促进产业兴旺、治理有效，实现乡风文明、生态宜居的内生动力，也是当前各地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的难点与盲区。福建省屏南县在县域经济较为滞后和乡村普遍“空心化”的制约下，倡导乡村文化的新价值与新生活方式，以“乡村文创”激活以人为中心的各类要素，将偏远落后的“空心村”逐渐建设成为充满活力的“文创村”。基于上述县域经验，本文探讨了城乡融合过程中“乡村文创”对以人为中心的乡村要素回流的作用，并梳理了文创推进乡村振兴的经验与启示。【关键词】乡村文创；要素回流；城乡融合一、问题的提出近年来，城乡社会保障、精准扶贫和反腐倡廉等工作持续开展，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倍差值呈总体下降态势（李培林等，2019），新型城乡关系与“城乡中国”（刘守英，王一鸽，2018）初现雏形，但城乡差距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转。发达地区城市已经或即将进入丰裕社会、消费社会，而以农房废弃、耕地抛荒、集体经济薄弱、文化凋敝等为表征的农村“空心化”问题仍十分突出（姜绍静，罗泮，2014）。如何充实乡村的物质与精神内容，成为影响社会治理格局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问题。为此，2017年党的十九大启动乡村振兴战略；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产业、人才、生态、文化、组织五大振兴目标，要求通过走城乡融合之路，实现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社会早已认识到，根治“空心村”的关键在于引导要素回流乡村（温铁军，2013）。其中，以激活文化价值为主要特征的“乡村文化创意产业”（以下简称“乡村文创”），因兼顾乡村空间拓展、产业经济发展和文化资源整合，受到部分地区的青睐。然而，有研究指出，在部分乡村文创实践过程中，缺乏长期集聚非资本要素或非土地要素（李松龄，2020）的办法，对产业之外的振兴目标理解不深，乡村“实心”和城乡融合效果不佳，这也是当前乡村振兴纵深发展和提档升级所面临的普遍难题。在要素流动及城乡关系的研究中，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密不可分的部分要素，随着经济领域的拓展得到越来越多的阐释和重视。对于怎样才能富国裕民这个问题，亚当·斯密（Adam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耕读生活教育”本文整理自“后疫情时代人类社会发展新模式”研讨会暨《后增长》新书发布会发言嘉宾现场为《后增长》新书揭幕

