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的真理，或然的科学》
作者：刘皓明
提 要
本文对西方古典校勘学和中国古籍校勘学做了一番深入的比较分析。对于西方校勘学，文章阐述了古典校勘学的标准方法，即拉赫曼方法，作者结合古典文本校勘史上的实例，既分析了其优点，也指出了滥用这种方法的弊端；针对中国古籍校勘学，作者首先追溯了自西汉以来历代学者对校勘学意义的阐述，然后评估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现代校勘学的主要著作，并且结合清朝乾嘉年间直到当代古籍校勘的实例，概括了中国古籍校勘实践的现状。通过同西方古典校勘学拉赫曼方法进行比较，作者指出了中国古籍校勘中普遍存在的粗糙与不足之处。作为一种经验科学的研究，文中列举了大量涉及西方古典中古希腊诗人品达、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以及中国典籍中《左传》《史记》《文选》等经典文本的校勘文例。文章最后从理论上对校勘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试图以此为存在于中西方人文学科、特别是其中的古典文学研究学科之间的深刻差异提供理论上的解释，并且为弥补两者之间存在的鸿沟，提出了解决的方案。
在检讨了西方古典校勘学的核心操作原理及其优点与问题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考察一下中国古书校勘学的学科阐述与校勘实践，并探讨它与西方古典校勘学有何异同。
在中国古代，校勘也称为校雠，其最基本的操作手法最早是由生活在与西方的希腊化时代同时的西汉的刘向（公元前77—前6年）为我们描述的：“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到了一千年后的宋朝，郑樵所著《通志》卷七十一有《校雠略》一篇，然而他在其中并没有说明校雠操作的规程细节，他的书中与我们的话题最相关的段落有这样一些：古人编书，皆记其亡阙……及唐人收书，只记其有，不记其无，是致后人失其名系。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求，求者亦易求。书有亡者，有虽亡而不亡者，有不可以不求者，有不可求者。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可见这一篇论述虽题曰校雠，然而并未涉及具体的字句校雠，而只是说了说通常以归类于目录学的事情。再过了七八百年，到了18世纪，也就是本特利开创了现代西方古典校勘学的时代，中国有学者章学诚写了一篇《校雠通义》然而其中也没有细论校雠工作的操作程序。其中与我们所论最相关的段落这样说：古者校雠书，终身守官，父子传业，故能讨论精详，有功坟典。而其校雠之法，则心领神会，无可传也。
古人校雠，于书有讹误，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于其下；其两说可通者，亦两存其说；删去篇次者，亦必存其阙目，所以备后人之采择，而未敢自以谓必是也。
章学诚的《校雠通义》
这些话虽然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但是今天看起来，所言实在泛泛，对我们今天了解和掌握校勘工作的实际状况，几乎毫无裨益。与西方同时期形成的校勘学相比，章氏这里所提出的校勘要求，其实是非常初级的，说明他对校勘学的必要性和工作任务只具有相当肤浅的认识。不过，中国旧时的几部校勘学专著所论虽然泛泛，却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和近代帝政时期的学者们在从事校勘古书的工作时全无具体的操作细则。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条例》、宋代彭叔夏《〈文苑英华〉辩证》、近世王念孙、俞樾等对古书文本中所含舛误的详细分类，都显示着古人在校勘学的实践中所达到的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彭叔夏的《〈文苑英华〉辩证》，对校勘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对各种情况的处理办法也做出了同样详细的描述。