文章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作者：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王思贤，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硕士生【摘要】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行动，面临“国家宏观目标难以达成”或“成本高昂、不可持续”等多重困境，需要以系统性思维构建符合上层建筑与基层实践需求的“六位一体”乡村建设行动系统化体系。从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河南兰考“三捐”行动、河南灵宝弘农试验等现实案例来看，乡村建设行动呈现出在各自特性基础上相互关联、派生与开放的共性特点，这为提炼出以三“对位”形式出现的“六位一体”的乡村建设行动体系奠定了基础。“党建引领—政府主导”提供体制性组织保障，“农民主体—多元参与”提供主力群体保障，“文化复育—技术嵌入”成为有效推动的重要因素。这三“对位”之间相互影响、互为条件，共同作用于可持续性的乡村建设行动，其系统性的有机配合与过程的生成性，将高效推动新时期乡村建设行动，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关键词】乡村建设；六位一体；对位；系统性；高效推动一、“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政策意涵与现实困境（一）“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政策意涵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面向新历史发展阶段的“十四五”规划，对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实践进行具体工作部署，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十四五”规划强调，“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风貌。完善乡村水、电、路、气、通信、广播电视、物流等基础设施，提升农房建设质量。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实施河湖水系综合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此后，中央政府就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作出了进一步部署。其中，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于2020年12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文章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根本目标，对“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提出了具体要求；有关部门组织编写出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掖建议业学习辅导百问》，从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原因、背景和目的三个方面对“为什么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这一问题进行了阐释；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对乡村建设行动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求各地加快制定实施方案，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综合来看，新时期党中央提出的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是面向2035年中长期发展目标而在“建设城乡协同发展格局”“提升乡村基础设施水平”“强化乡村生态建设”和“加快乡村人才振兴”四个主要领域进行的一次重大战略部署（见表1）。这一部署承载着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落实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政策目标，如“用好乡村建设空间，形成城乡大市场互补互促的国内大循环”，“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一齐推进”（朱启臻，2020），“既重视乡村基础设施和产业升级，也重视乡村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等，是促成乡村全面振兴，有效落实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任务和阶段性难题（高强，曾恒源，2020）。加快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相关研究，为当前的形势政策任务提供了研究性支持，是其配套的、内在的规定性要求。（二）“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现实困境就当前实践来看，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在基层现实基础、落实过程与目标达成等方面均与政策任务本身有着程度不一的偏差与张力。在实现建设城乡协同发展格局的本质任务方面，“十四五”规划强调加强县域、乡镇和村庄统筹规划，进而形成“村庄—乡镇—县城”网状发展格局，将县城与乡镇定位为服务农民的双层中心。但从当前的实际状况来看，无论是在城乡公共品提供的差异与作用方面，还是在城乡要素流动和交换等市场机制所造成的极化效应方面，县乡两级从乡村的汲取大于供给，是吸纳乡村精英的中转站或中心，而不是服务农民的中心。此外，当前新的“上山下乡”运动趋势需求与县城、乡镇的吸纳和服务功能之间存在偏差。2015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共青团中央等部门印发专项通知，开展诸如“外出青年返乡创业‘燕归巢’工程”，吸引了一大批创业青年下沉乡村，但当前返乡青年的职业异质性强，引发了更为复杂的乡土社会公共服务需求，乡村新业态催生了城乡之间跨越县乡互动的新模式，数字下乡背景下的服务需求越过县城与乡镇而直接下沉至村域内，新时期县城、乡镇的功能定位亟须转型。再者，河湖水综合治理、开发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这与当前产权归属各行政村的碎片化产权结构体制存在矛盾。体制上的缺陷与不完善直接决定了当前生态环境整治工作目标在短时间内无法高效完成。国家以项目制方式推进乡村建设面临支付成本高、项目不可持续的难题。当前外部项目下乡后面对的是一个急剧分化的乡土社会，村社集体再造尚未完成，农村基层组织困于行政性、治理性事务，服务功能弱化（柏先红，刘思扬，2019）问题突出，无法有效对接外来资源，大大加剧了项目资源落地的成本，这与项目制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基层政府项目发包虚化、寻租合谋等问题（李韬，2019）交织后，进一步加剧了项目制下乡的落地成本和效率损失。同时分化的乡村、溃散的村集体也难以承担项目落地后的统筹运营，如何实现乡村的有效持续运营成为新时期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亟须直面的现实问题。以重庆市璧山区丁家街道L村为例，当地在政府和市场资本的联合主导下进行了村庄民俗项目的开发，但因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村集体的项目建设和维护的主体性不强，整个项目后期的发展动力不足（石欣欣等，2021）。以上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影响着新时期实施乡村建设的质量。本研究正是立足于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可能遭遇的现实难题，着眼于在科学准确地阐释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深化学科理论和进行实践创新，在学界既有的研究中汲取可进一步借鉴的经验，以系统思维全面重构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行动体系，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助力实现乡村振兴。二、从系统性视角看“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研究的进展与不足用系统性思维解决我国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路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重点强调了新时期必须坚持系统思维解决当前我国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系统性思维强调的是，在复杂的场域内以动态的视角厘清多种复杂的主体、要素的普遍联系、相互促进、彼此影响的复杂关系，进而形成一个逻辑顺恰、各守本位又相互促进的共同体（张娜，杨健全，2022）。基于系统性思维来看学界对“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研究可以发现，目前学界研究从多重视角出发，以现实实践中的问题为导向，对新历史时期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展开了积极探讨，基本形成了对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组织、群体和推进要素的多方位研究。具体来看，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组织”的研究，具体而言是对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党政”这一关键性组织的探索。伴随我国政治体制优势的不断凸显，强化党组织建设和发挥政府优势引领乡村建设作为重要的实践路径被学界所重视。刘蔚（2019）认为，基层党组织是强化乡村治理、实现乡村发展的领导核心和核心力量。强化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关怀，通过党建引领实现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责任（梅立润，唐皇凤，2019）。同时，国家资源输入能弥补乡村资源流失，补足乡村发展短板。税费改革后，“项目制”成为我国政府参与基层治理的主要治理方式，政府主导下的政府项目、资源下乡被认为是推进乡村建设的最基本的方式之一（管兵，2021）。就此来看，学界的研究充分注意到了“党政”这一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关键组织的积极意义和重要功能，但党政组织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的主导作用在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如何表现？党组织和政府组织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又该表现出何种结构与功能？这些关键性问题仍需要在研究中进一步回应。二是，关于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群体”的研究，具体而言是对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的农民群体和多元社会群体的探索。学界既有研究充分肯定了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研究中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多元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意义。一方面提出了“积极公民”（邓大才，2021）、“中坚农民”（杨磊，徐双敏，2018）和“有为集体”（刘景琦，2019）等概念，要求激发包括农民在内的村集体、村干部等乡村内部群体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和新素养；另一方面也充分重视到“乡愁”和“乡恋”对于当前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张劲松，2018），倡导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引导新乡贤（吴晓燕，赵普兵，2019）、社会组织（萧子扬，2020）、知识分子（何慧丽等，2014）等多元外部群体参与乡村建设。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多元参与的社会群体中的部分出现了已转化为“一懂两爱”的新农民群体的新现象。例如，多元参与的过程中诞生了诸如“荣誉村民”“市民下乡”等新农人、返乡创客群体，这使得在村农民群体的构成日益复杂，乡村建设中的农民群体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个正在走向新组合的新群体，激活农民主体性的重点之一是要充分关注这类新群体的产生和发展特点。除此之外，当前农民群体面临“一家两制”的发展困境，乡村农民的留守性和残缺性特点突出。因此，如何理解农民主体和多元参与伴生的这些现实特点？实现农民主体性的新方式新路径是什么？这些成为对新时期乡村建设行动的主力群体的讨论需要充分关注的新背景下的新现象新问题。三是，关于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推进要素”的研究，具体来看是对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文化复育与新技术、新要素嵌入的探索。乡村文化建设被认为是乡村其他领域建设发展的根基，着力乡村文化复兴是新历史时期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进乡风文明的铸魂工程（吕宾，2019）；加快乡村文化复兴是新历史时期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进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李翔，宗祖盼，2020）。这一发展指向与百年前民国乡建尝试通过教育救国、文字下乡、新伦理重构新社会组织的文化乡村建设具有一脉相承性。与此同时，学界以实施数字乡村建设为中心，逐渐探索出现代技术要素嵌入乡村建设，高质量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重要策略。一方面，将数字技术看作乡村治理的方式和手段，有效提升乡村治理的效能（沈费伟，袁欢，2020）；另一方面，将数字技术等新技术和新要素视为促进农村生产生活转型的重要途径，倡导通过数字技术催生乡村生产新业态和新的生活方式（李翔，宗祖盼，2020）。不过，学界的研究往往将乡村建设的文化概念限制在乡土文化之上，对于新技术、新要素的理解也单纯从其物理形态上加以理解，而忽略了“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这一广义文化与技术、要素之间的内涵和意义。以区块链建设为例，这类技术不仅涉及先进的物联网等实体技术，也在本质上蕴含着共享共治共生的发展文化理念。那么，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过程中，这些新文化或技术要素在关联性基础上的应用特点及其功效为何？就具体任务而言，文化与现代技术和现代要素之间的关联性表现是什么？这些都需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深入研讨。综上所述，学界既有研究归纳了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所涉及的各类领域和各种要素，为新时期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指向。但这些研究中单要素单维度的具体研究居多，多要素多维度的整体研究缺乏；分形式的各领域的阐释性研究居多，分层次的辩证有机的过程跟踪性研究缺乏。新的历史时期，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关键在于构建上下结合、高效推动的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新体系。那么，“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乡村建设行动系统与“农民主体、多元参与”的自下而上的乡村建设行动系统应当呈现何种运行状态？如何规避各主体之间的错位、缺位与越位问题？如何解决村社溃散、自我发展不足、多元主体参与体系不健全、现代要素和乡土文化的效能未能充分激发等问题，进而解决实践中的乡村建设行动的高成本、低实效问题？这些问题亟须做出系统性回答。对此，本研究将以三个不同条件的乡村建设行动案例为基础，理解新时期乡村建设不同项目表现出的特性与共性，深化学界关于相关议题的探索，进而从“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多元参与”和“文化复育—技术嵌入”三重维度的“对位”思维出发，对“六位一体”的新历史时期的乡村建设行动进行系统性阐释。三、寓共性于特性之中：新时期乡村建设行动体系的特性与共性表达为了准确理解当前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过程中涉及的各类要素及其互动机制，本文选取了三个不同类型的乡村建设项目，分别为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河南省兰考县“三捐”行动和河南省灵宝市弘农试验。三地基础条件不同、资源禀赋差距大，具有不同行政地理区划的强异质性，这使得研究结论更具普适性和现实性。具体来看，三个不同的乡村建设案例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性。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最大的特点在于中央和地方多级党政组织统合其他群体和推进要素以服务乡村建设；兰考县的“三捐”行动，以多元参与为主要特征，充分调动新乡贤、新的社会阶层、新农人、非在地的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而灵宝市的弘农试验则是充分重视在地化农民的培养，以先进的文化理念和生产技术赋智于农民，突出当地乡村建设的内生性动力因素。（一）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党政组织统合多主体、多要素为深入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进我国共同富裕建设成为新时期党和国家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提出，选定前期社会基础条件优良、地域规模适中、地理区划代表性强的浙江作为全国共同富裕建设示范区和先行区。从目前的工作部署来看，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从中央到地方，表现出党政组织主导、引导和统合乡村建设多主体多要素的特点。一是，充分发挥党政力量，通过强化党组织建设和政府提供政策保障、开展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式，主导此次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在党政组织方面，自2021年6月起，中央和浙江省两级政府以成立新组织、出台专项政策文件的方式指导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2021年10月21日，浙江省成立中共浙江省委社会建设委员会，以成立功能性党组织的方式，整合政府内部党政资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思想引领和赋能赋智。在政策保障方面，2021年11月多个中央部委和浙江省连续出台了《关于高质量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行动方案（2021—2025年）》和《支持浙江省探索创新打造财政推动共同富裕省域范例的实施方案》。这些政策的出台，一方面发挥了中央部委的各项职能，通过改革授权的方式，将相关领域的试点工作及试点建设的配套资金嵌入浙江省发展建设秩序中；另一方面也逐渐形成中央—地方的联动机制，由中央一级政府协调调整建设机制，再由浙江省及省内各县市具体实施，表现出各级政府科层分工的突出优势。二是，党政组织用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技术引导浙江省共同富裕建设。作为“两山理论”的重要实现机制，生态产品价值显现及其配套的体制机制是当前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有力支撑。为促成我国21世纪中期达到“碳中和”目标，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生态空间资源的用益物权、收益权、特许经营权、承包权，生态调节服务和各种基于生态系统功能的权益类产品（如碳汇、排污权、水权、绿化指标交易、跨省跨流域生态补偿等）等应运而生。此次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过程中，浙江省在获得各部委的授权之后，率先从省级层面探索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GEP核算应用体系，并制定实施了浙江省碳排放达峰、碳中和行动，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的市场交易，这些先进的技术理念与文化要素能有效助推浙江省实现共同富裕。三是，党政组织统合多元社会群体和农民主体参与乡村建设，强化外部社会力量对乡村的外发性扶持与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建设。例如，浙江省政府统合市场资本大力发展各类养老保险和商业保险，并在浙江省内实施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有效实现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智力、产业、民生、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相互帮扶，创新提出了“飞地经济”等经济利益共享的发展模式。在对乡村进行外发性扶持的同时，浙江省政府强调在共富的实现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着力于全面提升农民的物质、精神、生态、社会环境和公共服务等，并强化乡村人力资本的开发，充分激发高素质农民的增收潜力，使劳动者通过自身建设实现创收。（二）河南省兰考县“三捐”行动：多元群体“捐钱、捐物、捐工”参与乡村建设以项目制方式推进乡村建设是新时期各级政府针对乡村振兴战略履责的主要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直面两大难题，即“项目配套资金从哪来”和“项目下乡如何有效落地”。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既难以实现项目下乡的惠农初衷，也将加剧地方政府的无效债务。自2018年起，河南省兰考县由县委县政府牵头，在全县范围内动员基层群众、乡贤群体“捐钱、捐物、捐工”，在破解配套资金缺位难题的同时，通过“三捐”有效强化基层村集体建设，破解新时期乡村建设项目下乡“最后一公里”难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兰考县已有242个村庄相继开展了“三捐”活动，累计捐款2592万元，捐物折资约750万元，捐工48万余个。从当地的具体实践来看，河南省兰考县的“三捐”行动，实现了多元群体以出资出工的形式参与到乡村建设，其具体实现过程和特点如下。一是，由县委统战部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和制度优势，营造“三捐”的热烈氛围，鼓励多元群体参与“三捐”活动。兰考县的“三捐”由县委统战部联合其他部门发起，发动多元社会群体参与三次分配，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方面的优势。在县乡联动上，由县一级政府出台相关文件，当相关行政任务下沉至乡镇一级政府后，乡镇政府则充分发挥连接基层的体制优势，召集辖区村支部书记、企业负责人、致富能手等群体举行座谈，就如何开展“三捐”工作进行讨论；在制定相应工作机制后，由乡镇政府主导建立微信群，动员本地在外经商和务工人士捐款捐物，乡镇干部还直接进入村庄，向村民讲解政策，动员在村村民捐工、捐钱。基层党支部在参与动员的同时，积极作为村落单元的组织主体，具体负责本区域的组织工作，进而在基层社会形成“自己家园自己建、我为家乡做贡献”的良好氛围。二是，重点强化包括本村在村村民、在外经商务工村民、新乡贤、新的社会阶层等在内的多元群体捐钱、捐物模式的运行机制。在兰考的“三捐”工作开展过程中，当地政府不仅注意到在村普通村民，还充分发挥了在外经商务工村民、新乡贤、新的社会阶层等多重群体的积极作用，通过兰考商协会首席服务官机制，在为驻地企业提供良好服务的同时，通过情感治理吸引企业反哺家乡。当地前期统战工作中缔结的诸如工商联、食品行业协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简称“新联会”）、网络人士联谊会（简称“网联会”）、“四新力量”联谊会、新乡贤联谊会等各类社群发挥了积极优势，将多元社会群体引导进入乡村建设的行列中，有效服务乡村建设。三是，以民主参与公共生活的创新性工作方法和理念，为多元群体参与乡村建设提供凝聚力和后续运营保障。兰考“三捐”行动的突出特点在于捐献的品类不仅仅局限于资金和物资，还包括出劳出工，而劳工这类非物质资本恰恰是组织和动员在村村民的关键。在村村民的捐工，不仅能有效实现当前完善村庄基本公共设施的任务，还能在劳动中调动在村村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性，以新的乡村建设方法与理念为乡村建设提供参与群体保障。此外，为了管理好“三捐”资金，当地形成了以在村村民代表为主的五人民主理财小组，将募捐的管理工作纳入村民自治的范畴。民主理财小组在日常工作中负责“钱、工、物”的记录、管理和公示工作，为多元群体参与的“三捐”工作提供常态化运营的机制保障。（三）河南省灵宝市弘农试验：文化、技术赋智与农民在地化培养21世纪伊始，城乡发展失衡、“三农”问题严重，社会各界以反思工业化为线索，开启了当代乡村建设。作为当代乡建派发起的重要乡村建设试验之一，以弘农书院、弘农沃土农牧专业合作社和弘元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为主体的弘农试验2013年正式落地河南省灵宝市。经过八年的发展，灵宝市的弘农试验初具成效：以弘农书院为核心，培养了一群各有优势的返乡创业青年；以弘农沃土农牧专业合作社为基础，发展起生态养殖、生态种植的农业产业；以弘元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为依托，形成覆盖周边近十个村庄的生产供销联合体。从这八年的试验发展历程来看，灵宝市的弘农试验最突出的特点在于通过先进的文化理念、生产技术赋智于农民，完成了农民的在地化培养。具体而言，灵宝市的弘农试验经验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用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技术、合作思想赋智农民，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灵宝市弘农试验直接从民国乡建文化建设中借鉴经验，并与当前时代发展紧密联系，确立了“尊道贵德、和合生态”的试验核心主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当前复兴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首先，弘农试验以家庭为单位，组织“道德讲堂”“周末读经班”和“新蒲剧《弘农儿女》展演”等活动，以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用传统文化要素浸润其身心，实现“夫妻和合、敬老孝亲”等优秀家庭传统文化在村庄的复育。其次，弘农试验组织核心团队成员前往东北地区学习强调“有限规模、绿色养殖”理念的生态发酵床养殖技术，以生态可循环的养殖方法，杜绝高饲料、高兽药行为。通过生态养殖方式出产的产品受到了本地消费者的喜爱，又因为有限养殖和合作社内部信用购销，最大限度地规避了小农生产风险。最后，用合作思想重整村社秩序。弘农试验在其扩大发展中孵化了弘元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在片区范围内联合了包括农牧养殖、柿子醋加工等在内的专业合作社，并发动起了合作金融。由于前期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声誉，弘元联社很快便吸引了200余万元的合作金融本金，完成了“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新时代乡村建设综合合作模式，实现了乡村的自我合作发展。二是，党政组织通过资金扶持和方向引领，为弘农试验人才发展提供良好的扶持培育机制。灵宝市弘农试验的在地化人才培育很大程度上是离不开党政组织的支持和培育的。这种支持和培育机制一方面体现为资金、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体现为党组织对整个试验的引领作用。首先，党政主体对弘农试验的资金、政策扶持自弘农试验开始就得到了包括三门峡市人民政府、灵宝市人民政府、灵宝市文广旅局和园艺局等政府部门在组织登记注册、业务指导等方面的支持。2019年，《中共三门峡市委、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人才环境加快推进人才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三发〔2019〕18号）、《2019年灵宝市人才工作意见》等政策文件出台，弘农试验以弘农书院、弘农沃土农牧专业合作社为依托，获得政府招财引智项目资金资助300万元，为在地化人才开展乡村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其次，弘农沃土农牧专业合作社是在河南省灵宝市焦村镇罗家村党支部领办的基础上成立的，合作社的发展得到了焦村镇党委和该村党支部的高度重视，在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向上引领合作社发展，为合作社确立了生牛养殖、生态苹果种植等产业，进而为在地化培育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实践场域。三是，整个弘农试验是以多元社会群体参与的外部群体促发为主要特点的。首先，弘农书院的成立就是多元社会群体参与的结果。2013年，由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联合其他14家社会组织联合成立了灵宝市弘农书院并在当地注册登记。此后，中国农业大学何慧丽教授、外来创业者车海生等人都曾以弘农书院院长的身份在此推进弘农试验。其次，在日常发展中，弘农试验一方面受到施永青基金等社会组织的资助；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农业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就学生研学、社会调查等活动展开合作，在此过程中为高校群体提供实践场域，也在合作中受到高校知识分子群体的帮助，双方在合作中各取所需。在村民的在地化培养等方面，弘农试验最初就利用外来的社会建设力量，团结和凝聚了一批包括樊少欢、刘巧珍、陈振峰、何盼阳、樊冰冰等在内的返乡青年群体，实现了“外发促内生”的在地化培养。这一群体中，既有大学毕业生，也有在外务工的初高中学历青年。在弘农书院的培养下，这群人在为人处世和知识技能方面都有了很大提升。目前，最初的核心团队成员有的通过选举进入村两委为全体村民服务，有的因熟练掌握合作社办社原则成为多家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他们均已成长为当地村庄发展中的精英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地乡村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四）关联、派生与开放：三个乡村建设案例中的共性实践表达综上所述，浙江省与河南省兰考县、灵宝市三地的乡村建设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有的以党政组织的主导、引领、统合机制为关键，有的充分动员多元化的群体参与乡村建设，有的则是充分注意在地化人才与组织的培育与孵化，三个案例中实现乡村建设初步成效的机制与特点各有侧重。不过，三个乡村建设行动案例又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强化党组织建设、各级政府提供体制资源保障、农民主体性发挥、多元社会群体参与、发展先进文化理念和现代技术等六个要素，这六个要素在乡村建设的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表现出相互关联、相互派生、相互开放的特点。一是，相互关联性。在乡村建设行动的实施过程中，六个要素之间相互牵连和影响，表现出了相互关联的特点。例如，浙江省在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过程中，党组织建设与政府体制改革相互关联，坚持党组织的领导始终贯穿政府主导的整个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过程；同时还通过设立新的功能性党组织，有效统领相关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整合资源和资金，更好地发挥党政组织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统领性和体制保障性作用。二是，相互派生性。在系统性的乡村建设体系中，各要素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表现出复杂的派生关系。从灵宝市的弘农实验来看，以在地化的人才实现乡村建设的农民主体性发挥，离不开前期多元社会力量对在地化农民的外发性培养。换言之，灵宝弘农试验的关键，正是通过“外发促内生”的实践机制，以多元力量参与乡村建设为前提，派生和孵化在地化人才与村社组织，从而激活了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三是，以阶段性为表现形式的开放性。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是一个系统，这一系统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主体和要素能有效进入这一系统发挥作用，并形成有主有次的开放式系统。兰考的“三捐”行动在发动之初，是以党政力量为主导发动各群体参与的，这一时期主要需要党政组织搭建平台。而在广泛动员发起多元群体参与“三捐”行动之后，对获得的钱、物、工进行管理成为工作的重点，此时村社和农民的主体性力量发挥成为新的工作重心。总而言之，不同的乡村建设项目或行动各具特点，但在特殊性中蕴含着相互关联、相互派生和相互开放的共性特征，这些寓于特性之间的共性恰恰是六个相对独立的乡村建设行动的组织、群体和推进要素组成一个系统性的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体系的关键。四、三对位的“六位一体”：新时期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系统性归纳新时期，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是一个完整的复杂社会行动过程。它伴随着经济基础变化、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调整和新发展格局生成，是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同步调整变化的一个“过程同构”的社会参与过程。从上述三个案例可以看到，新时代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往往需要“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多元参与”“技术嵌入”和“文化复育”六个要素。而六个要素以三“对位”的形式出现，呈现出复杂的互构关系。何为“对位”关系？“对位”一词最早出现于音乐领域，用以形容两个或几个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旋律合并成为一个单一的和声结构，在这一特殊的和弦结构中，两个或几个有关但是独立的旋律合成一个单一的和声结构，但每个旋律又保持它自己的线条或横向的旋律特点（贾达群，2006）。就新时期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六个要素的关系而言，组织与组织、群体与群体、文化与技术之间在不同的维度上，呈现出类似乐理中的对位关系，并分别承担着促成乡村建设的不同功能。首先，“党建引领”和“政府主导”这一“对位”通过发挥执政党及各级政府的引领、主导角色，为推动乡村建设提供组织保障；其次，“农民主体”和“多元参与”这一“对位”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充分发挥建设群体的主体角色、参与角色及其作用；最后，“技术嵌入”和“文化复育”这一“对位”是从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文化科学技术等要素的介入、激活或浸润等角色作用而言，重点突出推动实现乡村振兴的各类工具性要素。（一）“党建引领—政府主导”：乡村建设行动的体制性组织保障坚持党建引领和政府主导，能为难以实现自我复兴的乡村建设提供重要的体制性组织保障。工业化初期，我国通过从乡村汲取农业剩余完成了现代化所需的原始积累，由此造成了“城乡中国”的二元结构，也造成了优质劳动力、产业发展剩余等多要素的剥离，乡村当前的自有条件难以有效实现乡村的自我复兴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的党政组织在纵向的资源整合和分配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当前的乡村建设行动离不开党政组织通过思想引领和制度供给向乡村社会赋智、赋能。具体来看，在新时期强化党建工作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基层党组织能在动员团结群众、引导乡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战斗堡垒作用。我国党组织“五级书记”的层级设置能有效深入和统合基层社会，“五级书记”责任负责制能有效实现不同层级党政体制的职能分工，将各级党政组织的惠农要素有序通过层级嵌入乡村发展秩序当中。同时，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工作，通过培育和选拔优秀人才在乡村基层党组织任职，能够有效实现乡村党政组织的人才振兴，完成对乡村基层的赋智。此外，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和“党建引领民营企业发展”的党建引领工作机制，将强化基层党组织对乡村地区不同经济主体的思想引领作用，实现乡村的再组织化、经济主体参与三次分配等社会效益。政府主导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政府的行政权力和资源统合能力，矫正乡村建设中的市场失灵，并为乡村建设提供物质保障和治理保障。首先，政府作为公权力主体，在强制和规范力上具有突出优势。当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时，通过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推动各项制度改革，能有效矫正市场失灵，保护乡村建设中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其次，得益于政府在资源整合和财政支付上的优势，“十四五”规划中，中央政府将水、电、路、气、通信、广播电视、物流等基础设施和农房质量的建设和提升作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重要内容。这种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将大大提升乡村宜居水平、重构乡村的生产生活空间布局，为乡村产业发展和吸引人才返乡奠定坚实基础。最后，政府的规范和强制职能，决定了其在统合推进的乡村建设行动中应当扮演治理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执行者。因而，通过政府的权威性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各类项目制定标准和评价体系，能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提供治理保障。（二）“农民主体—多元参与”：乡村建设行动的主力群体保障坚持农民主体和多元参与是有效落实乡村建设行动的主力群体保障。实施乡村建设除了必要的政策支持外，必须坚持农民建设乡村的主体地位，调动村集体与村民对乡村建设的参与度，通过发挥农民建设乡村的主体地位，确保乡村建设为乡村；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过程中，坚持不同社会主体参与乡村建设的多重路径，充分发挥新乡贤群体在乡村教育、乡村文化建设方面的突出作用，知识分子提供先进理念倡导、引导、陪伴乡村建设；社会组织促进城乡对接，市场资本发挥加大乡村投资、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方面的突出优势。将农民主体与多元参与有效结合起来，能为新时期的乡村建设提供主力群体保障。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30年中，乡村面临转型巨变，乡村群体严重分化的同时，也造成了乡村原子化等问题，农民在乡村建设初期参与度不高。对此，新时期有效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需要充分关注农民主体与多元参与的伴生性特点，并利用两大群体的复杂互促关系，构建乡村建设的农民主体和多元参与机制。多元主体的外部社会参与，一方面能替代乡村建设初期农民主体自觉性的缺失，参与乡村技术设施投资、农村金融发展、农村社会公益福利供给等活动，有效地服务乡村建设；另一方面，这种外部帮扶型的社会参与能在乡村的陪伴式建设中培育一批乡村的本土化人才，并通过供给乡村金融、社会慈善等服务刺激乡村的再组织化，起到“外发促内生”的社会效果，实现乡村自我发展动力的激活。除此之外，还要充分利用多元社会群体与村民群体之间的转化特点，有序引导返乡青年、新农人、荣誉村民等新农民群体参与村庄的公共生活和建设，以更为宽泛的“农民”概念补充分化后空心的农民主体。（三）“文化复育—技术嵌入”：乡村建设行动的有效推动要素新时期，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除了实施组织和群体之外，往往还需要文化、技术等促进乡村建设的推动要素对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系统加以补充。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行动，要充分借鉴民国乡建以文化建设为切入点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资源以应对社会变革的经验，在新一轮乡村建设过程中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农村生产生活的积极意义。同时，在对乡村建设发展要素的讨论中，不能简单地割裂文化与技术的关联。就文化与新技术、新要素的深层内涵来看，文化的有形表现是技术、知识，文化的无形表现是理念、价值。文化与新技术、新要素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性，新时期以新技术培育适应当前乡村建设需要的新文化，以文化复育为村民参与乡村建设提供新技术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新发展思维。对此，新时期的乡村建设在坚持文化复育与技术嵌入丰富乡村建设时，需要兼顾三个方面的建设思路。第一，要创新现代发展理念，推动当前乡村建设体制机制改革，构建符合现代发展需要的发展格局，为新历史时期乡村建设行动赋智。例如，通过尊重和复育乡土文化，基于文化这一媒介实现外部资源的在地化转化，保障乡村建设项目易推广、能推广；坚持绿色发展指向，在乡村建设中贯彻绿色发展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实现两山两水的有机转化；要以开放的理念为乡村建设增添活力，以超越“三农”的立场谈“三农”，形成“乡村+城市”“三产融合”的发展思维，拓展乡村发展空间，通过乡土文化的价值显化，丰富乡村建设方式。第二，要通过现代技术的嵌入为新历史时期的乡村建设提供动力支撑。例如，用互联网技术弥合当前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乡村传统三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不同程度抽离、弱化和瓦解的现象，进一步协调城乡发展，补齐乡村短板，推动城乡工农互促的良性格局生成。第三，通过文化与技术之间的关联性特点，实现技术与文化在乡村的共促与共生。用现代化、生态化的生产技术为乡村培育生态文明理念，用乡村乡土文化资源为乡村提供新技术、发展新业态。（四）方向前提、组织保障、群体载体和动力源：“六位一体”三对位的互促机制在系统化的乡村建设行动体系中，三对位“六位一体”的组织、群体和要素之间呈现出复杂的互促关系，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党建引领和政府主导是实现农民主体和多元参与的方向前提和组织保障。党建引领和政府主导能为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有序开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并通过诸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政企合作、校地合作等乡村建设机制实现乡村再组织化，引导市场资本、新乡贤、知识分子等多元主体参与乡村建设，就此实现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行动组织和行动群体的互构与互促。第二，农民主体和多元参与是实现文化复育和技术嵌入的群体载体。从实践来看，多元群体的社会参与机制是实现向乡村导入现代技术要素、刺激乡土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条件；而充分实现农民的主体性发挥和农民的再组织化，能有效提升技术赋能乡村、文化要素提升乡村软实力的效度，进而在总体上实现乡村的组织振兴和文化振兴。第三，文化复育和技术嵌入是动力源，能进一步提升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和多元参与的有效性和协调性。现代技术要素和先进文化是党政组织和多元群体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重要依靠，新文化与新技术能为组织和群体实施乡村建设提供发展动力，进而增加乡村建设的有效性。而党政组织、多元群体参与乡村建设的动机、方式各有差异，面对多重乡建需求，在文化复育与技术嵌入这种软性和硬性发展要素双重作用下，能够有效协调多主体之间的差异性，构建顺畅、协调的“党政+农民+X”建设机制。五、结束语本文从当前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所面临的“国家宏观目标达不到”和“目标达到了但成本高昂、不可持续”双重困境出发，在学界既有研究的基本指向下，以国家政策意涵为根本、以社会现实为基础，构建以党建引领、政府主导为组织保障，以农民主体、多元参与为群体主力保障，以文化复育、技术嵌入为动力源补充的多要素、系统化的乡村建设行动体系。三组对位关系的“六位一体”乡村建设行动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互促关系。首先，中央政府发起乡村建设行动后，通过党建引领和政府主导实现了向乡村建设的赋权、赋能，有效保障了当前乡村建设行动的各类所需，为实现中央政府提出的各项宏观目标提供了组织保障。其次，农民主体和多元参与能进一步形成乡村振兴的人才振兴或新农人振兴优势。党政组织与农民、多元社会群体之间呈现出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通过多元力量参与以及丰富的社会资本弥补了政府公共资源的稀缺属性，并通过外发促内生的实践机制有效促进了乡村的再组织化，进一步强化了乡村建设行动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使村社集体和多元社会参与群体成为承接自上而下党政赋权赋能的有效载体，有效降低了单纯由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的各项成本。此外，在乡村建设格局中，党政、农民、多元社会等组织和群体将各类文化以及技术这一发展要素嵌入乡村建设系统之中，将乡村内外的资源内化为乡村发展的基本要素，增强了乡村的发展能力，为解决成本高昂、不可持续的问题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可能性路径。总体而言，自上而下的“党建引领”“政府主导”、自下而上的“农民主体”“多元参与”以及“文化复育”“技术嵌入”，这三个维度的六个方面需要有机融合，构成一体化的行动体系。行动体系的系统性有机配合与过程的生成性，将高效推动新时期乡村建设行动，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当然，在我国极其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中，各地基础条件千差万别，“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多元参与”“文化复育”和“技术嵌入”这六大要素互促的系统性乡村建设行动呈现出伴生性、差异性、开放性的特点，系统内部潜藏着此消彼长的依赖、转化和发展的复杂互动关系。因此，对于具体的乡村建设行动，仍需就具体情况做进一步讨论。参考文献和注释略延伸阅读【前沿】何慧丽：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新思维、系统性和切入点【纪念王纪伟】何慧丽、贾林州：乡村合作化道路的胡寨经验【声音】何慧丽：兰考乡村建设行动的几个关键词【直播预告】何慧丽：欠发达地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与乡村有效治理

加入WTO,会使中国农业走向何方？Three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三生谷生态书院”有一个美丽的山谷雾常不期而升，在四季的晨昏在森林和梯田组成的大地舞台上冬雪飘颻锦袍暖，春风荡漾霓裳翻三生谷生长于斯晴耕雨读我们的乡村新生活方式也这样慢慢升起疫情、隔离、停摆，我们一路飞奔现在终于停下来了地球经过三年休养生息有了诸多变化也许我们也可以重启我们的人生走不一样的路当我们过了温饱线，幸福和金钱就不会是线性关系了经过过去的辉煌、迷茫、毕业就业失业、家庭婚姻恋爱是时候停下来思考：此生的意义么？有没有想过另外一种人生呢？另外一种生活是可能的么？生活城市这么多年，您有没有想过走出这片高楼森林去接触真正的土壤，去抚摸长满苔藓的大树每个中国人心中的诗画田园梦只是梦中的呼唤么？修篱种菊，还可以种桃，种梨种春风经过三四百年西方文化为中心的世界发展进程，目前正进入一个中华文化崛起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时代而乡村是最好的起点那是中华文化的根脉所在，承旧开新，是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场域，经常有人问我乡村的经济价值，如果从生态、社群、经济和文化四个维度系统重建一个生态村我想：那是一种新文明的价值人，善意的栖居在大地上如果说前面四十年的中国属于城市那未来应该叫：乡村回归到教育本身，回归到劳动本身，回归到生活本身回归到人本身，去除异化和驯化找寻本源，探寻第二次轴心超越未来，我们来！给自己最短1年的时间来乡村学习，生活是你生命的GAP年我们投资自己去考取驾照、律师证、厨师证大学毕业证，这次我们投资自己的生命在共同体中生活，做项目，锻炼我们那颗熟悉又陌生的心考取觉察和驾驭自己那颗心的证书从心开始，从心出发心清净则国土净以出世精神做入世志业为了自己，也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三生谷生态书院，立志探索一种当代书院的新教育，培养更多生态觉醒和生命觉醒的生态人，推动生态文明转型。看看我们往届学员想和您说些什么新型的书院是一个场域，而不是一个房子，我们的双创园，书房，朴门农场，自然学校，茶工坊，厨房等都是我们的书院而教什么学什么需要创新怎么样教需要创新基本上颠覆关于教学就是在教室上课和发生的习惯性认知甚至我们不想过早去定义当我们经过五六年的实践，基本实现了吃的粮食蔬菜的自给自足还有喝的红茶绿茶还有用的住的都自给自足都是生态的，有机的时候书院就成了灵感之源我们欢迎小伙伴一起来创意创新创业看看我们可爱可敬的97岁高龄的荣誉院长怎么样介绍我们的教育吧2022年第四届三生谷生态书院招生计划招生人数：十人以内。年龄：1985年后出生均可入学基础：大学或同等学历，懂外语佳。费用和学制：学制学费：第一年在学院生活和学习，食宿+学费=2.4万/年。对于优秀人才，我们一贯大门敞开，今年继续将提供食宿和学费全免的奖学金名额。第二年项目协调人，全免+生活补贴。项目可以在书院基地生发也可以去其他项目点。学习内容：第一年针对我们的三生教育中有生态教育，生活教育和生命教育设计的三类课程。一.生态教育朴门永续设计，自然农法农耕实践，生态村整全设计教育EDE，二.生活教育1.农场耕种和管理，2.自然学校的游学研学，3.民宿和书店的管理，4.新媒体和传播，5.双创园24节气风物制作，6.正念茶道中心，都是真正生发中的项目，学员入学之初即可选择加入以上六个中的几个，知行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了您在共同体社群中更好的与人相处和协助项目，需要学习：轮值做饭、打扫卫生、开会、协助技巧、NVC，正念、教练技术和U理论，青色组织的自治管理等等。三.生命教育有机哲学、儒释道等。授课方式：有每周的课程，每月的课程，每年的各种工作坊，但不是每天坐课堂上听讲这样传统的形式才是学习，而是留白给学生在日常中以项目式学习、生活式学习，借事练心，以及读书会共学自学一本书、观影等几种形式为主开展学习。以青色学校方式自治管理，互评共学，月度反馈，学时制等方式。书院经常各种高人来访因此各种应机会讲频频，还有每年一次的徒步游学、外出参学等方式。咨询微信二维码入学流程：加我微信，索要入学申请表，我们收到你申请表后确定面试，面试通过后通知入学缴费。今年入学的日期在四月下旬。在这个文明大转折的时代，觉醒将是最重要的课题，然后躬身入局到这个范式转变的洪流中，去创造，去建设，方不枉此生。延伸阅读【资讯】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董筱丹著作上榜国家新闻出版署“2022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前沿】张孝德：传统乡村是财富经营总部——兼谈"农为邦本"与乡村经济学【前沿】国仁数字启航助力乡村振兴！【田主招募】我在屏南有亩田：田已备，等你来【读书会述要】2022年春季大国三农读书会第一期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屏南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3月24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2022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两山研究所所长董筱丹著作《一个村庄的奋斗：1965-2020》上榜农家书屋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的公共文化“五大惠民工程”之一。截至2020年底，全国已建设农家书屋58.7万多家，覆盖了全国有基本条件的行政村，在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巩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通过逐页整理档案和驻村深度观察，记录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半世纪变迁历史，为读者呈现有温度的乡村振兴“中国好故事”，为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细致的方法指导和经验借鉴。该书于202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通过查阅大量档案、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记述了四川省战旗村自“农业学大寨”立村以来55年的变迁历程，分析了村庄演变中宏观政策调整和村庄内在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一二三四”：一个核心——乡村作为中国“去依附”的微观基础；两个视角——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相结合；三个阶段——政治化竞争阶段的红色战旗、产业化竞争阶段的金色战旗、生态化竞争阶段的绿色战旗；四个启示——成本内化、村社理性、资源权益、空间正义。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华民居”张孝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生态文明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文明、生态经济、乡村文明发展研究，是国内最早研究生态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学者之一。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文明传承促进会副会长、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多家地方政府的经济顾问。撰文

文章来源：公众号“国仁数字”近日，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国仁数字正式启航以数字技术助力乡村振兴！国仁数字（国仁信合）是由国仁乡建、酷连科技联合组建的专业开展乡村数字化、乡村三级市场、乡村数字资产交易的综合服务商。国仁乡建是由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指导的乡建团队创建的社会企业，团队在乡村发展理论、乡村振兴实践、乡贤返乡网络、青年志愿者培养、生态农业等方面有丰富经验和广泛的社会网络。在国家生态文明转型与乡村振兴背景下，国仁数字将整合二十余年乡建经验和最新的数字技术，以数字技术和农村“三级市场”理论的技术实现双线推动，助力乡村综合发展。2022年3月21日，国仁数字与国内领先的数字藏品电商平台女娲NVWA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在数字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化、乡村发展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共同助力乡村振兴。女娲NVWA是全球首个连接实体经济的数字藏品平台，旨在依托区块链底层技术的数字藏品赋能实体经济，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高度融合。女娲NVWA打通了数字藏品从铸造、购买到展示的产业闭环，开拓了元宇宙场景。为助力乡村振兴，女娲NVWA作为国内数字藏品平台首个开通了专门的乡村振兴版块。值此启航之际，国仁数字将为关注我们的伙伴们带来假期福利，在此期间凡是完成参与活动的女娲新注册用户均有机会获得1元购买女娲NVWA数字藏品平台原创作品《小石头Little

大地上的学问：“高校助力乡村振兴”云沙龙主办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专题节目部

文章来源：《求是》2022/07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文章转载自《求是》2022/07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粮食安全是关系国运民生的“压舱石”，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始终把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明确提出了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举措，要求加快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实落地；特别强调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实行党政同责。2020·屏南探索“购米包地”为确保粮食安全，唤醒闲置耕地，2020年屏南县率先在全国开展党员干部“购米包地”探索。“购米包地”模式不仅唤醒了沉睡的闲置土地，还提升了土地价值，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中央电视台农业农业农村频道（CCTV-17）进行了专题报道。2021·粮食安全屏南行动1.02020年11月，由“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任院长的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成立。2021年，屏南县委县政府与研究院在总结“购米包地”探索的基础上，共同策划发起“粮食安全屏南行动”，温教授带头认购“一亩田”，亲自下田插秧，倡导更多市民以实际行动支持粮食安全，吸引全国各地的市民、社会团体、企业、公益机构以及屏南县党员干部等认领良田500余亩。逐步形成“我在屏南有亩田”品牌，同步引入福建农林大学农学院教授王松良、福建省农科院研究员黄庭旭等专家团队开展“稻菜轮作、水旱轮作、稻鸭共生、稻鱼共生”等生态农业试验，因地制宜培育新业态、延伸产业链、创造新价值，其中熙岭乡四坪村稻田研学体验、寿山乡白凌村稻田农旅观光、屏城乡南湾村稻田摄影等新业态，极大丰富了“我在屏南有亩田”的内涵。粮食安全屏南行动（2021）掠影相关实践经验获CCTV-17、农民日报、福建电视台、福建日报、闽东日报、宁德电视台等媒体的正面报道，吸引CCTV-17《我的美丽乡村》栏目组在四坪村拍摄专题节目。2022·粮食安全屏南行动2.0在2021年实践的基础上，屏南县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通过国企“屏南八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统筹协调全县资源，搭建含良田挑选、认领付款、订单查询、售后服务、证书领取等一站式“田主”端平台，为种植主体提供委托种植、品质监管、存储、加工、配送等服务，有效降低种植主体成本，促进“我在屏南有亩田”向县域“屏南800”生态公共品牌转化。福建省人大常委会、福建省公安厅、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宁德市委办、宁德新能源公司、福建银联、福州网龙集团、屏南福州商会、厦门国贸、各级工会组织及屏南县党员干部等积极参与良田认领，目前已认领1400余亩。熙岭乡四坪梯田屏城乡南湾梯田寿山乡白凌梯田长桥镇柏源梯田【2022

也有期本次的读书会到此结束了！期待下次在读书会再相见，与读书会成员们再“相论”。在狭小的空间里进行思想的碰撞，多视角、多元化的星星之火在此点燃，愿其呈燎原之势蓬勃而上。延伸阅读【招聘】北京爱故乡招聘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在重庆市忠县涂井乡长溪村，三位乡村医生走在乡间路上，准备入户为患者进行身体检查和健康生活知识宣讲。新华社发规划师在安徽省大别山区的潜山市万涧村调研传统村落保护情况。新华社发近年来，贵州省贵定县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形成以“赏花经济”为特色的农旅结合产业，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观光。新华社发【返乡手记】 近期发布的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作出全面部署。“大力抓好农业生产，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也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022年政府工作任务之一。家乡是游子永远的牵挂。这两年，新冠肺炎疫情降低了人们返乡探亲的频率，但很多“到田野做学问、向社会学知识”的知识分子依旧没有停下在乡间探索的脚步。我们邀请几位“归乡者”，讲讲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他们眼中的乡村生活图景，让大家感受乡土中国在文化习俗、生态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变迁。让乡土文化植根田野、蓬勃生长讲述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公众号“爱故乡行动”点击下方链接查看：新版《爱故乡之歌MV》-全国爱故乡行动版“爱是一束光，将我心照亮；故乡是一条河，源远流长。一山一水常思之，一粥一饭何敢忘。心之所系，命之所在，就是故乡。”……唱着《爱故乡之歌》我们相聚在美丽的故乡！爱故乡的旅程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成立于2016年，前身是2012年发起的“爱故乡计划”项目，旨在以“故乡情怀”，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唤起人们参与家乡建设的热情与自觉行动，助力乡村振兴。从2013到2017年，爱故乡团队筚路蓝缕、开拓创新，通过开展包括发现故乡之美、爱故乡年度人物、寻找故乡之歌、爱故乡大会等丰富多彩的大众的、人民广泛参与的文学、艺术、音乐、社创活动，形成了“爱故乡”理念与品牌的巨大社会影响力。2018年，乡村振兴元年，爱故乡也由1.0版的“文化寻根”向2.0版的“乡村文创”进行转型探索，通过村歌计划、爱故乡驿站、艺术家驻村活动、爱故乡人才计划等方式，成为参与乡村振兴服务工作的重要力量。2022年，乡村振兴新征程。作为一家为各地乡村振兴提供协作服务的社会企业，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以专注、专业的“文创赋能”模式，开展系列“文创+”的乡建项目，包括村歌计划、乡村绘本计划、乡村文创营、乡村共建计划、爱故乡驿站、咖啡馆下乡计划、社区营造、艺术设计、文旅村策划等，活化传承在地乡土文化，重塑乡村的活力和魅力。目前，我们在北京、福建、重庆、新疆及云南等地，多个“文创+”乡建项目正在推进之中，急需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共创新事业、开辟新天地。爱故乡核心高管团队（左起）：邹长斌、黄志友、孙恒寻找爱故乡伙伴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我们希望寻找一批热爱乡村、精于文创的仁人志士，和我们共事，把“爱乡“情怀，转为实实在在的“爱故乡行动”。从做好乡村运营出发，让年轻人能够在乡村扎得下根，让每一个人都能在乡村安居乐业。招聘岗位如下：01项目主任岗位职责（1）接受总经理直接管理，负责统筹在地乡建项目的运营管理，与各方的沟通协作；（2）负责在地文创产业策划、产品研发及重大文创活动的落地执行；（3）与在地项目利益相关方的联络、协调，解决爱故乡运营项目经营中出现的问题；（4）协助地方政府参与乡村产业发展规划的编制，以及区域乡村振兴项目的策划、专题研究等；（5）参与各种乡村发展项目的创意策划和产业、课题申报；（6）项目经验的总结和汇报，协助新项目拓展工作；（7）在地运营团队的组建及管理。任职要求（1）本人职业规划上有意愿在乡建领域长久发展，能够脚踏实地参与到项目工作中；（2）本科以上学历，有“文创+”乡建项目的执行经验；（3）擅长经营管理，有商业运营能力；（4）具有较强的项目统筹能力、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能独立进行文创产业、乡村振兴相关专题研究分析工作，能适应长期出差及驻村工作。02乡村设计师（可申请兼职）岗位职责（1）配合乡建项目进行周边环境与景观设计；（2）完成建筑空间的设计改造、软装实施；（3）做好施工监理，与项目各方做好技术交流与施工细则落实。任职要求（1）乡村规划设计、乡村建筑（民宿）设计与室内设计、景观设计、环境艺术等相关专业，熟练基础设计/办公软件/PPT提案等，本科以上学历；（2）2-3年设计公司从业经验、良好的方案理解能力；（3）熟练掌握AutoCAD、PS、Sketchup等绘图软件；（4）必要时需跟踪施工现场进行图纸整改；（5）有一定的现场工作经验，有驾驶证；（6）工作认真严谨、积极主动、责任心强、效率高、有极强的时间观念，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7）接受全国各地乡村出差及长期驻村工作。03新媒体运营师（可申请兼职）岗位职责（1）根据中心战略发展要求，负责爱故乡文创项目的营销、宣传推广工作；（2）新媒体的日常管理维护（以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为主），日常调研、活动的影像记录；（3）熟悉各种新媒体平台的运营规则和使用，做好内容分发及数据监控、分析；（4）不定期根据项目宣传需求，做好内容和视频创意策划、脚本撰写，产出优质的作品；（5）有较好的商务沟通能力，挖掘合作渠道、媒体资源等各类异业合作资源，跟进并达成不同形式的合作，维护好与各合作伙伴的关系；（6）与销售人员、运营人员共同制定策略，提升销量，互相赋能，共同努力完成目标；（7）工作地点在北京总部，需不定期出差及驻场。任职要求（1）本科以上学历，汉语言文学、传播学、新闻学、社会学、广告类、公关类等专业，2年以上新媒体运营经验；（2）对乡村文创、乡村文旅项目营销有一定的经验，深刻理解产品用户需求；（3）有较好的文案功底，以及创意策划、营销策划、商务沟通等能力；（4）熟练运用互联网等新媒体进行活动推广、品牌传播，掌握基本视频拍摄、剪辑工具者优先考虑；（5）学习能力强，抗压能力强，做事结果导向。具备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较强的执行能力；（6）有团队合作精神和责任心，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7）热爱乡村文化，有文创思维，认同乡村建设理念，愿意关注中国乡村的发展。04乡村文创策划助理（可申请实习岗位）岗位职责（1）协助完成文创产业、产品的策划及设计，能根据项目提纲完成详细的策划方案；（2）协助完成各类文创活动的执行，全程参与活动的筹备、组织、现场指挥、督导等工作；（3）参与乡村文创产业发展、产品设计的前期调研和创意策划工作；（4）参与协调各方机构及人员的沟通和协调工作。任职要求（1）本科以上学历，有相关专业（策划、美术、设计等）的学习和工作（实习）经验；有乡村文创项目策划执行者优先录用。（2）良好的、专业的文字表达能力，良好的沟通和协作能力；（3）敢于创新实践，善于学习和总结；（4）有团队合作精神和责任心，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5）适应经常出差及长期驻村工作。05乡建助理员（可申请实习岗或义工）岗位职责从事于乡村的产业发展、社区营造、环境保护、文化传承、活动开展等助理工作，包括且不限于调研、咨询、文案、编辑、会务、教育培训等协助工作。任职要求（1）善于学习，语言及文字表达能力强，具备良好的沟通和协调能力；（2）无工作经验和专业要求，但需要能适应长期驻村工作；（3）执行力强，团队合作意识强；（4）本岗位可根据个人职业规划意愿，进行定向支持和培养。要求大学毕业三年以内的本科生。06实习店长爱故乡在国内多个地区的乡村合作开设有（包括筹建中）爱故乡驿站、爱故乡书吧、咖啡馆等实体项目，现面向社会招募实习店长。岗位职责（1）协助管理店面运营，包括店面财务管理；（2）学习掌握咖啡、果茶、蛋糕烘焙等实用技能；（3）店面保洁及安全管理；（4）协助参与管理机制、制度的完善工作。工作要求（1）大学专科以上在校生或毕业三年内待业者；（2）热爱乡村的生活和工作，热爱服务工作；（3）热爱学习，具有团队精神，沟通协助能力强；注：实习岗位工资1000元，均要求长期（不少于3个月）驻村工作。由在地机构提供免费食宿。给予岗前培训。07乡建合伙人（可兼职）爱故乡在国内多个地区开展有乡村整村策划和执行工作，合作开设有（包括筹建中）爱故乡驿站、爱故乡书吧、咖啡馆等实体项目，现面向社会招募乡建（项目）合伙人。机构和个人均可以投资、投劳（参与实际工作）等形式加入爱故乡·乡建合伙人团队。乡建合伙人不领取工资，以参与项目的利润分成作为回报。合伙人要求：（1）有投资能力的机构和个人；（2）有专业能力者，如设计、策划、服务、运营、招商等或是有较强的资源对接能力者；（3）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为生存操劳者；（4）对乡村振兴工作高度认同。注意：不考虑社会价值，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者请勿联系。薪资及福利1、年薪范围：基础岗位4-6万，管理岗8-10万。带薪年假，轮休及补休；享受五险；驻场食宿报销等。（不包括实习岗位、合伙人）2、拥有自然秀美、文化多样、健康有趣的乡村生活和工作环境；3、乡建实践专家领导工作，个人能力及专业素养能得到显著提升；4、有机会参加各类乡建课程的学习和培训；5、有机会游学全国，与温铁军（爱故乡首席专家）、张孝德（爱故乡理事长）等全国知名的乡建“大咖”直接对话……应聘说明1、招聘截止时间：2022年4月30日2、有意者请点击“阅读原文”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报名表，欢迎自荐或推荐。扫码报名3、请提前准备1张个人生活照片+个人简历+实践案例集（如有）、设计作品集（如有）或乡村发展研究的文章（如有）（可任选其一）+1篇主题为《乡村文创（创业）的思考》的小短文（约1500字），以附件形式上传至报名表。4、具体工资和待遇可电话或视频面谈。5、应聘咨询：黄老师期待您成为爱故乡的一员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助力乡村振兴延伸阅读【前沿】温铁军：开展爱故乡与乡村建设行动应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资讯】君自故乡来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木铎声声”刘老石（1968-2011），本名刘相波，天津某高校教师，当代中国乡村建设重要推动者、全国大学生支农实践发起人、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创办人。历任《中国改革》（农村版）记者部主任、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总干事、国仁绿色联盟秘书长，2011年3月24日因车祸不幸逝世。“乡村建设研究”编者按：11年前的今天，当代乡村建设实践的重要开拓者刘老石老师离开了我们。11年后的今天，如何学习、转化他全力推进的大学生支农调研行动的经验，对于我们仍然有重要意义。“乡村建设研究”特转发孟登迎老师的文章《刘老石与世纪之初的大学生支农调研行动》与大家共读，向当代乡村建设实践的先行者致敬！刘老石与世纪之初的大学生支农调研行动