但是这些论述都是针对具体某部著作的，而且只有对校勘中遇到的问题的分类和描述，还没有在更为一般性的层次上对校雠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法进行方法论上的分析和探讨。正像我们前面引用阮元的《左传》校记所显示的那样，在校勘的实践中，彭叔夏、王念孙等的校勘学条例显然是不够用的：由于没有提升到学科方法论层次的规则可以遵守，学者们的实际校勘操作往往水平高下不一，很多工作甚至可以说始终停留在比较粗糙的阶段。超越郑樵、章学诚等的相关著作，甚至超越了彭叔夏、王念孙、俞樾等人的校勘工作札记，对校雠操作做比较全面、系统、细致的描述，在中国是到了20世纪才出现的。
其中按时间顺序先后有这样几部重要的相关著作：陈垣的《校勘学释例》，程千帆、徐有富所著《校雠广义》，倪其心的《校勘学大纲》，以及钱玄的《校勘学》。作为中国现代第一部校勘学专著，同章学诚乃至彭叔夏、王念孙、俞樾等前人们的阐述相比，陈垣的《校勘学释例》标志着一个很大的进步，这部著作最大的优点在于以《元典章》为核心范例对古书文本中所能出现的讹错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分类：有目无书有书无目例；条目讹为子目例；非目录误为目录例；误连上文例；错简例；阙文例；字体残阙迳行删去例；空字误连及不应空字例；正文讹为小注、小注讹为正文例；抬头遗迹改革未尽例；表格误例形近而误例；声近而误例；因同字而脱字例；因重写而衍字例；因误字而衍字例；重文误为二字例；一字误为二字例；妄改；妄添；妄删；妄乙由于陈氏讨论的《元典章》是以写本形式传世的，所以他的这部校勘学专论对于写本的校勘尤其有帮助。不过这部现代中国古书校勘学的开山性著作此外并没有阐述校勘学中所能涉及的其他的主要任务与操作程序，例如对于西方古典校勘学发展出来的通过舛误考察文本流传过程的认识和操作，即汇校，陈著是完全缺失的，在这一关键点上同彭叔夏、王念孙、阮元的描述或实际做法相比较，除了在周密程度上有所扩展之外，是看不出有实质性和系统性的进步的。因而从方法论上说，陈著像他的前辈著作一样与西方古典校勘学也是没有多少可比性的。对于本文的论题来说，这本书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其实是胡适为它所作的序文，而不是这部著作的内容本身，因为仔细检查胡适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认识中西校勘学之间和中西学者对校勘工作的认识之间真正的差距。陈援菴先生校《元典章》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第一，他先搜求善本……第二，他先用最古刻本对校，标出了所有的异文，然而用诸本互校，广求证据，定其是非，使我们得一个最好的、最近乎祖本的定本；第三，他先求得了古本的根据，然后推求今本所以致误之由。这个评价是公允的，虽然胡适这里所褒赞的，若以西方校勘学标准来衡量，只不过是做到了校勘工作的最初步的阶段，就连汇校还算不上。不过对我们而言，更有意思的是在这篇序中，胡适还把中西校勘学做了一个比较：西洋的印书术起于十五世纪，比中国晚了六七百年，所以西洋古书的古写本保存的多，有古本可供校勘，是一长。欧洲名著往往译成各国文字，古译本也可供校勘，是二长。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胡适在这里关于西方校勘学所说的话不是很准确。上面这段话中所涉及的西方古书校勘的第二点，即“欧洲名著往往译成各国文字”而有助于古本校勘，如果在圣经校勘学上还有些道理的话，在古典文本校勘学上就完全不着边际了。