文章来源：公众号“爱故乡行动”▲《崖边2：艺术里的村庄》作者：阎海军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ISBN：9787559844088出版时间：2021-12-01本书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把视野投向了人们千百年来所扎根的大地上，所生活的村庄里。在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的今天，他们逆流而上，寻找着中华文明所系之根，关心着尘嚣之外那片寂静与安宁，用自身之所学帮助着村庄进行振兴。他们用青春诠释了乡村的未来，既书写了艺术里的村庄，也书写了村庄里的艺术。诚如著名作家，评论家韩少功所言：“活法就是写法，人生便是文章。这是一些行动者和实干家写给大地的词语，素朴于口舌，华贵于心身，读来令人神旺血”。关于本书内容《崖边2：艺术里的村庄》从全国范围内择选了六个典型的艺术乡建案例（北京·宋庄/福建·厦地/贵州·洪江/云南·光崀·外普拉/福建·后田/甘肃·安口），邀请各自代表性实践者（徐弘滨、程美信、李向明、邹长斌、陈荣鑫、刘建国），通过具体案例呈现他们的艺术乡建项目实施过程，以及在艺术乡建实施过程中他们遇到的种种难题、解决问题的思路、经验总结与思考。每个案例主讲人叙述篇章后，辅以访谈文章，访谈人从艺术与乡村建设等等各种不同角度提问，作为被访谈人的艺术家们的回答，从不同侧面勾勒出乡村文化振兴的现状与前景。关于本书目录001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农民研究所”【摘要】当前的乡村建设面临着新历史时期的新特点，需要以新思维重识乡村现状，以系统性探索建设的可行路径，以耕读教育为代表的切入点开展乡村建设。关于新思维，要坚持当前及今后中国城乡并存关系下对乡村价值的判断，坚持小农家庭经营是农业发展的本源性制度，坚持“实事求是”、“拿来即能用”、“用来即有效”的“三农”工作原则和方法。关于系统性路径，则要以“三对位”的形式重构“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多元参与”、“技术嵌入—文化本位”六大发展要素。而多年的乡建试验经验表明，融合市民教育、学生教育、新农人教育的耕读教育，是新历史时期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有效切入点之一。【关键词】新历史时期

文章来源：公众号”谷家文创共享空间“乡村振兴大潮方兴未艾，究根结底，是为让全国人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过上美好生活。如何缩短当下城乡距离、重构城乡信任关系，如何活化城乡自然、人文资产，如何发挥青年人才重要作用？生态社区的构建将是一种新尝试。所谓生态社区，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产业生态的融合，是生态产品、生态生活方式和共生生产方式的统一，是当下以及未来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儿童是城市发展的重点人群，儿童友好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这样一处生态社区中，是否对儿童友好显得尤为重要。重庆市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已经大力开展，在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专门召开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规划工作推进会上，更是提出专门要求，要坚持儿童优先发展，从儿童视角出发，以儿童需求为导向，让儿童健康阳光地成长。为进一步为儿童成长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服务，鼓励和激发风景园林及相关学科专业大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引导大学生对构建生态社区、营造儿童友好型空间等问题的思考和创意，在中国绿发会生态社区发展基金、中国绿发会自然教育学术委员会等单位指导下，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重庆文化产业（西南大学）研究院主办，“2022·重庆西山里儿童友好型生态社区规划设计案例征集”公益活动即将开始。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一、活动组织主办单位：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重庆文化产业（西南大学）研究院承办单位：重庆生态文明众创空间重庆谷家文创共享空间指导单位：中国绿发会生态社区发展基金中国绿发会自然教育学术委员会重庆市风景园林学会重庆市美学学会重庆市城市规划学会乡村振兴规划学术委员会重庆市北碚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北碚区妇女联合会西南大学儿童友好城市研究组协办单位：重庆龙猫驿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二、方案标的西山坪位于重庆北碚，与缙云山隔江而望，这里于2017年底成功申创市农旅融合发展示范区，2019年评选为中国（重庆）气候旅游目的地（气候养生类）。山上有西山坪村、桃花水村、胜利村和大沱口社区组成，常住人口2390户左右。本次案例征集项目暂命名“西山里儿童友好型生态社区”，位于西山坪半山腰、盐东路一侧、张飞古道大酒店门口，海拔400米左右，占地面积约40亩，包括林、地、坡、梯、堰等多种地形地貌。此地交通便利，一刻钟到达北碚城区、半小时到达江北机场。该区域生态资源丰富，分为三部分：10%左右曾经是硬化地面作为驾校训练场，现堆置有建筑垃圾；10%是可耕种土地，光线充足，稍加整饬便可种植果蔬，今后可作为耕读基地；其余面积均是树林，地表植被资源丰富，多年未曾耕种，腐殖质丰富，生态良好，有近千棵20年树龄杨梅，间或有香樟、小叶榕、黄葛树以及其他杂木、灌木。有堰塘两处，其中较大堰塘有些漏水，占地约1000平方米，可栽种荷花等喜水植物，打造湿地体验区；较小者约200平方米，可用于灌溉。项目内水电皆通，内部道路较为完备。基于此地实际，拟规划儿童友好型生态社区，为更多孩子提供更适宜些的环境。业态涵盖但不限于互联网乡村图书馆、美育亲子营地、耕读教育、树屋营造、林间小径、林下种养殖、萌宠放养等内容。空间包括一定量餐饮等综合服务设施。设计方案要充分理解生态思想，将自然生态、产业生态和社会生态三态合一，因地制宜、废物利用、就地取材、减少废弃。充分利用场内废弃物（不规则混凝土块），灵活处理地表，在对空间整体进行规划后，营造出优美儿童友好型景观环境，为游客提供休闲娱乐的空间，为西山坪塑造明亮的名片。设计地块与周边城市空间要做好衔接，植被、地形、水体、道路系统等可根据自己的设计进行调整。设计方案包括场地分析、总平面图、竖向设计图、效果图、项目投资概算（限额设计不超过50万元）等以及必要的设计分析图，其他图纸内容参加活动者可自行确定。比例自定，要求能够清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设计思想和设计意图。面向未来，风景园林的发展如何与乡村建设更好结合，如何将儿童健康成长纳入生态发展中，是我们青年人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三、方案格式要求1、

编者按：“大国三农”读书会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发起，倡导学生读“有字书”和“无字书”，培养有责任、有思想的优秀大学生，前身是始于2013年的“乡村与现代读书会”。大国三农读书会2022春季学期读书会继续面向全校招募，欢迎各学院本科生、研究生报名。（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得读书会报名表，填写后发送到“dgsndsh@163.com”，报名截止2022年3月21日。）过去半年，读书会从文学与文化角度出发，感性认识“大国三农”，拓展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今年春天，我们将从“政治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视角再出发，共读温铁军老师的《“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一书，理解中国“三农问题”百年变迁的内部逻辑。公众号今天特别推送“大国三农”2022年春季读书会安排，并在文中附上读书会创始成员张振的《另一种课堂——记“乡村与现代”读书小组》。八年前，身处象牙塔的青年们从自身的困惑出发，不断拓展着自己的视野……“大国三农”读书会（2022年春季）一、意义与内容读书小组借助《“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尝试运用“政治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方法，切入“乡村”这一中国基本“底色”与国情，围绕“三农问题”分专题的展开。希望在阅读与讨论中促进读书小组成员对“三农”议题及其延伸各种现实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与理解，逐步建立重新连接“理论与实践、经济与文化、乡村与城市、中国与全球”的批判思考能力与文化敏感。增进读书会同学友谊，活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氛围，训练学生阅读能力与思维方法，促进和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二、地点与时间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会议室（西南大学北区文化村老一舍，吴宓旧居A栋一楼106会议室），具体时间集体商议。三、参与方式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得读书会报名表，填写后发送到“dgsndsh@163.com”，报名截止2022年3月21日，审核通过后即可参与“大国三农”2022年春季读书会。读书会以讨论为主，主题发言和自由发言都以同学为主，故参加者必须课前阅读资料。讨论中每次都先由成员对该组文本（第一次讨论中做好分工）进行共计30分钟的引谈（文本主要观点、启示、问题），然后所有成员进行自由讨论。四、指导老师杨帅（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董筱丹（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张艺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讲师）马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助理研究员）更多神秘嘉宾等你来解锁......四、联系方式微信公众号：“乡村与我们读书会”

文章来源：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期，原标题为《货币“回锚”：新发展理念下一种货币供给生态化转型方案》防止国际金融资本“割韭菜”，中国需要一种生态化货币供给方案杨帅｜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温铁军｜海口经济学院特聘教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当前，全球化危机和疫情冲击的双重作用，客观上造成全球产业重构与西方新冷战地缘政治相结合，从而对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国经济造成重大挑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本着“底线思维”，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了全面推动这个重大战略转型，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格局就需要构建独立的货币发行机制和充分的货币政策空间，这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保障，也是更好地抵御外部风险，更加积极地发挥国际大循环作用的前提。但在过去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的条件下，我国事实上形成了“外储发行+土地吸纳”的货币发行和地产资本扩张的制度性关联，已经引发诸多问题。比如，过度依赖外汇占款发行，会削弱央行调控货币的自主性，被动“量化宽松”增发货币创造过量流动性进入房地产行业，造成脱实向虚等。货币发行机制的改进和完善，已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央自2015年以来针对性地提出工业、农业和金融三大“供给侧改革”，三者整合起来方能事半功倍。在国家生态文明战略转型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重要发展理念的背景下，笔者建议以“两山”新理念来统筹金融与农业两大供给侧改革，探索通过“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加快实现空间生态资源的价值化，让货币“回锚”到生态资源价值化的“三级市场”之中，使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发行货币和吸纳货币的新空间，从而将主权货币发行和主权范围内的资源价值化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带动城乡要素流动，畅通国内大循环。也就是说，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推进“货币回锚”，是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关键措施。原国际循环内在的“国家竞争微笑曲线”不可持续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货币供给创新，需要结合世界资本主义由产业资本阶段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后国际循环的基本规律来分析。对此，我们可借由“微笑曲线”对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国家的比较优势加以分析。（一）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谷家文创共享空间”“兼善文化沙龙”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重庆市美学学会、北碚图书馆、乡学堂、兼善文化课堂、重庆龙猫驿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单位牵头发起，由北碚区文化旅游委员会作为指导，旨在弘扬兼善精神，激发和促进思想碰撞。3月5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沙龙围绕《人如其食——一株玉米的反思》在重庆谷家文创共享空间如期展开。兼善文化沙龙第二期活动邀请到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特聘教授、重庆市特聘专家（百人计划），中国科学院大学资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农科院食品科学与科技研究所客座教授，原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专业教授、美国有机农业中心资深科学咨询顾问、原欧盟食品安全局科学专家吕陈生教授做主题分享，并邀请原山西农业大学副教授、西南大学果树学博士秦国新教授以及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副院长潘家恩教授共同对话，给大家带来一场创意新、互动强、有社会意义的文化交流活动。沙龙中，吕陈生教授深入剖析了引发《杂食者的两难》一书作者描述的美国国民饮食失衡的大背景、玉米种植领域资本垄断的巨大优势、现代农业资本化对食品质量提升的沉重抑制，教授灵活运用了通俗易懂的例子，为我们生动刻画了农业经济模式变动背后深藏的巨大危机，强调了转基因本质上为一种商业行为而理应对资本干预给予抵制。教授本着高度的人文关怀，从农民和群众的角度出发，权衡了农民和政府可能承担的经济风险和群众可能遭受的健康压力。教授旁征博引，清晰地勾画出了玉米产业被现代资本操控，在生产、流通、消费、售后等多个环节共同给产业和生活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吕陈生教授对书中前三个板块的阐述引发了现场听众的思考，而最后一板块，教授拿自己简单的午餐：农家一顿豌豆尖鸭蛋汤、青团做比方，给所谓“完美一餐”赋予了全新的更贴近生活的定义，食在当下，身土不二。对话过程中，两位老师提出了对吕陈生教授观点的理解和思考，秦国新老师切中肯綮地陈述了国家构建出让群众安心的体系的重要性，潘家恩老师则联系自己所擅长的专业知识，发出了对传统农业思维进行反思和推动农业社会化、生态化并抵制资本垄断的呼吁。随后的互动环节，线上线下的观众积极参与讨论，吕教授运用自己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解答了观众关于转基因、农业联系天文等方面的疑惑，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于农业产业的了解。活动在B站“乡村建设研究”和视频号“谷子D”同步进行直播，有一千五百多位线上观众参加，广大观众在云端就能领略发人深省的观点碰撞。预告：兼善文化沙龙第三期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北碚图书馆”饮食，到底是什么活动？农业活动？生态活动？政治活动？《杂食者的两难》书中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主角——玉蜀黍，也被称作玉米。这是产业化食物链的基础物种，也是现代饮食的基础食材。玉米的一生，究竟会经历什么？本期兼善文化沙龙特邀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特聘教授吕陈生先生为大家讲述《人如其食——一株玉米的反思》，一起聊聊以下几个问题：一、波伦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二、为什么玉米是这本书的主角？三、现代农业资本化的前因后果四、什么是完美的一餐同时，邀请秦国新博士和潘家恩教授共同对话，一起为大家带来一场“吃什么”的沙龙，了解饮食，知道进食的风险，但也从中得到乐趣。活动嘉宾沙龙将采用“1位分享者+2位对话人+N位听众”的形式，通过分享、对话和互动，来实现对话题的深刻理解。分享者：吕陈生

文章转载自“重庆日报”2022年3月2日编者按：2月26日下午3点，由重庆日报、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国仁乡建社企联盟等机构共同举办的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宣讲活动在重庆日报“乡村振兴大讲堂”线上开讲。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从稳住农业基本盘、数字乡村建设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观点独特、角度新颖的讲解，300万人线上观看了讲座。我们摘录重点内容，以飨读者。

文章来源：公众号“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乡村造梦记》：一个真真切切的乡村中国梦《乡村造梦记》书影新书上市，限时优惠进行中，欢迎抢购！沉洲

文章来源：重庆日报2月27日，一场以《回嵌乡土——一位乡建研究/实践者的自白》为主题的文化沙龙在重庆谷家文创共享空间拉开帷幕。“兼善文化沙龙”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谷家文化共享空间、乡学堂等单位联合发起，由北碚区文化旅游委员会作为指导，旨在弘扬兼善精神，激发和促进思想碰撞。首期沙龙邀请到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副院长、《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一书作者潘家恩教授做主题分享，并邀请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院长秦红雨、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张振两位老师共同对话，给大家带来一场关于乡村建设的文化碰撞。沙龙上，潘家恩就《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做了分享，他回顾了卢作孚、晏阳初、梁漱溟等乡村建设先驱的往事，介绍了自己在乡村建设研究中的一些典型案例和相关思考，带着大家领略了近20年的当代乡村建设之路。对话过程中，秦红雨从自己的角度，谈到了自己对乡村建设的理解，并对潘教授多年的一线研究表达由衷的钦佩。张振博士分享了《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一书中几大板块的主要内容。互动环节中，三位嘉宾与现场观众们进行了互动交流，引起了观众共鸣。活动现场邀请来自重庆璧山、合川、北碚等地生态农人带着自己种植的蔬果在现场与大家分享。还免费送给大家种子，得到大家喜爱。活动在B站“乡村建设研究”和视频号“谷子D”同步进行直播，有六百多位线上观众参加。兼善文化沙龙将持续邀请北碚及重庆高校优秀学者，围绕系列主题展开演讲、对话、交流。热忱欢迎各高校师生及社会各界莅临参与交流。(谷子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爱故乡行动”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实现民族复兴，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都是在农村，要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两进两回”、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等工作长期走在全国前列，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2月6日-7日，“浙江爱故乡与乡村建设”2022年新春交流会在线上召开，此次交流会由温铁军丽水乡村振兴研究室主办，浙江工商大学国际生态教育与研究中心、浙江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筹）协办。温铁军丽水乡村振兴研究室相关专家，以及爱故乡网络的回乡青年和乡贤等100余人参加了会议。本文为爱故乡总顾问、丽水乡村振兴首席专家温铁军教授在2月6日活动开幕式上的致辞。谢谢汪明杰主持这个会。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在立春之际，一开年就举办这个大会，跟各界的朋友们做一个爱故乡和乡村建设的交流，应该说是新年的一个重要的新气象。其实应该说在乡村建设和爱故乡这个领域，目前是风景这边独好。大家应该看得到，我们进入2022年，这个世界上到处出现的都是一些不那么让人乐观的信息，无论是美国在世界上制造各种地缘政治冲突的这种企图，在世界上各个不安全的地方都有所反应，还是从今天早晨，大家早上一起来所看到的消息，就有一些不安全因素，油价、天然气等等这些和国计民生高度相关的世界市场的价格又在发生剧烈波动，它实际上又等于给大规模增发的美元，当然也包括欧元、日元等等，包括世界各国的这些增发的货币，在找消纳这些货币的消纳厂，就是每当一次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我们叫基本原材料的通胀，都会导致金融垄断资本在世界上滥发的这个金融流动性被这个大宗商品市场所消纳，这样就替他们缓解了危机，同时把代价转嫁给全世界。当然，越是人口多的国家，承载的代价的总量就越大。比如我们国家一年进口至少五亿吨石油，我们在国内的石油消费大概百分之七十以上要靠进口，所以实际上等于又制造了一次中国进口通货膨胀的这样一个危机。这一开年的形势其实是挺让人担忧的。但是我们在绿水青山之中，推动乡村建设，开展爱故乡活动的这个消息，却是各种各样的让人不那么积极的消息中的一个非常积极的消息。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尽可能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尽可能维护绿水青山，并且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两山思想”贯彻在我们行动之中。“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应该说从我们开年所提出的这个活动、所举办的这个会议来说，它的意义是重大的。我们再从浙江的角度来看，浙江推行爱故乡和乡村建设的行动，应该说更有典范意义。因为浙江是我们国家确立的共同富裕的示范省，在两山理念的贯彻，特别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两山发展，在这个巨大的趋势之中，浙江应该是走在全国前列、做全国的典范，才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对浙江来说也应该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我希望如果这个会议参加者中有官员，那就希望官员们在回去汇报的时候，特别强调一下：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省，应该把爱故乡活动、把乡村建设行动，当作重要的推进共同富裕示范省建设的内涵，这样它能够和现在主要是在官方掌握的各种资源之中有一席之地。那接下来从丽水角度来说，大家也都知道，丽水在全国知名度很高，是因为它率先推行了绿色增长的统计方式的改革，用GEP的方式替代GDP，这个经验被各地都重视。从这个方面，要想让人们全面转向为绿色发展方式，推进可持续的增长、包容性的增长，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很大程度上要靠山水与乡愁。乡愁这个概念，总书记在两山思想中，让自然观的思想和人文社会结合，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要记得住乡愁、看得见山和水。“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个说法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我们爱故乡要推出的人文社会领域中和绿水青山直接相关的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如何能够和两山思想直接结合，当成一个重要的社会活动来推进。在这方面恰恰是丽水应该把它作为重要的经验来强调的。所以我们说丽水这个乡村振兴研究室（“温铁军丽水乡村振兴研究室”），他本来就是设立在山水之间、在松阳县的一个村子（陈家铺村）里面，本来就是想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两山思想同爱故乡活动结合在一起来推进。从大众的参与之中，那些经验如何做归纳和总结，那些人物如何把他们提炼出来，以更好的来为丽水的典范、楷模添砖加瓦。从世界大势、从浙江省推进共同富裕示范省建设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再从丽水所具有的典范作用，它这个率先推出的绿色增长方式本身就具有包容性、可持续性，这个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一定是跟人文社会直接结合的。从这几个方面看，应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会议后还有一个发言，我就不多讲了，只是简单的提示一下我们开这个会现在所面临的国内外的环境，以及我们这个会的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强调一下，世界是我们的，做事靠大家来，而之所以大家可以来做这个事，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多年来一贯强调这种理念。那怎么才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呢？虽然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各不相同，但是只有一点我觉得是能够起到动员作用的，那就是你都有故乡，也都有对故乡的一份情感，所以爱故乡就是把这个方面的力量动员起来，更何况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这些年培养了大量的从事文学、艺术、音乐等等各个方面的人才。在乡土社会，从五十年代以来，各种各样的大众的、人民广泛参与的文化活动、艺术活动就一直存在着，它并不是只在某些金碧辉煌的戏台上，靠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来表达，那就是中华文化吗？不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靠的是大众的参与，靠的是群众的力量，靠的是十几亿人口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才能够有真正意义的文明的伟大复兴。所以爱故乡就是这个文明伟大复兴中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所以我希望参与其中的朋友都不要小看自己的努力，也不要小看我们现在所提出的这个对这些爱乡人物的表彰活动，其实都是我们要追求的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在各地所做的事情，都能够在这儿做汇报、交流，大家至少应该能够从这些交流中学到新鲜经验，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录音整理：陈欣雨

文章来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作者：吴重庆，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华南农村研究中心教授。摘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2021年11月13日，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闭幕会后，大会主席夏尔马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图｜新华社人类从原始形态到文明的演进，一直在被动与自觉地应对因自然、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危机的挑战。气候变化和地理约束对很多人类早期、中古历史时期的大事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现阶段，一方面世界农业形势严峻，全球气温每上升1℃，粮食产量就下降5%，这还没有考虑到伴生气候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后发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特别是殖民地大陆以农业作为获利手段，由此造成环境灾难的趋势就愈加恶化。半个世纪以来，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2021年10月31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英国格拉斯哥开幕，这是《巴黎协定》进入实施阶段以来的首次气候大会，世界各国领导人在会议中就应对气候变化等关键议题进行了磋商。当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关于2021年全球气候状况的临时报告。报告显示，气候形势恶化导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库叔就此专访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温铁军回顾探究了气候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对东西方农业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比较，他认为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是当今人类追求生存发展的唯一选择，也是中国作为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和生态文明传统的政治国家对全人类的责任。

视频来源：2021年12月31日bilibili“国仁乡建大学堂”观看视频，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李伟锋：治理视角下的农村产权与治权——珠三角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实证研究

文章来源：公众号“新三农”*本文系作者在2021年9月25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会上的发言稿。10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文章指出了促进共同富裕的原则和总的思路。如何理解当前政府系统提出的“共同富裕”？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常务理事、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近日指出，政府系统地提出共同富裕这个话题，这一直符合我们的发展原则，我们就应该更有所关注。习近平指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那么，市场初次分配怎么形成？“现在有的根本不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怎么能进行市场化配置呢？市场机制就得把价格放开。价格放开不等于不管，这里边还有一个平衡的问题，经济最基本的就是效率和公平的平衡。”朱云来说。他指出，其实还有两个字，就是激励，公平也需要激励。不激励的话，所有公平都是大锅饭。反过来激励多少合适呢？致富也好、分配也好，还得要讲一个规则，按照市场允许的规则进行分配。“当前讨论可能最有益的就是首先指明一个方向，共同富裕、基本公平是原则。”朱云来说。浅谈共同富裕文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原文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作者：沈权平，吉林大学社会学博士后，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摘要】韩国作为东亚现代化“雁阵”中的“居中者”，其乡村振兴实践具有示范和启示意义。通过对韩国乡村振兴政策的展开进行梳理和评价，发现20世纪50年代以来韩国乡村振兴政策体系的变迁包含着明显的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形成过程。从时间维度上看，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演进逻辑大体经过了颁布《农业基本法》和“新村运动”（1952—1979年）、颁布《农业·农村基本法》和乡村工业化（1980—2003年）、制定《农业·农村综合对策》和归农归村（2004年至今）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演进过程，展现出从社会政策依附于产业政策，到在产业政策中设计出相对独立的社会政策，再到社会政策成为乡村振兴的基本依托，最终完成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转向。把握这一过程，不仅可以更加全面地阐释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体系，其政策实践还可以为东亚其他国家提供经验和镜鉴。【关键词】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政策演进；政策路向从20世纪60年代起，东亚各国先后在战争的废墟上创造出“发展奇迹”，取得了耀眼的发展成果，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掀起了一波强有力的发展浪潮。从发展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东亚的经济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它是一种典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学术界每谈及这一“东亚模式”时，普遍将其关键因素概括为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强政府”的权威主义政体、增加出口比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传统的儒家文化及实用主义的发展手段等等。但事实上，作为发展模式的东亚除了上述特征之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举措，那便是东亚各国在飞速地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根据各自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实情，对城乡关系的改善做出了诸多努力，积累了大量经验。韩国作为东亚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展现了典型后发型国家的工业化历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日益深化，其城乡差距也越来越大，成为“压缩式”发展最突出的“后遗症”。因此，城乡关系的妥善处理，激活传统乡村，推行乡村组织化，进而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就是说，离开乡村就无法理解完整的韩国现代化进程。通过对韩国乡村振兴历程的深入考察，我们发现，这一过程主要是依靠乡村振兴政策的推行而得到实现的，这既是“东亚模式”的呈现方式，也是塑造韩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此意义上，要想破解韩国乡村振兴模式，就必须以韩国乡村振兴政策为切入点，形成对韩国乡村振兴政策的鸟瞰。一、韩国乡村振兴的基调与特殊性当前，学术界对韩国乡村振兴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新村运动”，试图从中提炼出韩国乡村振兴的实践模式与经验，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学术界也鲜有对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研究，该领域几乎处于空白。因此，以韩国乡村振兴政策为主线，梳理和分析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形成逻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要破解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演进背后的逻辑，就必须以韩国乡村振兴的基调与特殊性为基础，形成对韩国乡村振兴政策的理解。第一，韩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小农社会的特点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不断得到强化。自17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叶，韩国小农社会先后经历了形成、稳定、解体、复苏的变化轨迹。2011年，韩国农村振兴厅开始实施“强小农培育计划”，计划培育出10万人规模的高水平小农群体，把培育小农视为解决当前韩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问题的突破口，将提升农业竞争力和改变乡村颓势的关键和希望寄托于“强小农”。由此可以看出，小农社会依然是韩国乡村的重要特征。因此，我们对韩国乡村振兴进行研究时，必须以对小农社会的理解为基础，理解小农社会具有的特征对乡村振兴政策产生的影响。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力低下的韩国小农经济依然能够获得生存发展空间，依然可以得到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所伴生的传统农业改造带来的发展张力，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背后有稳定村落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韩国作为后发型国家，通过压缩式发展实现了快速的现代化，通过采取以首尔、釜山等大城市为据点的外向型经济增长实现了“汉江奇迹”，随后国内产业却出现了在首都圈聚集的现象，大量人口举家离村进入城市，导致城乡差距日益加深，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日渐萎靡。韩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采用压缩式、赶超式、不均衡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其村落衰落也来得更快、过程也更加猛烈。这对韩国乡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得村落无法有效发挥其组织功能，向心力和凝聚力日益减弱。在以小农为基础的社会里，这种冲击的破坏力极强。第三，韩国村落在压缩式发展中遭到严重打击，但村落依然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小农户组织化的重要平台。小农组织化是现代乡村转变的关键因素，因此需要采取针对性的社会政策提供保护，给予发展动力。由于历史原因，韩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以开启社会政策之门。随着《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1960年）、《医疗保险法》（1962年）、《社会福祉计划法》（1970年）等法律的制定，以贫民救济为核心的简单救济体系开始转向现代社会保障政策体系。1977年医保制度的正式实施标志着韩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形成，也就是说韩国有着40多年的现代社会政策实践历史。第四，尽管韩国社会政策的实践相对较晚，但韩国在社会政策的实践过程中尤为注重其在乡村发展领域中的开展，乡村振兴社会政策起源与整个社会政策发端几乎同步，从而得以通过乡村社会政策来影响乡村发展。当我们深入分析韩国乡村振兴政策演进历程后发现，其过程就是一个社会政策与产业政策间相互关系的变迁史。参照李迎生教授基于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关系视角对社会政策进行的阶段划分，韩国乡村社会政策演进过程同样经历了“依附范式”“兼顾范式”“互构范式”等三个阶段，并已零星出现“自主范式”阶段特征。韩国乡村社会政策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在产业政策基础上注入越来越多社会政策色彩的过程，逐渐形成为一种复合性的政策，其中社会政策的味道愈来愈浓厚。二、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起源与演进若从社会政策的研究视角审视韩国乡村振兴政策展开的整体过程，我们应从韩国是如何不断推出和调整产业政策为起点，又如何向乡村振兴政策赋予持续的社会性，最终向乡村社会政策转向的角度来理解韩国乡村振兴政策。鉴于此，本文循着乡村振兴政策实施的时间线索，对韩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乡村振兴政策进行梳理，按照阶段性演变的具体过程进行评价，借此形成关于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总体性认识。（一）第一阶段（20世纪50—70年代）：粮食生产与农民组织化是两大主旋律韩国作为后发型国家，在压缩式、集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第二产业的发展先行于第一产业的发展，第二产业对第一产业形成压制，同时城市对农村形成压制。这一过程中，韩国乡村发展面临着粮食生产和小农户组织化等两大基本问题。1.扩大粮食生产是农业农村的首要目标20世纪50年代，基础设施匮乏、化肥农药和农机具短缺、技术不足等原因使得韩国农业生产力非常低下，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因此，这一阶段的韩国乡村振兴政策是以粮食增产、实现粮食供应自给、建立国家粮食储存库为主要内容。从《农地改良计划特别会计法》（1952年）、《农业协同组合法》（1957年）、《农地改良计划》（1961年）、“农业增产五年计划”（1957年）、“荒地开垦五年计划”（1959年）、“粮食增产七年计划”（1965年）等法规和政策中可以看出，在1970年代末实现粮食自给之前，韩国乡村振兴政策就是产业政策，社会政策依附于产业政策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1961年颁布《农业基本法》，韩国也紧随其后，于1967年颁布了《农业基本法》，以此来解决农业与工业间的不均衡问题，意图以《农业基本法》作为之后乡村振兴政策的制定总纲。但受到国内发展环境变化的影响，这一政策没能持续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韩国在制定《农业基本法》时，只注重仿照日本的法规文本，缺乏对自身实情的调研和判断。忽略结合自身特点的韩国《农业基本法》最终成为“一切停留在文字上”的法规政策。2.“新村运动”的开展及其成果20世纪60—70年代，韩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6%，而第一产业年均增长率只有3.5%。城乡差距逐年拉大，乡村居民对于居住环境、医疗、福祉等方面的落差感急速膨胀。在此背景下，为了安抚乡村的失落感，重振建设乡村的信心，并强化农业支持工业的动员体系，这一阶段的韩国乡村振兴政策主要围绕乡村地域社会的组织化来开展，“新村运动”就是推进乡村组织化的代表性政策。我们有必要首先对“新村运动”的内涵做出更全面的解释。“新村运动”实际上是以城乡居民为参与主体的，以精神启蒙与增加收入为主要目标的，覆盖全地域、全社会的全民近代化运动、全社会改革运动、农工并进运动。“新村运动”虽然包含的类型多样，但其中持续时间最长、开展最活跃、成果最多的就是乡村“新村运动”。整个20世纪70年代，韩国几乎所有的乡村振兴政策都统筹在“新村运动”当中，以“新村运动”的名义来执行。因此，1970年代在韩国乡村实施的所有乡村振兴政策都可以统称为“新村运动”，它对韩国乡村振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成效可以概括为：一是，“新村运动”使得韩国乡村氛围焕然一新，充满自信和发展欲望，“我们也可以”的信念扎根在乡村社会中，精神启蒙效果明显。通过共同作业，复原了传统稻作生产活动中的共同体秩序，强化了共同体意识和共存思维，大量妇女参与其中，以此来组织分散的小农，巩固了乡村共同体。二是，农业经营结构得到明显改善，生产条件得到大幅优化，农业收入的增加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随着协同性营农体系的构建，乡村的技术力、劳动能力、物流、投资、规划等有了很大的提高。三是，文化设施和公共福利设施在非城市地域得到大量扩充，乡村文化意识提升，许多传统文化得到复原，丰富了乡村居民的文化活动，体现了鲜明的社会政策特点。我们可以断定，这一阶段的乡村振兴政策已不是完全的产业政策，而是逐渐转为整体性、综合性政策体系，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也开始了对产业政策“去依附”的历程，这成为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起源。（二）第二阶段（20世纪80—90年代）：全面扩大非农收入和乡村工业化进入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乡村振兴开始面临一些全新的挑战。首先，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1980年代初期乡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城市居民收入的60%左右。其次，城市化和国民收入水平上升引起了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标准要求变得更高。最后，“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受农产品进口自由化政策的冲击，韩国农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此背景下，韩国政府采取了提高乡村收入和优化农业结构的乡村振兴政策，以提高韩国农业和农村的竞争力。1.扩大非农收入是首要任务实际上，韩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提高农户的非农收入，并于1967年颁布《农渔村副业园区培育计划》，把它作为韩国乡村振兴政策的重要目标。之后，在“新村运动”时期又大规模推进以“一镇一厂”为目标的“新村工厂”项目。这些措施的核心是充分利用农民的农闲期和闲置耕地来扩大非农收入，实现农户增收。1980年代韩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以“扩大非农收入”为主题的超强乡村振兴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农渔村收入源开发促进法》（1983年）。根据该法规，“农工区域”“特产园区”“农渔村观光收入源开发计划”“培育农产品加工产业计划”等非农收入源的开发计划得以实施。1990年颁布的《农渔村发展特别法》把“农工区域”改为“农工园区”，韩国国内当时已经建设了300多个“农工园区”。可见，整个1980年代韩国乡村振兴政策的重点依旧是产业政策，社会政策依然主要依附于产业政策。遗憾的是，这些乡村振兴政策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效，既没能有效扩大非农收入，也没能激活乡村经济。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趋势下乡村人口大规模离乡，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满足“农工园区”等开发计划实施的劳动力需求，观光农业园区存在严重的重复建设，无法满足城市居民多样化需求。2.全球化浪潮下的乡村振兴政策体系随着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1995年WTO正式运作，农业部门的市场开放对韩国乡村振兴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作为回应，韩国政府积极优化农业结构，大力扶持培育大农场，试图以此来获得与全球化相适应的竞争力。20世纪90年代以《农业·农村基本法》（1999年）为代表的韩国乡村振兴政策，核心内容包括：一是注重经营体的培育，实现经营主体多元化；二是强调农业六次产业化，推进乡村产业融合；三是积极强化农业机械化，大力培育林业和渔业，减少种植业占农业的比例；四是，鼓励自下而上的乡村振兴政策实施方式，强调“参与式”振兴。尽管通过《农渔村结构优化方案》（1992—1998年）、《农业·农村投融资计划》（1999—2004年）等政策的实施，韩国政府向农业、农村注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但实际效果仍然十分有限，仍旧未能抵挡住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冲击，无法有效提升农业、农村竞争力。（三）第三阶段（2004年至今）：颁布《农业·农村综合对策》与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体系的确立进入21世纪，农户收入水平低下且负债严重、乡村人口逼近其“人口红线”，乡村出现过疏化问题、乡村衰败迹象较为明显等因素阻碍着韩国乡村振兴前进的步伐。这种困境与先前乡村振兴政策所表现出来的应变式、补缺式、救火式、止痛式政策特点密切相关，其使得韩国在社会保障、教育、福祉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城乡差距。因此，从2004年起，韩国乡村振兴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转变，社会政策成色明显加深，社会政策成为乡村振兴的基本依托，集中体现在《农业·农村综合对策》、“归农归村”和“企业型新农村建设”等方面。1.乡村振兴政策体系的转变与《农业·农村综合对策》2003年卢武铉政府上台后，对先前的乡村振兴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调整了乡村振兴政策思路。首先，明确乡村振兴不能单纯依靠产业政策，过于强调社会政策让步于产业政策不利于乡村振兴，应彻底完成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对产业政策的“去依附”，最终形成独立的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体系。其次，对乡村的认识发生转变，从传统单一生产空间转变为生产、定居、休闲、生态为一体的复合型空间，为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体系的构建提供认知基础。最后，产业政策本身也发生转变，竞争力标准从农业生产能力转变为农产品食品质量与安全，也就是从供给侧转为需求侧。基于此，2004年韩国政府颁布《农业·农村综合对策》，掀开了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演进新的一页，社会政策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依托。作为标志性乡村振兴政策的《农业·农村综合对策》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第一，它将教育、福祉、保险等关乎生活质量的因素纳入乡村振兴政策中，并在其框架内额外制定《关于提高农渔业人生活质量及农山渔村地域开发的特别法》（2005年），三次实施《提高农渔村生活质量五年规划》（2005—2009年，2010—2014年，2015—2019年），这些都属于社会政策范畴。第二，在乡村振兴政策实施过程中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利与角色，改变中央政府的绝对主导地位，政策实施方式从“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注重乡村居民自发参与，强化乡村居民组织化程度。这种转变与发展型社会政策所强调的增强政策对象自主发展能力的要求是相符的。第三，强调村庄的特殊性与多样性，鼓励不同村庄类型采用不同乡村振兴政策，通过制定《农村综合开发计划》（2004年）强调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第四，注重城乡融合发展，支持“归农归村”政策的实施，强调提升“自我造血”能力，构筑农户经营安全网。可以看出，韩国乡村振兴政策体系中社会政策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社会政策开始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社会政策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发生转变。《农业·农村综合对策》的颁布标志着韩国乡村振兴政策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向，为韩国乡村转向“内发”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韩国乡村振兴也因此步入社会政策时代。2.乡村过疏化对策与“归农归村”众所周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工业化、城市化引起的城乡之间的人口大流动。韩国作为后发型国家，其赶超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必然带来更加猛烈的人口流动，城乡结构在短期内迅速发生变化。乡村成为人口稀少的过疏地域，因缺少必要人口的支撑而逐渐衰退，甚至趋于解体。据统计，2019年韩国乡村人口为224.5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4.3%。未满2000人的邑面（乡镇）数量在1985年为9个，2005年增加至333个，而2019年已达到381个，同时未满2500人的邑面（乡镇）为567个。过疏乡村的高龄化程度要高于46.6%的乡村平均高龄化水平，过疏乡村的农业经营户主平均年龄逼近70岁。然而，韩国政府未在第一时间形成政府政策的有效干预，仅仅把过疏化问题包含在《国家均衡发展特别法》（2004年）、《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法》（2005年）等法规中去解决。在此背景下，“归农归村”政策体系成为应对乡村过疏化的唯一有效方案。其实，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逆向城市化”现象，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掀起的“归农归村”热潮一直延续至今，对过疏乡村产生了一定的补充人口效应。韩国政府也积极制定相关法规政策，接连颁布《归农·归村综合方案》（2009年）、《2012归农归村推进细则》《归农渔·归村法》（2015年）、《2017—2021年归农归村五年规划》（2016年）等法规政策，其内容主要囊括购置房屋、归农教育、税收支援、医疗事业、观光农业、文化开发、培育青年农业人等，具有极强的社会政策色彩。可以肯定的是，当过疏化问题发生时，我们应当采取政策干预来放缓这一过程，而不能加速推进这一过程。吸引过密地域的人口确实能够缓解过疏化问题，但最关键还在于提升乡村内在竞争力，激发乡村活力。若这些前提条件无法得到满足，“归农归村”人口最终还是要离开乡村的。同时，不能只强调吸引年轻人回归，要知道乡村的软硬环境和创收能力还很难满足大部分年轻人的需求，应适当调整政策实施对象。这是我们研究韩国过疏对策所得出的重要结论。3.“自下而上”与“企业型新农村建设”自1995年韩国地方政府开始自治，地方政府承担起了更多的乡村振兴任务，中央政府逐渐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乡村振兴相关事务决定权。在此背景下，韩国最不发达的江原道（省）从1999年起自行实施了“新农渔村建设运动”，并在2016年更名为“企业型新农村建设”，延续至今。这是一场较为彻底的“自下而上”“由内向外”的乡村振兴实践。“新农渔村建设运动”政策在开展初期就被视为韩国乡村振兴政策的典范，韩国中央政府在制定《绿色农村体验村庄计划》（2002年）和《农业·农村综合对策》（2004年）等乡村振兴政策时，全盘采用了“新农渔村建设运动”的基本理念和运作模式，并将其推广到韩国其他地区。通过对“企业型新农村建设”政策具体实施内容的深入挖掘，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政策与产业政策并重的乡村振兴政策，也是首次由地方政府独立实施的乡村振兴政策。“企业型新农村建设”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因为：其一，政策实施模式上采取了“先自律实践，后评价支援”的模式，政策对象的自主发展能力成为关键；其二，由“企业型新农村建设”可以提炼出一种典型的“内生式发展”模式，在激活乡村经济的同时盘活了乡村社会固有的活力，乡村共同体得到了加强；其三，充分发挥每个乡村的独特性，在统一框架下制定不同发展规划，注重村庄区别于城市的乡土特色；其四，大学教授在政策实施全过程中发挥绝对主导作用，角色力量超过公务员。尽管，“企业型新农村建设”同样存在着引发村庄之间的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缺乏后续管理和跟踪监督等问题。但毫无疑问，“企业型新农村建设”是“新村运动”后又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较为成功的、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核心的乡村振兴政策。4.颁布《农业·农村及食品产业基本法》与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延续进入2010年代后，韩国乡村振兴又面临着新的形势，如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使得农业生产过剩成为常态、食品产业与农业发展连接成更加紧密的循环链、乡村旅游消费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更大。基于此，韩国政府在2013年颁布了《农业·农村及食品产业基本法》，替代此前的《农业·农村基本法》（1999年），开启了将食品、消费者纳入“三农”范围的新起航，成为21世纪韩国乡村振兴政策的总纲领。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农村及食品产业基本法》加速了乡村振兴政策转向社会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新特点：第一，以三产融合为主题的复合型产业在乡村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并越来越显出其社会功能及影响；第二，加强对小农的支持，修补和完善小农支持政策死角，并给予女性务农者更高的社会地位；第三，乡村文化价值得到更多的认同，并将乡村环境保护问题纳入重点领域；第四，进一步提高乡村福祉，完善乡村各项保障制度，提高抗风险能力。目前，韩国正实施《2018—2022年农业·农村及食品产业发展规划》，该政策根据《农业·农村及食品产业基本法》制定，是韩国正在进行的纲领性乡村振兴政策，是带有极其浓厚的社会政策色彩的乡村振兴政策。以人为本、提高农户收入和各项福祉成为政策的主要基调，把乡村居民定义为健康价值、美食价值、生态环境价值的创造者和供给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官方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协商机制成为政策实施主体等政策内容，真实地反映出韩国乡村振兴政策从产业政策优先到社会政策优先的重大转变。三、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体系的政策路向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演进轨迹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韩国不仅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领域，而且在乡村振兴和城乡关系问题的处理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尤其是提供了传统农业国家在二战后急速转向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过程及其解决乡村振兴问题的宝贵经验。（一）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体系的演变逻辑如前所述，在东亚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韩国处于“中间”位置，“日本经验，韩国现象”规律长期存在，使其乡村振兴政策启动及演进过程都表现出紧随日本的特征。然而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韩国作为二战后才开始进入工业化阶段的落后的农业国，与东亚其他国家较为相似，起步条件大不如早在进入20世纪之前通过明治维新完成了近代化的日本。第一，纵观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体系起源与演进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其发展存在着两条清晰的线索。一条是产业融合升级的过程。即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融合最终形成复合型产业的发展趋势，而这一过程恰好是乡村振兴政策体系的社会性不断增强的过程。另一条是乡村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即农业生产力低下与工业化、乡村温饱间的矛盾，转变为城乡差距拉大与均衡发展间的矛盾，再转变为市场化、全球化与乡村竞争力低下、乡村衰败之间的矛盾。每一次主要矛盾的变化带来的后果便是乡村振兴政策体系不断增加社会政策色彩，最终勾勒出乡村振兴社会政策起源、演进、确立、发展的整个图景。第二，从韩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来看，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是从产业政策中衍生分离出来的，与产业政策有着密切的关联，符合理论上的逻辑。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演进逻辑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新村运动”之前的乡村振兴政策主要围绕粮食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而开展，属于强调要素投入的产业政策范畴。1972年“新村运动”开始后强调乡村组织化、乡村福利、乡村环境，这成为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起源。其次，20世纪80年代以后乡村振兴主题为城乡均衡发展和应对全球化。为此，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在产业政策的不断调整中被设计出来，但在增加乡村非农收入的政策目标下，社会政策从产业政策中“去依附”的过程有所放缓。最后，进入21世纪以来，乡村振兴的主题转变为提高乡村社会福利和重新定义乡村价值。《农业·农村综合对策》的颁布代表着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成为韩国乡村振兴的基本依托和手段，通过过疏化应对、“企业型”新农村建设、《农业·农村及食品产业基本法》颁布，不断对乡村振兴政策赋予社会性，最终完成了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转向。（二）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实施成果通过对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演进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对韩国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最大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乡村组织化和政策对象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第一，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将分散的、高度原子化的小农群体组织起来，在生产、流通、福利等方面建立有机联系，成为考验韩国乡村振兴政策智慧的重要课题。韩国的农协组织自1961年依据《农业协同法》建立以来，也在试图对分散的小农进行整合，形成利益共同体。据统计，2019年韩国农协组织共有214万农民会员，占农业人口总数的95.5%。通过购销、农机推广、信贷、社会福利、教育文化等综合手段，服务于众多会员，成为与乡村衰退进行博弈的主要社会力量。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农协组织不仅拥有覆盖几乎整个农业人口的农民会员，还有超过1600万人的准会员，其准会员规模远超日本。因此，韩国农协组织不仅代表农民利益，也成为城乡社会中低阶层群体的利益代表。农协的发展，有效解决了韩国乡村组织化的问题，为其他乡村振兴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了保障。第二，“新村运动”和“企业型新农村建设”在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中能被称为典型和成功的政策案例。这两个政策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政策对象的自主发展能力和自主意识。通过各种精神启蒙运动，给乡村植入“我们可以行”“我们能够自力更生”等理念，打消乡村中弥漫的负面情绪和“等靠要”的想法，把分散的小农从精神上调动起来，让所有人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这种精神启蒙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我们考察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过程时最值得去借鉴的部分，也值得给予特殊关注。在“后扶贫时代”防止规模性返贫和接续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有效组织分散的农户，形成“参与式”乡村振兴是摆在中国社会面前的一个难题，是亟待解决的一个真实的问题。（三）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不足与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村发展在较大程度上还是在借鉴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发展经验的基础之上推进的。在这一意义上，观察分析韩国乡村振兴政策演进，提炼出相关实践经验具有现实价值。对于中国而言，韩国的成功经验固然重要，但是其失败经验和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一是，韩国工业化的完成早于中国，乡村发展问题也早于中国，用其失败经验作为参照，可以使中国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少走弯路。二是，中韩两国在乡村发展过程中都借鉴了日本经验，韩国在借鉴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种警示。总体上看，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当韩国政府不断为乡村振兴政策体系嵌入社会政策理念，并完成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转向，使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依托、乡村振兴产业政策服务于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时，其乡村振兴政策推进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目前，韩国乡村振兴政策实施采取由农林畜产食品部牵头，行政安全部、文化体育观光部、环境部等多个部门配合的联合运行体系。政策实施联合体系一方面保障了政策的多样性和全面性，另一方面其弊端也逐渐凸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便是相关政策法规过于密集，相似、雷同政策层出不穷，不同部门间的政策联动性差，相似又抽象的政策目标，重叠的投资与执行命令给基层带来混淆。政策的执行效率、地域间的平衡性、重复建设、对政策的解读、基层接受能力等问题已经成为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实践的现实问题。第二，长期以来，韩国乡村振兴政策以基础设施等硬件设施为重点内容，软件建设相对滞后，当工业化完成以后，软件建设难度加大，建设成本加倍，前期片面追求基础设施的弊端不断显现。同时，乡村被推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付出的环境代价是巨大的。从最初的有害垃圾就地焚烧、农药及化肥的过量使用、塑料膜和农业包装袋的回收率过低等问题到现如今的江河治理、土壤治理、垃圾处理等现实问题都给韩国乡村振兴带来不少麻烦，在乡村空间范围内如何排解这一环境代价成为韩国乡村长期面临的挑战。因此，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对于我们的乡村振兴是尤为重要的。第三，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对乡村现实的把握存在偏差，导致韩国政策实施脱离乡村实情，并出现政策滞后性严重的问题。在“新村运动”时期，为了解决乡村振兴政策实施过程中资金短缺的问题，政府向乡村提供了大量无抵押贷款。这种缺乏基于农户实情和农户实际承受能力的大规模贷款最终引发了债务危机，使大量农户和村庄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影响至今。另外，乡村振兴政策存在滞后性是韩国乡村振兴政策实践过程中的一大问题。例如，在乡村过疏化的应对方面至今仍未出台专项政策，乡村过疏化、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出台应对过疏化的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已成为刚需。第四，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在提高农户收入和福利水平的问题上，将乡村旅游视为重要途径，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发展乡村旅游业上。然而韩国的经验表明，乡村旅游对乡村收入和福利的影响是有限的。当下韩国几乎所有村庄都举办庆典活动，但是1000多种乡村庆典内容雷同，滋生恶性竞争，让消费者很容易产生体验疲劳感。同时，在以“村”为单位的乡村振兴政策居多的背景下，村庄与村庄、空间与空间的相互补助和互动不足，无法形成一种地域资源网，终究很难提升乡村的综合竞争力，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实施缺乏后劲。总之，随着韩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乡村振兴社会政策逐渐成为韩国处理乡村振兴问题的重要手段。韩国作为东亚各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推进的“居中者”，其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从乡村振兴产业政策中衍生分离后，形成确立了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体系，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中韩两国在乡村规模和类型、城乡二元结构、土地所有制、政策运作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是两国在小农社会、“赶超式”工业化、社会文化传统、以村为中心的基层体制等方面也具有较强的同质性。毫无疑问，韩国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具体进程中的乡村变迁过程，尤其是这一过程中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形成与实践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领域。这不仅为中国的乡村振兴提供一面“镜子”，也能够丰富中日韩等东亚各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梳理东亚乡村振兴的经验教训及其运行规律，提炼出乡村振兴的东亚模式，能为世界现代化进程做出独特的贡献。参考文献和注释略图片均来源于网络延伸阅读【前沿】贺雪峰：乡村产业兴旺不能靠政府主导【前沿】杜园园