西洋古典作品中只有极少部分的古希腊哲学文本有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拉丁文与阿拉伯文译本，流传至今的例如有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年）翻译的柏拉图著，然而它们的意义主要在于在中世纪时期为无缘得见和无法读懂古希腊哲学著作的西欧神学家和哲学家们提供了了解希腊哲人思想的窗口，这些译本对于校勘那些古希腊哲人原著的文本，其作用和价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至于大多要到17—18世纪才产生的古典著作的欧洲现代语文译本，则更是对于古代文本的校勘毫无用处了。除了这个错误，胡适在序文中还说：欧洲很早就有大学和图书馆，古本的保存比较容易，校书的人借用古本也比较容易，所以校勘学比较普及，只算是治学的人一种不可少的工具，而不成为一二杰出的人的专门事业，这是三长。
这话也是不对的。众所周知，欧洲的古写本在中世纪无论是产生、保存，还是传承，主要是在教会和修道院里做的，还有不少是要归功于王室的，在世俗意义上的大学里做的只占少数，只是近二三百年来，大学乃至作为民政机构的博物馆、图书馆的作用才越来越重要，直至取代了教会和王公贵族曾经执行的职能，虽然相当大一部分的古写本仍然保存在梵蒂冈、各地的修道院，以及昔日王公们的产业里。胡适既然在一些关于西方古籍传承的基本事实方面所言不实，那么他对中西校勘学的比较评论也就难免有谬误了。胡适把中国校勘学相比于西方不甚发达的原因归咎于：在中国则刻印书流行以后，写本多被抛弃了，四方邻国偶有古本的流传，而无古书的古译本，大学与公家藏书又都不发达，私家学者收藏有限，故工具不够用，所以一千年来，够得上科学的校勘学者，不过两三人而已。
纵观中国古来的校勘学所以不如西洋，甚至于不如日本，其原因我已说过，都因为刻书太早，古写本保存太少；又因为藏书不公开，又多经劫火，连古刻本都不容易保存。古本太缺乏了，科学的校勘学自不易发达王念孙、段玉裁用他们过人的天才与功力，其最大成就只是一种推理的校勘学而已。推理之最精者，往往也可以补版本的不足，但校雠的本义在于用本子互勘，离开本子的搜求而费精力于推敲，终不是校勘学的正轨。
这些话就大有问题了。刻书太早、古写本保存太少固然与校勘学欠发达有很大关系，然而贬低清代朴学大师们“推理的校勘学”，以为“校雠的本义在于用本子互勘，离开本子的搜求而费力于推敲，终不是校勘学的正轨”，不仅对清儒校勘古书的贡献的估价有欠公允，也体现出他对西方校勘学实在缺乏理解。我们前面已经充分说明，西方的古典校勘学在根本上说是一种推理的校勘学，而不是仅仅将各种本子做平行互勘而已，“用本子互勘”固然是校勘工作的基本工作，然而只有这样的机械的“本子互勘”本身并不能构成校勘学，否则在不久的将来，计算机就可以完全替代学者从事校勘工作了。与前辈学者相比，清代朴学家们的长处恰恰在于他们所实行的“推理的校勘学”；然而若是与西方校勘学相比，他们的短处，也正是在于他们把这种“推理”的方法贯彻得还不够彻底、不够系统化。而且他们的遗产由于从未以方法论的形式确定下来、表述出来，便没有为后人全面地、系统地继承，虽然他们在校勘考证各部古书方面的许多具体成果多被后人采纳了。中国古籍校勘学缺乏方法论的提升就造成今天中国古书校勘的实践普遍停留在平行罗列存世各本和其中异文的做法上举例来说，近年来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中的《史记》的校勘便是这样。该书开头的“修订前言”（特别是其中第五、第六小节），以及各卷之后“校勘记”提供了这个现代“校勘版”的所有校勘学信息。然而无论其“修订前言”中对所依据底本和参校各版本的说明，还是具体的各卷校记，都不像前面展示的柯林纳的贺拉斯校勘版全集那样，提供各本的传承世系源流的信息以及它们分别具有的校勘学价值评估。所以当不同版本之间存在异文时，我们得到的只是各个版本的平行排列。例如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一》之后“校勘记”之十三条：大而宽 “宽”，景祐本、绍兴本、耿本、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作“婉”。