文章来源：公众号“新乡土”现在地方政府支持资本下乡，支持进城农民工返乡创业，地方政府就是通过财政和政策支持本来不依靠农业农村收入的外来人员打败了农村自生自发、土生土长出来的“中坚农民”。1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总要求第一句就是“产业兴旺”，如何做到产业兴旺，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想了很多办法，却效果不佳。当前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农村出现空心化是必然的，相当一部分村庄会因为农民进城而消逝。这个消逝应当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并且是由自己抉择是走还是留，因此往往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甚至几十年时间，我们应当有历史的耐心。大量农民进城去了，他们就让渡出之前在农村的获利机会，留村农民就可以扩大经营规模，拥有更多获利机会，提高收入水平。这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总体来讲，中国农村土地就那么多，中国市场对农产品需求也就那么大，农业产业在GDP中的占比越来越小是必然的，目前农业GDP占比只不到7%。以加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基本上不可能在农村得到发展。目前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指望“产业兴旺”，都靠“全域旅游”和“休闲农业”，几乎是一窝蜂地投资乡村旅游，结果就是乡村旅游发生了严重的同质竞争。之前还有一些地方因为有区位优势和环境资源，而发展出乡村旅游，游客多，能挣钱，结果，一些本来没有资源优势的农村也被政府巨额投资打造，形成同质竞争，分散客源，能挣钱的也不再能挣钱了。农村能否产业兴旺，取决于农村可以容纳多少产业机会。当前二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天然适合发展二三产业，二三产业集中到城市也是基本经济规律。除了农业，农村产业最多是相当有限的乡村旅游，且乡村旅游必然集中于具有区位优势和旅游资源的极少数地区。当前中国，城市游客最多可以带动中国百分之一的农村从发展旅游中获利。农村产业兴旺因此就应当是宜发展农业就发展农业，宜发展旅游就发展旅游，应当尊重经济规律。2地方政府推动乡村产业兴旺，通过财政支持来发展乡村产业，微观上也许可以推动一个村庄、一个乡镇甚至一个区域的产业发展，宏观上则大多是挤垮了其他可能更具比较优势地区的乡村产业。农业和乡村旅游市场都是有限的，当前中国农业和乡村旅游都存在显著的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强力推动本区域农村产业发展，往往是将本来具有比较优势的真正靠市场发展起来的产业挤垮了。这样就造成了资源错配，也就会造成极大浪费。地方政府不仅直接用财政资源支持本地农村产业发展，而且往往支持资本下乡，以及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这本质上就是政府支持相对强势群体到农村去竞争农村产业机会，结果就是那些本来留在农村的农民更加难以从农村产业中获利。地方政府支持本地农村产业发展的理由是为当地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生活富裕的条件。问题是，当前中国农民主要的就业机会来自城市，城市也是向所有农民开放的，绝大多数农户家庭主要收入来自城市务工经商，只有那些不能或不愿进城农民仍然留守农村，其中相当一部分留守农民通过获得进城农民让渡出来的获利机会，而成为农村中的“中农”，这些“中农”在社会结构上的位置十分重要，我称之为“中坚农民”，现在地方政府支持资本下乡，支持进城农民工返乡创业，地方政府就是通过财政和政策支持本来不依靠农业农村收入的外来人员打败了农村自生自发、土生土长出来的“中坚农民”。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支持农村产业发展，期待农村产业兴旺，可能不仅会破坏经济规律，让具有比较优势的农村难以发挥本来的优势，而且会破坏农村社会内部结构，因此是得不偿失的事情。何况当前农村已经出现了太多地方政府推动农村产业发展所留下来的严重债务与问题。中央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农村产业发展也要尊重经济规律也就是要尊重市场的作用。主观主义是要不得的。地方政府发展产业，重点应当是打基础，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着力，而不应当越俎代庖，过多介入到具体产业中去。2021年11月10日上午延伸阅读【集体经济的过去与未来】贺雪峰：乡村振兴与农村集体经济【前沿】贺雪峰：行政还是自治：村级治理向何处去【前沿】贺雪峰：乡村振兴与农村集体经济【声音】吴重庆，张慧鹏：小农与乡村振兴——现代农业产业分工体系中小农户的结构性困境与出路

：当前乡村振兴的障碍因素及对策分析【声音】陈义媛：中国农资市场变迁与农业资本化的隐性路径【前沿】温铁军：百年红色经济研究述要《回嵌乡土》|潘家恩：“反向”中的“返乡”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平民教育”朱启臻，1957年1月生，北京房山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导，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特别是在农业社会学、农村社会学、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文化、农民组织与农民教育等研究领域取得丰厚成果。著有《把根留住：基于乡村价值的乡村振兴》《生存的基础：农业的社会学特性与政府责任》，主编有《农村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原理及应用》等。正文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庄严宣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但必须看到由于长期受重城市轻乡村思维定势的影响，乡村振兴受阻于诸多制度性因素，特别需要破除一系列阻碍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障碍。我们梳理影响乡村振兴的障碍因素，不仅有利于理解乡村衰败的原因，也有助于探索农业和乡村现代化的路径，制定出促进乡村振兴的合理措施。城乡人才流动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乡村金融制度、耕地及宅基地制度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乡村的振兴。笔者选择以下几个方面做些论述，旨在引导人们思考影响乡村振兴的制度层面原因，为乡村振兴的制度供给提供一些依据。1扭转单向城镇化趋势，建立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中央强调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纠正了长期存在的城市中心发展思路，城乡融合的核心是城市和乡村文化共存共荣，城市和乡村发展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是在保持城乡各自特色基础上的功能互补。这就要求彻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解决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城乡“两张皮”问题。其中最为迫切的是要建立各类发展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交换和流动的机制。以劳动力要素流动为例，计划体制下限制农民进城，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城乡之间形成了一道人们难以逾越的鸿沟，制约了乡村的发展，是当时乡村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后，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确立，使农民获得了一些自由选择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特别是乡村劳动力的流动就业，为农民创造了更大范围的就业空间。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体制并没有被打破。几十年来，对农民的就业限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尽管很多农民已经进城就业几十年，依然被贴上“农民工”身份标签，导致了农民工“既融不进城市，也回不了乡村”的尴尬境地。这种人为割裂城乡之间的关系，使农民长期不能平等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也限制了乡村发展的空间。城乡关系上的另一极端倾向是单方向地促进城镇化。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各种力量集中指向让农民放弃耕地、宅基地，进城购房，以此作为城镇化的标志。以城市发展为中心的城镇化政策导向，导致了乡村人才、资金、资源与信息向城市的单向度集中，像一个无形的“抽水机”，把乡村的各类优质资源源源不断地抽送到城市，直接导致的是乡村价值失位。遵循西方的城市化逻辑，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城乡对立关系就是要通过“非农化”来破解，把农村的人才、劳动力、资源、资金吸纳到城市，把一个个乡村通过土地商业化、居住楼宇化，变成城市化的小区和集镇。在这种发展思路的引领下，我国农村文化被漠视，传统乡村文化消失，农村独有的社会结构被消解。诚然，城镇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不能简单的以城镇化为理由消灭乡村社会。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也造就了乡村文明成为中华农业文明的主体。乡村蕴含着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基因和密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如果我们简单套用单向城镇化模式对待农村，就会促进其衰败，瓦解其应该具有的社会功能。单方向城镇化的另一个表现是限制城市人才下乡和返乡，在乡村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乡村由贫困村变为富裕村，从衰败走向繁荣，就是由乡贤返乡所带动的，在浙江义乌笔者调研过一个叫何斯路的村庄，就是在一个能人的带动下把一个贫困村变成了富裕村。类似案例并不乏见，这个能人或是从乡村走出去的企业家，或是官员，或是知识分子，他们利用各自在外学到的知识、技能和管理经验，以及所积累的资本，凭着一腔乡土热情和情怀，返乡创业、兴业，重塑乡村共同体，带领父老乡亲致富，被称为新乡贤。乡绅制度植根于乡土社会，告老还乡是中国乡村传统，乡绅作为体现儒家道德规范、实施知识教化的有威望群体，通过维护伦理、劝课农桑、纠纷调解、扶贫济困、协调村落公共事务等，保障乡村有秩序运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乡贤是指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在目前乡村价值规范体系坍塌的情况下，新乡贤的核心作用在于凝聚乡邻，以道义整合利益，发展出在新时代下适应乡村发展的共享价值规范体系。因此，重塑城乡关系不是切断人们返乡的路，而是给包括市民在内的新乡贤下乡、返乡创造条件，使之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只有完善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才能促进城乡发展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配置。只有让有条件进城的农民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才能为留在乡村的农民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为下乡的人才创造机会，为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美丽乡村提供条件。因此，乡村振兴要把城镇化、农业和乡村现代化作为有机整体来对待，要为进城的人、返乡的人和下乡的人创造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实现真正意义的城乡融合。2认识乡村学校的重要性，完善乡村教育体系乡村学校不仅是乡村的教育机构，也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乡村学校与乡村社会是相互影响和促进的互动过程。一方面，乡村对学校教育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乡风、民风、习俗、习惯、传统道德以及乡村信仰等通过人们的言行举止影响和教化在校学生。诸如尊老爱幼、邻里互助、诚实守信、传统礼仪以及为人处世的规范等都可以成为重要的教化内容。因此，乡村学校是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空间。另一方面，乡村学校同时也是重要的乡村文化和社会整合组织。如乡村学校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的场所。这种公共生活因其超越家庭、邻里等初级组织，是传统与现代文化结合，乡村与城市生活方式融合、衔接的重要载体。可以在现代文化信仰、价值观念、科技知识、现代理念等方面实现更大范围的社会整合。近代乡村学校的社会整合功能还体现在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社会的文化人、士绅，有知识、有威望的长老代表，承担着调解社会纠纷、规制乡风民俗、凝聚社会团结的作用。现代乡村学校本应根植于乡村，存在发展于乡村，乡村学校教育功能应与乡村社会功能相结合，方便学生往返学校与家之间，既有利于融入乡村社会，接受乡村文化熏染，也利于教师与村民、家长交流。学校对乡村开放、学校资源为村民共享，使学校成为乡村文明的指示塔，对促进整个乡村文明、文化进步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乡村学校撤并，由原来的“村居学校”逐步演变为一镇一所的“离土型”学校，使学校与乡村距离越来越远。撤点并校不仅影响了乡村文化的传承，也隔断了乡村与学校的联系，甚至成为乡村衰败的重要因素。乡村撤点并校的初衷是因为乡村儿童数量减少，难以撑起一所像样的学校，因此为了让乡村儿童接受更“优质教育”，就只能让他们离开乡村，到镇里或者县城更好的学校去读书。且不论这样的“好心”能否得到决策者想象的好结果，这个做法到了基层就变成一些地方“胁迫”老百姓“城镇化”（实际上是要农民到城镇买房子）的手段。最露骨的口号就是：“小手拉大手”。其逻辑就是利用中国人望子成龙的心理，农民为了子女读书和前途，选择放弃乡村，进城买房子。在乡村调查中发现，很多年轻人全家离开乡村，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孩子读书。这样，乡村衰败成为撤点并校的理由，撤点并校又反过来成为乡村进一步衰败的原因，形成了乡村的恶性循环。乡村学校的存在对遏制乡村衰败的作用不可低估，在河北青龙县有一个大森店村，2002年，村里的小学只剩下一个班级、1名教师、15名学生。村支部书记认识到了乡村学校对乡村的重要性，通过做工作，保住了这所小学。如今大森店村变成了美丽乡村，乡村富裕了，学校也兴旺了，目前在校有140多名学生，逐渐发展壮大成一所完全小学。村支部书记说，学校的存在保存了村庄的活力，增加了乡村的凝聚力。学校、家庭和村庄结合到一块，推动了村庄的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条件。应该看到，乡村教育的衰落是乡村衰落的重要表现，也是原因之一。因此，乡村教育复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乡村教育是复杂的社会体系，包括乡村基础教育、乡村成人教育和乡村家庭及社会教育。有条件的地方应该恢复村小学，既方便农村学生上学，也可发挥教育和影响村民的作用。办好村里的农民成人学校是十分重要的，其作为培养新型农民的阵地，担负着党的路线方针教育、文化法治教育、农业科技教育推广、乡村生产技能教育、乡村生活方式教育、农民组织与管理的教育等教育职责。乡村迫切需要完善新型农民教育体系，创新农民教育内容和方式，重视乡村师资队伍建设和教育条件改善。只有发展好乡村教育，才能培养出大批懂农业、爱农民、爱农村的三农人才，乡村振兴战略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3克服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盲目性，把握农业发展规律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同时指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就明确指出家庭经营依然是中国现代农业经营的基础，这是由农业特点和家庭特点所共同决定的。农业劳动对象的生命性、农业生产的地域性、季节性和周期性等决定了农业劳动不仅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更需要高度的责任感、自觉性、主动性和高度的灵活性。而家庭特点与农业生产特点相吻合，决定了家庭是经营效率最高、风险最小、成本最低的农业经营方式，只要农业生产特点不变，农业经营的家庭方式就不会发生变化。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农户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奠定了中国现代农业的基础，农户经营所爆发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为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动力，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如此，稳定农户承包关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成为中国农业发展和创新的主线。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小岗村时强调，在小岗村大包干农业生产责任制基础上形成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们党农村政策的重要基石。进入新时代后的乡村振兴，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但是，一些人不懂得农业和农村的基本特点，崇尚把农民变成既拿地租、又挣工资的农业工人，热衷于通过流转农民土地搞“招商引资”式的规模经营，或以种种理由迫使农民把土地流转给所谓“大户”，把农业变成了排斥农民的产业。这一做法，导致了三方面的消极后果。首先是伤害了农民。农民拿着地租，或外出打工，或无所事事，成为游离乡村外的边缘人。农民失去土地同时，也失去了在乡村的主体地位，失去了对生产的支配和参与权利，自然也就失去了发展农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速了乡村的萧条和衰败。其次是伤害了农业投资者。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极大地推高了地租，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业经营风险，如果没有政府持续的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农业“大户”苦不堪言，难以为继，很多凭着热情和理想做农业的人，其积极性受到挫折和打击。其三，伤害了国家的农业安全。想当然地认为通过土地流转可以获得所谓“规模”效益，实际上收获的是规模风险，制造了规模化荒地。有的掠夺性使用土地，有的千方百计、绞尽脑汁改变耕地用途，对农业的贡献微乎其微。这些做法完全误解了现代农业的含义，也没有很好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重要意义，既没有实现现代规模农业，也迫使农民失去了发展农业的条件和积极性。理论和实践反复证明，农业的发展必须坚持农户经营，这是由农业特点和规律所决定的。农户经营固然也存在很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通过制度创新，而不是以否定农户经营为代价。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业兴旺，要以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为基础，家庭农场是既可以全部保留家庭经营优势，又可以部分克服小农户经营弊端的最符合农业规律的组织形式。家庭农场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也具备现代农业组织的基础条件。家庭农场为乡村多种经营提供了空间，适合特色农业、农业产业融合和可持续农业的发展，是农业文化得以传承的有效载体，为乡村产业兴旺提供必要条件。努力培育家庭农场的成长环境，不断丰富支持家庭农场的制度供给，对实现乡村振兴和保障国家农业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任何排斥农民的农业，既违背农业发展规律，也阻碍乡村健康发展，最终损害国家的农业安全。以大机械化为特征的规模农业是未来农业的必然趋势之一，但这是一个随着劳动力非农转移自然而然的实现过程。一定要清楚，所谓必然趋势与理想目标并不是一致的，因为必然趋势中包含了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可奈何。大规模农业由两个因素所决定，一是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农业；二是一个国家必须有人从事农业，特别像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必须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就要求种地的人必须种更多的地。从这个意义上讲，规模农业是必然趋势。在实际工作中有人把趋势与理想混为一谈，通过人为的干涉试图在一个早上实现所谓机械化、规模化目标，于是出现了违背农民意愿、强迫流转土地，搞形式上的规模化，结果伤害了农民，也伤害了农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讲话中指出，发展农业规模经营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离开了这些条件，盲目推进规模化，结果是政府花钱制造出规模化荒地，这种现象在各地均已出现。因此，必须清楚乡村振兴要发展什么样的农业。4深刻认识农家院落价值，深化乡村宅基地改革宅基地是农村社会的重要结构要素，是农民祖祖辈辈生产、生活、娱乐和社会交往的空间。在宅基地基础上形成的农家院落，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大理的古生村农民院落里座谈时说：“这里环境整洁，又保持着古朴形态，这样的庭院比西式洋房好，记得住乡愁。”“庭院比西式洋房好”体现了总书记对乡村农家院落价值的深刻理解。农家院落具有很多特殊价值，笔者选择几个例子说明之。第一，农家院落的生产价值。农家院落是在长期适应农业生产过程中演变而成的，农家院落里可以种菜、栽植果树，所谓“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还可以发展养殖业，养鸡养猪。所谓“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就是以农家院落为依托的。除了种养业，乡村手工业，如编制、纺织、食品加工、木工制作等也需要院落的支持，以至于发展出了庭院经济这一特殊经济类型。此外，院落还具有储存功能，存放农具、贮存农产品等是院落适应农业生产的具体体现。由于人们不清楚农业生产与村落和院落的关系，盲目按照城市建设的思路建设乡村，消灭了农家院落的同时也严重削弱了农业生产。第二，农家院落具有生活价值。农民的生活大部分时间是在庭院中度过的，院落是农民吃、喝、住、娱乐和民俗活动的重要空间，满足着村民们生活中对物质和精神的需求。特别是农家院落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诸如尊老爱幼、邻里互助、诚实守信等一系列优秀传统文化只有依托农家院落才能传承和保持。第三，生态价值。农家院落的生态价值不仅体现在院落和房屋建设“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也是生态循环的重要节点。传统的种植业与养殖业之间的有机循环就是在院落里完成的，传统村落是没有垃圾概念的，农民田地里生产出的所有东西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粮食给人吃，加工粮食剩下的皮、糠、渣子以及作物秸秆等可以用作家禽家畜的饲料，家禽家畜的排泄物作为有机肥，实现了种植业与养殖业之间的有机循环。农家院落也是农民生产与生活之间有机循环的节点。如今很多乡村之所以出现类似城市的垃圾问题，就是因为忽视了农家院落的生态价值。第四，乡村农家院落的教化价值。乡村被认为具有天然教化功能，一个自然人在乡村自然地接受社会规范、学会社会礼仪、获得生活技能和培养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这种教化是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正因为如此，一些司法部门把“行为矫治中心”的牌子挂在了乡村。乡村之所以有教化功能，其基本条件之一就在于农家院落的存在。农家院落具有开放性特点，是形成熟人社会的前提，熟人社会所具有的监督、示范、模仿、舆论约束等功能形成了乡村教化的重要途径。没有了院落的开放性，就没有了熟人社会的约束和示范，其教化功能就会消失。无论是乡村的产业兴旺，还是生态宜居，或是乡风文明、有效治理，依托乡村院落都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农家院落是乡村社会的一个缩影，乡村的整体价值就是建立在农家院落基础之上的。消灭了农家院落，乡村就不成其为乡村。因此，乡村振兴要从了解乡村农家院落价值开始。由于对农家院落价值缺乏认识，有关部门把农民的宅基地简单地定义为“集体建设用地”，其实，农家院落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建设用地，而是低投入、高产出的生产空间。当乡村宅基地被“增减挂钩”时，基层政府就产生了强烈的拆村动机，打农民宅基地建设指标的主意，采取各种措施让农民放弃宅基地，最常见的首先是让农民上楼。出于要宅基地的土地指标，也可能骨子里认为楼房比农家院更文明，拆掉农家院让农民上楼是很多地方建设乡村的模式。在一些乡村调研中发现，乡村肌理被消灭了，把农民集中起来住排排楼房，远离农田，农具没地方存放，农业难以为继；农家院落消失了，庭院经济也随之消灭，想搞乡村旅游、农家乐、田园综合体，都失去了基本的条件。这样的村还是乡村吗？能发展产业融合的现代农业吗？还能像总书记讲的那样“记得住乡愁”吗？其次，是收回离开乡村人的宅基地。有些村庄以人们的户籍不在乡村为由，不允许继承宅基地，不允许修缮老房子，既然户籍已经离开乡村，就不再是集体成员，村里要收回宅基地，切断离开乡村人们返乡的路，人才单向流向城镇，成为乡村衰败的因素之一。其三，禁止农民宅基地交易，让宅基地废弃后再由集体收回。我们看到很多空心村房倒屋塌，宅基地和民房废弃而得不到利用，又不允许农民转让给非集体成员而获得应有的财产收益，任其自生自灭。其四，不再审批新的宅基地和限制农民建房。理论上的“一户一宅，无偿分配”，实际上很多地方已经废止，大部分地区村里已经没有给农民宅基地的权力。笔者调查过古村落保护，因为宅基地的限制保护和开发古村落都非常麻烦。集体经济时期实行一户一宅的制度，由于当时农民穷，盖不起房子，三个儿子挤在一套房子里。现在儿子长大了，结婚生子了，还是这一套房子，新的宅基地不给批，农民只能离开乡村，到允许买房的城镇去生活。三个儿子共同拥有的这套老房子，由于意见不统一，变成徒有其表的摆设，没有办法利用。农民宅基地不能盘活，谈不上乡村振兴。有些地区不断宣扬要拆掉村庄变成城市，于是农民建房就受到极大限制，甚至农民想加盖一层房子都不被允许，担心增加未来的拆迁成本。这种规定和思维甚至延伸到了深山区的村落。这些对待农民宅基地的做法和措施，无论是哪一类，其后果都是遏制乡村发展，促进乡村衰败和消亡。可以说，对宅基地功能认识的缺陷以及对乡村价值的不理解，已经成为影响乡村振兴的最大障碍因素。除以上因素外，影响乡村发展的还有拆村并村、移民搬迁等。有些地区搞大规模的并村运动，把多个村庄并到一起美其名曰“新型农村社区”，模仿城市的住宅小区，其特征是农民上楼、规模居住。农民因此远离耕地，失去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便利条件，削弱了农业生产，甚至完全丧失了农业生产条件。也因为没有了农家院落，家庭养殖业和手工业难以为继，大部分所谓新型社区难以就地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农民为了生计只能外出打工，导致所谓新型社区和小城镇走向衰落。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措施，那些生活在深山区、荒漠地带、石漠化地区、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村民，靠当地资源难以改善生活摆脱贫困，通过易地搬迁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是十分有效的，也受到村民的拥护和支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受到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利益的驱使，有些地方从整村搬迁发展到整乡拆迁，把大量在当地可以脱贫的乡村强行换个地方，搬到了一个没有生计，只能靠低保维持生活的环境。搬迁导致的乡村消失不是农民自由、自愿选择的结果，因此，在乡村振兴实践中需要真正理解和落实习总书记强调的“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深刻含义。要遵守乡村自身的发展规律，也就是要尊重乡村价值体系。乡村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方便乡村生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结构，表现出特殊的价值和功能，我们把乡村价值归纳为生产价值、生态价值、生活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教化价值等六个方面，他们彼此联系和依赖形成了乡村有机整体。乡村振兴就是要在乡村价值体系的基础上，通过改变某些乡村要素，或改变某些要素间的关系，实现乡村结构的更新，为乡村注入新的活力，使乡村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在更高层次上获得发展。乡村振兴绝不能无视或抛开乡村价值体系另起炉灶，任何项目投入如果不与乡村价值体系相融合对乡村振兴都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这方面的教训屡见不鲜。因此，我们要真正破除阻碍乡村发展的障碍，增加乡村振兴的制度供给，真正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原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3期，注释从略。）延伸阅读【资讯】新华社丨朱启臻著：“把根留住”发掘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前沿】朱启臻：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理解集体化时期中国农资的生产和流通结构，对理解其后的农资商品化过程以及农资价格机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集体化时期农资流通体系的建立也影响着市场化阶段的农资企业经营策略。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CPEER”在2021年7月11日于成都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1”上，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发表了题为《百年红色经济研究述要》的演讲，文字稿由CPEER编辑部整理并经作者授权西南大学张艺英、海口经济学院王茜审定，特予推送，以飨读者。（点击图片观看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1演讲）#

或同样是高成本低效的旧供销社服务体系。这是笔者多年来呼吁的进路。（黄宗智2015、2018）最近的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已经初步提出了与其近似的方向和设想。(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

文章来源：原载于《天涯》2021年第6期编者按：2020年12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不仅是“脉络化”的乡建历史，也是乡建者的自我书写。作者潘家恩以“实践者-研究者”为独特视角，利用自身长期参与当代乡村建设一线实践的经历，重新梳理乡村建设的逻辑起点与百年脉络，并对其经验机制、困难张力等进行分析与反思。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一书的思考脉络，“乡村建设研究”今日推送本书部分内容节选——《“反向”中的“返乡”》，本文刊载于《天涯》杂志2021年第6期。感谢作者对“乡村建设研究”的大力支持，感谢《天涯》杂志授权转载！

文章来源：原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21年第9期编者按：2020年12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不仅是“脉络化”的乡建历史，也是乡建者的自我书写。作者潘家恩以“实践者-研究者”为独特视角，利用自身长期参与当代乡村建设一线实践的经历，重新梳理乡村建设的逻辑起点与百年脉络，并对其经验机制、困难张力等进行分析与反思。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一书的思考脉络，“乡村建设研究”今日推送温铁军先生为本书所做的序言——《另一个世界就在这里》，本文刊载于《中国图书评论》杂志2021年第9期。感谢作者对“乡村建设研究”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国图书评论》杂志授权转载！