读者无论从这则校记中还是从书前的“前言”中，都无法得知这两种异文究竟哪个更有权威，出现这两读的两组版本之间以及它们各自内部又有什么样的传承关系。这样的校记与阮元的《左传》校记相比是看不出在方法论上有任何进步的。我们以修订版点校本《史记》为例并非是由于它若以中国目前的古籍校勘水准来衡量做得低于行业的水平线。正相反，它可以说代表了这个行业目前的高水准。但是这个高水准的中国古籍校勘成果在与西方古典校勘学相比时所暴露的缺失，最有力地说明绝大多数校勘中国古籍的学者对于要通过互勘来推导出文本流传史，并对传世各本和其中的异文进行评估——即西方古典校勘学中的汇校——是既无意识也无意愿去做的。这种无意识所能造成的不良后果，轻者是在学者编辑或讨论文本时，对不同版本写本之间的异读或是忽略不顾，或是在有所取舍时，存去十分随意，缺乏统一的因理；而重者甚至可以让劣本淘汰善本，让舛讹取代少数传世版本中保存的正确文本。对异读存去随意的例子可见于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在这部著作中，经文、传文据作者自己在“凡例”中说“都以阮元刻本为底本”，但是在面对其他传世文本中明显更有权威、更正确的异文时，其取舍是相当随意的，既非一概保持阮刻文本，亦非对他本择优而录。书中的“凡例”只提到有时采用他本的异文，有时只在注中提供异文，并没有说明这样或那样做的依据是什么。前面所举的《文公四年》传文在杨著中所采用的文本形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杨著的正文这里因循了阮刻本，虽然以阮刻本为代表的通行本此处的“玈弓矢千”明显不通，其为讹脱甚为明显。但是尽管如此，杨氏只是在注文中提供了文义完足的唐《开成石经》本和金泽文库本《传》文“玈弓十玈矢千”，并未因为后两个文本明显的校勘学优点而用以修订或取代阮刻本。但是在书中别处，杨氏却又一反《文公四年》传文沿用阮刻本、置明显更正确的异文于注中的做法，用金泽文库文本取代了阮刻本中的文字。例如《僖公三年传》文：“公怒，归之，未之绝也”，他采用的是《开成石经》本和金泽文库本，而阮刻本作“未绝之也”，则判为讹而被弃用。在《文公四年传》文弃唐《开成石经》和金泽文库本而不用和在《僖公三年传》文弃阮刻本而用《开成石经》与金泽文库本之间，乃至在全书其他类似的存留取舍之间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统一的标准和理由，可以说是完全随意的。如果杨氏的做法是在他那部重要的《左传注》中是个遗憾，那么像前面提到的四库本《太平御览》的校订者把宋本中卷五三九里正确的《文公四年传》引文擅改为脱去“十玈”二字的讹本的做法，则可以说是贻害无穷了。《四库全书》的编校者们必定是同后来的阮元一样，认定宋以后广泛流传的脱“十玈”二字的《文公四年传》文本为正，而据以将宋版《太平御览》中所保存的未讹脱此二字的引文强行“校改”，在刊刻四库版时删去了这两个字。假如没有像金泽文库本那样的善本《左传》传世，而唐《开成石经》碑乃至拓本以及宋版《太平御览》也都散佚了，存世的只有《四库全书》和阮刻本，那么《文公四年传》文的讹脱就永无恢复之日了。古代类书引文本来是校勘家们的宝藏，可以赖此对勘传世文本甚至可以从中钩沉出散佚著作。可是一旦用讹本“改正”了类书，那么类书就失去了校勘学价值。这个例子显示了，没有科学的校勘学规则可依，所谓校勘反而是在糟蹋古书！
无论是较轻的还是严重的后果，以上这两个例子足以说明，在中国最好的古典校勘者和研究者那里，对西方古典校勘学中的拉赫曼方法，无论是其背后的方法论思维还是实际的操作程序，都可以说是全然无意识和无理解的。这一事实在中国的校勘学教程或大纲类的著作里也得到印证：尽管陈垣之后又有程千帆、倪其心等人的校勘学著作问世，在对各种形式的古书校勘操作的涵盖程度和详尽程度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程著，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古书校勘学大全，涵盖了直到其发表之日古书校勘所能遇到的所有写本和书籍状态，而不是像陈垣的书那样只涉及《元典章》写本——然而若与西方古典校勘学相比，程氏以及其他更新近的校勘学专著所阐述的校勘学的“推理的”性质仍然很弱，文本校勘的操作仍然缺乏拉赫曼方法那样的系统化的思维和方法论。因此，由以上的追溯与考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是否以“推理的校勘学”为核心内容，其实正是中西古籍校勘学的区别和差距所在。《古典与中世纪研究》第四辑
高峰枫 主编