文章来源：原载于《天涯》2021年第6期编者按：2020年12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不仅是“脉络化”的乡建历史，也是乡建者的自我书写。作者潘家恩以“实践者-研究者”为独特视角，利用自身长期参与当代乡村建设一线实践的经历，重新梳理乡村建设的逻辑起点与百年脉络，并对其经验机制、困难张力等进行分析与反思。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一书的思考脉络，“乡村建设研究”将陆续推出三篇文章。今日首先推送钱理群先生为本书所做的序言——《直面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本文刊载于《天涯》杂志2021年第6期。感谢作者对“乡村建设研究”的大力支持，感谢《天涯》杂志授权转载！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爱故乡行动”编者按我国广大乡村均有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自然风光、特色农产品等，在国家全面实行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文创如何引领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如何推动社区文化建设，乃至协力乡村组织建设？为探讨这个议题，2021年10月30-31日晚，由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主办，张辛庄村委会、乡建院、国仁乡建社企联盟、北京窝村里、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联合协办的“爱故乡•文创与乡村振兴论坛暨生态艺术园共创计划发布会”，以在国仁乡建B站线上直播的方式举行，两个晚上最高峰在线观众分别达5200人、4700人，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影响。主持人主持人：孙恒（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副总干事、村歌计划发起人）论坛在播放视频《情归故里，共建家乡——爱故乡的足迹》和《爱故乡之歌》中开幕。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等机构联合发起，前身是2012年发起的“爱故乡计划”项目，以“保育乡土文化、共建美丽城乡”为宗旨。爱故乡在过去的近十年时间里，以发现故乡之美、爱故乡年度人物、爱故乡工作站、爱故乡工作坊、爱故乡驿站、村歌计划、爱故乡文学小组等多样乡土文化形式切入，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动员，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参与，展现了“乡愁的力量”！2018年中央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乡村、关注到了乡村，未来的乡村工作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主体参与。爱故乡开始由社会公益组织转型为社会企业，未来将聚焦于乡村文创系列产品的开发、落地与可持续运营等方面，通过乡村文创将乡土文化传承与城镇可持续生活转型结合起来。本次活动既是一个以文创与乡村振兴为主题的论坛，同时也是北京平谷爱故乡文创总部基地暨生态艺术园共创计划的发布会。10月30日19：30-21：30第一场·理论篇分享嘉宾01张孝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教授、博导，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分享主题：《生态文明导航乡村振兴之路》首先，张孝德老师提出乡村遇工业文明衰，逢生态文明兴的概述。“生态文明”是十八大中提出的，为乡村振兴指明了未来的方向；而“乡村振兴”是十九大上提出的，与此同时，提出的“新时代”一词成为联系“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的纽带。张老师指出“新时代”应该是指超越工业文明、不同于以往的、崭新的时代。接下来，张老师为我们讲解了乡村振兴担当迈向新时代的使命与功能：一是乡村承载着新时代未来发展的新空间、新载体，并从土地污染、化学农业带来的危害，食物与健康的关系等方面，认为有机农业、生态农业是拯救人类生命、拯救所有生命的一次改革。二是乡村耕读慢生活蕴含化解现代文明病的解药，提出远离自然、脱离劳动是现代文明病的根源，耕读劳动是身心灵健康的劳动，是医治现代文明最好的解药。三是乡村蕴含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习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新宇宙观、新生命观、新文明观。最后，张老师对此次分享作了总结，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具有密切的联系，即生态文明建设成本最低、效果最高在乡村，并提出“中国面向新时代，需要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他强调我们要用生态文明的智慧、生态文明的思维以及生态文明的方式来解读乡村、建设乡村，共同找到乡村的未来。02刘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副教授分享主题：《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文化复兴》刘忱老师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讲解为什么实现乡村振兴一定要先有文化复兴。首先，刘老师先从中央颁布的文件入手，为我们讲述了乡村文化振兴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首先，乡村在历史上多次拯救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从2006年提出至今仍未改变其叫法。接着，指出了乡风文明、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精神文明三者的关系，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满足城乡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乡风文明侧重于社会风气的培育，乡村文化振兴侧重于乡村文化建设及产业发展，乡村精神文明重点在开展乡村精神文化活动和全面提升人的素质。最后，探讨了乡村文化建设的任务是什么的问题，一要保护乡村传统文化，二要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三要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其次，是对乡村振兴战略中文化振兴的解读。中央一号文件三大任务：农业要高质高效、农村要宜居宜业、农民要富足富裕。但当代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物质匮乏、观念迷失、制度不完善、缺乏乡村振兴思路、人才、技术、资金等困境，导致文化存在软、虚、乱的现象。要通过发现、激活、嫁接、融合的路径使乡村文明走向复兴。最后，刘老师提出了“三个重识”、“三个释放”总结了乡村振兴的意义。即重识现代化的含义、重识中国现代化道路、重识城乡关系，释放乡村文化生产力、释放文化凝聚力、释放社会活力。乡村振兴不仅是一个重建乡村的过程，也是一个重建自我、重建社会和再造文明的过程，是改变观念和文化的社会进步过程。正如梁漱溟老先生说的那样，“与其说我们在救济乡村，不如说乡村救济了我们。”03卜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分享主题：《乡旅文创与传播》首先，卜卫老师提出了两个关键概念：第一个是媒介，文化与产业的传播需要媒介，媒介有传统媒介，如村歌、绘画、传说、舞蹈等，它永不过时，同时也能较好的传达出乡村传统文化；还有另类媒介、大众媒介、新媒介、适宜媒介。第二个概念是参与式传播，是指村民参与做决定，而不是形式上的参与，要让村民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增长其自己掌握生活的能力。其次，卜老师列举了中国信息扶贫项目来阐述传播与发展的关系，但信息扶贫的前提是农村信息化的基础建设，包括信息化基础建设设施、信息资源的建设以及农村信息服务体系。接着，卜老师讲述了信息技术和传播的作用。在减贫中的作用表现为：一、加快农民知识的获取，加速发展可提高生活质量的基础服务项目。二、为最脆弱和边缘化的人口获得了基础服务。在讲解传播在发展中的作用时，卜老师指出，发展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技术为中心，要用批判的视角看传播在发展中的作用，其中最基本的就是思考“技术的结果是谁积累了更多的资源以及是谁在社会和发展中有了更多的权利”的问题，要警惕技术拉大不平等的可能性。乡旅文创尤其需要社会组织对其加以传播，而传播的背后是对实践的一种建构，发展出可传播的观点。在具体的传播操作上，需进行详细的受众调研，要让受众参与设计传播的内容以及传播的形式，进而发现并采用受众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例如村歌、打工春晚。值得强调的是，要让受众发声，让受众表达自己，乃至于让受众通过传播活动增长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和权利。04李昌平：中国乡建院创始人、院长分享主题：《乡村振兴要的是活文化》李昌平老师层层递进，指出乡村振兴要考虑的三大问题：第一，乡村振兴要恢复乡村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可能吗？李老师首先强调，文化是从乡土社会中、从乡村主体中长出来的。在传统农耕时代，从乡村的家族共同体中长出了“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文化；在人民公社时期，基于乡村中的村社共同体，合作社文化、集体主义文化以及英雄主义文化得以发扬；而在分田到户之后，乡村中没有了共同体，自然生发出的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式的、高度分散的自私自利的文化。在当今社会中，恢复家族共同体显然不可能，而高度分散的小农并非有效的主体，因此乡村只能走合作化道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要恢复的自然是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第二，“乡村振兴即文化振兴”，这其中的文化必须得是活的文化。比如说弘扬茶文化，我们在村庄里建设一个茶文化的博物馆，不如在村中开设茶艺课，不如让村民参与其中，让“茶”变成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文化振兴，需要让人成为文化的载体，让人来传承文化。我们要搞的是文化活化，而非文化标本。第三，乡村文化也要与时俱进。首先，必须要重建村社共同体，以其作为乡土文化的基本承载。只有重建了村社共同体，乡村才能长出优秀的文化。因此，乡村振兴要在共同体重建上花大功夫。其次，乡村的生产生活要与现代的技术进步相适应，从而乡村的文化也要与之适应，我们要赋予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现代性。10月31日19：30-21：00第二场·实践篇分享嘉宾01于鲁：知学学院创始人、院长分享主题：《乡村文旅的可持续发展》关于如何促进乡村文旅的可持续发展，于鲁老师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了讲解，一是让城里人把时间留在乡村，二是把乡村产品卖到城里去。首先展示了几组文创产业的案例照片，带领我们从五个方面“云观赏”文创产业——乡村参观、互动展示、参与体验、安心购物、增值服务。接下来，于老师重点分享了文旅搭台、农文创唱戏的三板斧：1.情感认同——从原材料到商品，再到品牌，再上升到体验，最后到情感认同，将文旅和产业有机结合（以柠檬旅宿为例）。2.小题大做——农产品、场景、人是乡村的三要素，小题大做旨在促进三者相融合，形成体验式项目（以大王山葵农场、“一米三吃”为例）。3.体验设计——包括产品、空间、服务、活动、沟通五大设计，并将这些设计有机的整合到一起，还应思考如何将当地特色和文创有机融合（以台湾的心之芳庭、南京的好一朵茉莉花为例）。最后，于老师总结指出文旅创作是一场长跑，需经历“规划-设计-制作”三阶段。于鲁老师谈到，做乡村文旅项目不易，从事其中的伙伴在这一长跑的过程中需要具备良好的耐力，需要不断更新自身的认知，也需要在经历“规划-设计-制作”三个不同阶段扮演好不同的角色。02丛志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分享主题：《共创带共富的创新设计实践》丛志强老师从浙江葛家村、城杨村、定汪村等不同类型的、卓有成效的村社实践中，为大家总结并讲述了其团队摸索出的村庄共创带共富的创新设计实践模式，目前这个模式已经成为浙江省乡村振兴十大模式中的“文化深耕”模式，培育村民主力军1500多人，共创空间、作品等5000多个，带动100多名村民创业。丛老师将其概括总结为大问题、小故事、一大核心、两大使命、三大法则、四大力量以及五大模块。首先是提出了两大问题，一是如何让村民回归主力军，让村民成为村庄的主人；二是如何让建好的村子火起来、强起来。然后通过“劝说村民房屋拆迁”的小故事说明了解决问题的三大原则：满足需求、技能共享、村民和谐。接下来讲述了该模式的五大板块。首先是一大核心，即村民赋能，村民能，一切皆有可能；其次是两大使命，即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然后是三大法则，实现兴村和共富要靠村民劳动、整村齐动、内外联动；接着是四大力量，包括设计赋能团队、党政力量、社会力量和媒体。最后丛老师重点讲解了五大模块：

大地上的中国【声音】何慧丽：兰考乡村建设行动的几个关键词【声音】吕德文：警惕乡村振兴“大跃进”【声音】张孝德：疫情与世界乡村文明复兴的大趋势【声音】潘家恩：弱鸟如何先飞——福建屏南乡村文创经验与启示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大国之本：乡村振兴大战略解读》作者：张孝德出版时间：2021-10出版机构：东方出版社ISBN: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文创屏南”2021年10月17日，屏南县熙岭乡四坪村、龙潭村分别举行第十四届村委会换届新村民小组代表选举大会，通过选举分别产生3名新村民代表。这是屏南县熙岭乡继颁发居住证后，在探索新村民参与基层治理、融入村庄共建上的又一新举措。以下视频来源于：文创屏南▲龙潭村选举现场，共有27位户代表参加选举。▲

编者按：全国百佳合作社带头人、兰考县胡寨村合作社理事长王纪伟于2021年10月11日赴南阳市方城县考察学习途中，遭遇严重车祸，不幸猝然离世。我们深感悲痛。王纪伟在2005年返乡创办“胡寨哥哥”农牧专业合作社，经历十多年的发展，社员从当初的42户发展到160多户，胡寨哥哥农牧专业合作社也联合其他十八家专业合作社发起成立了仪封乡农牧生产合作联社。王纪伟的离去，是胡寨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巨大损失，是仪封镇农民合作联社的巨大损失，是兰考县供销合作事业的巨大损失，也是新时代乡村建设事业的巨大损失！今天“乡村建设研究”特推送专题文章，与读者共同纪念。今天推送何慧丽、贾林州：《乡村合作化道路的胡寨经验》，原文转载于微信公众号“国仁乡村发展中心”，王纪伟大哥走好！全国百佳合作社带头人、胡寨村合作社理事长王纪伟乡村合作化道路的胡寨经验——兰考县胡寨村乡村振兴调研报告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导贾林州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中心研究员一、基本情况胡寨村位于豫东平原兰考县仪封乡，全村耕地面积1800亩，常规种植以小麦、玉米、花生为主，有5个村民小组，230户，1019人，外出打工者占劳动力的70%以上。2004年成立胡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通过清产核资、股份量化、身份界定，至今已实现全村所有人员入社。胡寨村利用合作社社员的各项专业技能进行生产合作，开展项目有：大棚蔬果种植、养殖小区、花生油加工、粉条加工等。合作社还发展标准化养殖和农产品加工，目前有面粉加工、纯手工红薯粉条生产、食用花生油压榨以及酿酒等传统加工。胡寨村积极探索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经营模式，将土地进行因地制宜、合理规划，达到了粮、果、油、菜、养殖、加工协调发展，实现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集约化生产，带领群众找准产业发展的新路子。目前，胡寨村经济合作社设理事长一名，下设财务组、供销组、种植组、养殖组、加工项目组、信贷互助组、农田灌溉组等分别负责不同业务，组内成员月工资大概2000-3000元，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人才要素流失问题。就股权设计而言，胡寨村实行人均股份制，即每个合作社成员占一股，股权可继承和转让。社员入股前三年不分红，所获收益用于集体经济合作社的发展，三年后以节日福利、老年股、普通社员股的形式进行分红。村社集体未占股份，但合作社获得的经营性收益集体优先服务于集体，再考虑社员分红。2019年7月，中国农业大学何慧丽老师向胡寨村合作社理事长王纪伟颁发校外导师聘书。截止2019年底，胡寨集体经济合作社累计发放信用贷款2291.1万元，合作社资产总额1511.3万元，其中，产业资产801.3万元，信贷资产710万元。在产业资产中，固定资产349.2万元，经营性资产452.1万元。2019年，胡寨集体经济合作社营业总收入661.3万元，营业总成本546万元，营业总利润115万元，产业经营利润78.5万元，信贷业务利润36.5万元。2019年发放社员福利和分红累计73万元。二、合作社的发展过程在合作社在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大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艰难创业期。2005年，胡寨哥哥合作社成立，在合作社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由于外部政策环境的影响，胡寨村经济合作社在成立初期遭遇了很大的困难，政府不支持、群众不理解等因素都阻碍了合作社初期的发展。但王继伟领导的合作社能坚持下来，得益于两个方面的工作支持。一是，大乡建团队对他及其他全国合作社骨干给予的长期系统性培训学习和交流机会，使他认识到农民合作的村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因此努力坚持了下来。二是，何慧丽教授带领的大学生支农社团等社会力量，通过大学生支教、举办联谊会、入户宣传等方式持续对村庄动员，鼓励村民入社，合作社的群众基础较好，社员凝聚力较强。在胡寨哥哥合作社的二楼，胡寨村合作社理事长王纪伟讲起一路走来的艰辛。第二阶段：稳步发展期。2007年，在兰考县委常委视察合作社后，理事长王继伟被吸纳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2009年又担任村支部副书记，直到在2015年担任村支部书记，开启了国家制度性资源逐步强化的赋能之路。基层组织身份的赋能大大强化了合作社在村庄内部的影响力，使合作进入稳步成长发展期。第三阶段：快速成长期。2015年，王继伟理事长接替村支部书记后，合作社通过人均同股，实质上改造为集体经济组织，之后1-2时间就将全村几乎全部农户吸纳为社员，并于2016年起开始乡镇组建联社，向全乡进行组织和业务覆盖。目前，仪封乡34个村均成立相应的合作业务站点。三、“三位一体”新型合作体系的业务构建（1）生产合作胡寨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成立以后，农田所有权在村集体、承包权在农户、经营权在合作社，即形成了生产在户（由各农户进行生产），服务在社的半托管模式。对于田地灌溉、除草等适宜于农户分别实施的，由各农户进行生产；对于种子、化肥、农机等则采用社会化供应和集中化采购，实现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充分发挥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优势。（2）供销合作胡寨村供销合作目前以社员日常劳动所产为基本业务主线，由胡寨村联营店配合乡镇商超，统一提供农机以及农资供应服务。社员收获的蔬菜、水果由乡镇联社统一销售至乡镇批发市场；收获的大田以及经济作物（小麦、小米、花生），由村合作社统一收购，进行加工形成面粉、小米酒、花生油等产品后面向市场销售，实现了一、二产的融合，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并降低了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充分发挥了规模优势。（3）信用合作信用合作的核心在于金融合作，胡寨村农户社员作为合作金融的股东进行治理参与降低了金融风险，利用熟人社会的内生信息对称机制（村社制度单元内形成内部血缘与地缘的关系网络，并形成熟人社会与半熟人社会的内在信息对称机制），依赖信息对称性，在长期的人际交往与博弈过程中，形成人与人之间隐性担保与抵押机制。胡寨村合作社社员贷款额不超过5万时，由合作社信贷组直接处理，理事长签字，超过5万时，由理事长召开理事会议，根据社员信用程度确定放贷金额。利率方面，以生产经营为目的的贷款利率为1.5%，以生活为目的的贷款利率为1%，以上学或看病为目的的贷款利率为0.7%，短期小额贷款（1周内，2万元以下）利率为0。（4）其他合作项目在胡寨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并不局限于生产、信用与供销三大合作业务，实际上，只要是社员农户需要的，作为村庄集体经济组织定位的合作社都要努力去满足和提供。为了促进持续优先强化合作社的吸引力，强化其作为集体经济组织在统筹能力，合作社不仅为社员提供电费、水费缴纳福利，还开办养老院、幼儿园等福利项目，同时老年人协会、文艺队等文化活动也红红火火，大大增强了增强了合作社的凝聚力。2019年10月，胡寨村合作社理事长王纪伟向贾林州和其他数十位县级干部讲解兰考经验。四、胡寨村经验胡寨村在以王继伟为代表的集体经济发展团队的带领下，以制度性组织资源动员全村，兼顾集体经济发展与村庄文化福利建设，以村两委中成员的社区、家族分布特征，请德高望重的、擅长做群众工作的老党员、老干部负责具体党务、村务工作，既发挥了老党员、老干部从事群众日常工作的积极性，又平衡并紧密团结了村庄内部以血缘为纽带的姓氏家族势力，在组织层面保证村里股份合作制经济“统”的主要方向。制度性组织资源“统”的力量的支撑，有力地促进了新型集体经济的质变，短短二三年时间，合作社社员实现全村200余户全覆盖。在此基础上，胡寨村成立专业合作社自主开办了无公害大棚蔬菜类、面粉加工类、花生油类加工、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合作金融、生产生活资料统购统销等业务，获取良好经济效益，并为集体社员创造了生活福利与文化建设，如：自2012年起村集体提供免费的幼儿教育服务；合作社广泛发动社员或非社员的广大群众参与文化娱乐健身活动等。胡寨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发展，一方面创造了合作社管理、大田灌溉管理、村自来水管理等工作岗位，面向村民和周边返乡人员招聘，鼓励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就近就业和返乡创业，并提供合作金融信贷服务。另一方面伴随着公益性、福利性项目的导入，直接带来社员生产生活成本的降低，便利了社员日常生活，生活水平和生活品质也明显改善，社员对合作社的认同感逐渐加强，同时也为村党支部依赖合作社开展村庄治理，提供了有效的资源条件。总体来讲，胡寨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发展经验：1、组织建设方面：通过全体村民共同参与的合作社形式的集体经济组织建设，重构了集体经济组织。村集体整合联接分散农户，通过村民社员间农业生产、统购统销、资金互助、生活福利及文化建设的“统”功能而形成的村社利益共同体，大大提升了村党支部领导下的治理能力，实现村庄的良性发展。2、人才建设方面：借助社会力量对具有合作思想和能力的村庄能人进行辅导培养，使其成长为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带头人。3、国家政策资源有效赋能村社集体经济组织，调整并完善村社治理结构，通过互助金融方式为村民提供产业发展支持，获得国家信用扩张的制度收益，并以社区公共服务的方式惠及村社居民。4、在胡寨村村社重建中，另一个占有国家制度资源下乡收益的就是互助金融。合作社于2013年成立的合作社资金互助部，切实为村民带来了巨大实惠。资金互助项目的成功，微观上源于村庄熟人社会机制，从而化解了商业金融服务小农的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抵押机制问题，而宏观上却源于与金融权力主导产业价值分配的结构同构。信用货币的金融化时代，通过互助金融分享中央主权货币的资本化利润，支撑村庄集体经济产业与利润，是强化村庄集体经济基础，增强村集体统筹能力的重要路径选择。延伸

村歌嘹亮：他们帮助农民创作自己家乡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